一代中师生的“芳华”
“中师”是一个充满年代感的词，每当说起，总能掀起一波“回忆杀”。当年，一大批百里挑一的初中优等生，怀揣着支持国家教育的一腔热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背起行囊走向了中师学校。毕业后，他们大都奔赴乡村教小学，用几年来的所学所悟，撑起了乡村教育的一片天；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中师生辛勤耕耘在乡村，成为当地的教育脊梁。而那一段中师学校的生涯，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回忆，其中有苦涩，更有芬芳。今年是全国中等师范学校120周年诞辰，我们特别邀请四位“中师人”，讲一讲当年的故事……
年轻可独“贫”，绝不是“穷”
成尚荣
原江苏省教科所所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建了民立通州师范学校，就是后来的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开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先河，至今已120年了。我正是在南通师范学校度过了3年，1962年毕业，我为自己曾是中师生而自豪。
昔日的通州师范学校大门
悠悠岁月，故事还真不少。我是个爱听故事却不会讲故事的人。不会讲，绝不意味故事已消逝，相反，故事已内化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已人格化了——生命是会讲故事的。
上师范的那几年，正是国家遭遇3年自然灾害的时期，粮食、菜蔬、肉类、鸡蛋等特别短缺，老百姓处在饥饿贫困之中，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我们与祖国同命运，从来没有为此而抱怨、失望。师范学习的3年，让我懂得了坚强，懂得了与艰苦博弈的精神价值，为我打上了为师、为人极为重要的信念底色——永远与祖国同甘共苦。
有两个细节我永远不会忘记。学校曾经建议——不——是要求我们去校外打树叶，再送到食堂打碎，和着大米一起熬稀饭，这就是“瓜菜代”。一个星期天，阳光特别灿烂，我和其他两个同学组成一个小组，拿着长长的竹竿，带着大口袋东寻西找还长着绿叶的树。后来，终于在其中一个同学家的院子外找到了几棵树，树叶并不茂盛，而且大都长在高处，因为低处的树叶已被别人采光了。我个子高，打树叶的任务自然落在我身上，我伸出长竿，踮着脚用力去打，树叶飘然而落，我们将树叶拾进袋里。另一位同学还编起了顺口溜，似乎是“树叶青啊树叶高，打下树叶蒸米糕……”然后我们放声大笑，笑声里没有一丝悲凉。后来这位同学成了作家，写起了小说，小说还被拍成了电视剧。晚霞中，我们把两大袋子树叶送到了学校食堂。可想而知，用树叶煮成的饭是什么味道。但是上午第四节课下课钟声一响，我们都奔向食堂，个个吃得津津有味。
也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回家。以往回到家里，晚饭基本就是一团豆腐渣拌着蒜叶炒着吃，可今天家里不知道哪里弄来了几把米。母亲用米煮了一大锅粥，虽然很稀很稀，但那时正是我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啊！我拼命喝，直到实在喝不动了。赶回学校上晚自习，因为喝得太饱，上楼时只能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慢慢爬……这顿晚饭成了我读师范时永远的记忆。
是的，尽管当时经济十分困难，但国家依旧投入资金让我们免费上师范。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学习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一次，班上要出班刊，几个文学爱好者在一起商量，决定将刊名取为《学步》。现在想来，“学步”真好，学习是一条漫长的路，从教之路、人生之路更加漫长，我们学着走路、学着去探究和发现，至今我还是一个“学步者”。还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将王愿坚的小说《党费》改编成剧本，请了才华横溢的羌以任老师当导演。在音乐教室，羌老师倚着钢琴，手托着下巴，倾情解说、指点，我估计他没有演过戏也没排过戏，但是他说的我们都觉得很有道理。后来在学校礼堂正式演出，我担任其中一个角色，演出时因为沉浸其中，竟然生成了一个新的细节。可以说，羌老师默默地影响了我一辈子。
一次班会课，教语文的陈老师和我们谈话。讲着讲着，她朗诵起臧克家的诗《有的人》，那么自然、优雅。呵！我年轻的心被点燃了。是啊，朗诵不能装腔作势，应该一如平日的讲话；是啊，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像小说里的共产党员，像鲁迅……中师3年，学到的知识一直没有忘，它们已经转化为我们心中的理想、信念、情感，还激发了我们的才华。
何为贫穷？年轻时可能“贫”，但那绝不是“穷”。这是中师生涯馈赠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淮阳师范：我梦想起步的地方
顾之川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
淮阳师范学校是我的母校，也是我从事语文教育的起点站。淮阳师范现已无存，但只要一提起这个名字，总会让我怦然心动。因为那里有我青春的记忆，是我梦想起步的地方，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淮阳师范创办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初名“陈州府初级师范学堂”，是河南省创办最早的中等师范学校之一，先后用过“河南省立师范学校”“河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等校名，2002年更名为“周口幼儿师范学校”。这里曾被誉为“豫东教师摇篮”，革命教育家晁哲甫、高镇五，诗人徐玉诺，编辑出版家夏莱蒂，语文教育家萧士栋、张衡石等都曾在此任教。
回想在淮阳师范的学习生活，仍让我不尽感慨唏嘘。
那时候，同学们学习非常刻苦。我们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中师生，入校前都曾在农村经受过社会大熔炉的淬炼，在高考中断11年后终于有机会重返校园，因而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亲用“生活上要向最低标准看齐，学习上要向最高标准看齐”作为临别赠言。我穿着妈妈新做的粗布裤子和二哥送我的一双凉鞋，几乎两手空空到学校报到。每月学校发伙食补助12.5元，另有2元医药费，印象中我从没有向家里要过钱。分配的饭票分细粮和粗粮，我那时吃着杂面馍，喝黑乎乎的红薯面糊糊，觉得特别香甜。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的学习热情高涨，都憋着一股劲儿：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
那时候，老师教学特别敬业。班主任戴俊贤老师教写作，对我们的关爱无微不至，深受同学的喜爱。他后来虽从政，但仍喜爱诗词，常有诗文发表，至今仍笔耕不辍。朱永楷老师是个大高个儿，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他教古汉语，想起他讲《指南录后序》时声情并茂的情景，恍如昨日。李德民老师身材矮胖，面微黑，他讲《离骚》，我才分清了“汩”和“汨”的字音和意思。刘占国老师教现代文学，他朗读孙犁的《荷花淀》，读到“鬼子来了要和他们拼命，女人含泪答应了他”，不禁为之心动。叶德欣老师教政治，一口潮汕音，开始听不懂，后来慢慢适应，讲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旁征博引、雄辩滔滔，使我大开眼界，甚至一度喜欢上了哲学。
那时候，同学关系非常融洽。在班主任戴俊贤和班长张流泉的努力下，我们政文二班团结和睦、其乐融融。记得有一次晚饭后，我忽然肚子痛，流泉兄马上和几个同学把我送到县医院。医生诊断为急性阑尾炎，需要动手术。可我们没带那么多钱，只好推说先回去做些准备，第二天再来。没想到经过这么来回一折腾，肚子不痛了，当然也就没有再去，后来再也没有得过急性阑尾炎。虽然只是虚惊一场，但同学间那份关爱与热情使我终生难忘。当时，谁要是从家里带了好吃的，一定要与大家分享。同桌郎永生在校图书馆帮忙，常能借到新书。我虽然没钱买书，也从他那里辗转看了不少新书。
我拿到淮阳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后，曾一度犹豫，但父母力劝我去，既能减轻家里负担，也能早点参加工作，而且脸上有光。所谓“山不转水转”，后来我通过进修考取研究生，博士毕业后从事教育出版工作，走上了一条从学语文、教语文，到编写语文教材、研究语文教育的人生之路。淮阳师范今已寻访无门，但对母校淮阳师范的感念却是铭记终生的。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陈钱林
广东碧桂园实验学校总校长
1981年6月，我初中毕业考上浙江省平阳师范学校，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浙江省首届中师生。
平师校园在平阳城东依山而建，从校门进来是食堂、琴房，登几十级台阶上去是个小广场，广场左边是一幢教学楼，右边是一幢宿舍，正前方是仙坛寺，图书馆设在寺里，寺后面十来级台阶上去有个小操场。校园很小，设施也很简陋。
我家在瑞安农村，去学校要坐船3个小时到瑞安县城，穿过长长的老街，再坐渡船到飞云江北岸，然后继续坐船一个多小时到平阳县城。同学们基本上来自农村，因交通不便，大多一个学期都不能回家，家人也没条件来探望。少小离家的相同境遇，使得同学关系特别融洽。
师范课程重技能，三笔字、美术、乐器，样样抓得紧。农村来的学子没接触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学。中师3年，没有一点艺术细胞的我居然学会了钢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口琴、笛子、二胡等多种乐器。
学校对教学技能更重视。每周开普通话达标课、说话课、教学法课，任教老师个个很优秀。还记得，教我们普通话的是卢剑平老师，她是语言学家徐世荣的学生，发音标准，我们很佩服。说话课、教学法课，授课的是平阳县小学名师陈文楚，她教我们如何与小孩子对话——从她身上我们深切感受到什么叫童心、母爱。教历史课的童洪锡老师口才超群，后来他转行成为知名律师。教音乐课的是葛培桢老师，我们常从报摊上找到他谱曲的流行歌曲。教文选课的姚亦菲老师是年近六旬的作家，创作的儿童剧在全省各大剧院巡回演出，他引导我和许多同学成为文学青年，我工作后赢得更多发展机会，与姚老师教给我的写作基本功是分不开的。姚老师当了我们两年班主任，他经历过人生苦难而依然热爱生活、热爱教育，一直是我们全班同学的精神偶像。
到了二年级，我们就被安排到小学见习，三年级又安排几个月时间实习。我原来性格很内向，实习时上了讲台却滔滔不绝，令人刮目相看。
记忆中，同学们个个都“很厉害”，几乎都是放弃重点中学来读中师的。这么多尖子生在一起，加上住校老师的悉心引导，学风很盛。白天，校园几乎任何一个角落都有自学同学的身影；晚间，教室、图书馆、琴房总是灯火通明。
学校对课余时间管理很严格。大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体艺活动，课间、课后、周末，校园里飘荡着歌声、乐器声、普通话朗读声、演讲声和体育场的喝彩声。当时流行台湾校园歌曲，校门外小摊上有卖歌纸的，每出来一首新歌，同学们抢着买，不久全班同学就合唱，这些歌词朦胧、抒情，很受欢迎。同学们还喜欢三五成群组成讨论组，家事、国事、天下事，有聊不完的话题，也有面红耳赤的辩论。学校偶尔会在小广场放电视，放过女排争夺冠军的比赛直播，几百名观众一会儿欢呼、一会儿惋惜。这些娱乐活动之外，大家的时间基本都用于学习。
说中师生有助学金、毕业包分配就有自豪感，那不尽然。20世纪80年代初，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同学们大都因为家庭贫困、父母希望孩子早点工作而被迫放弃重点高中来读师范，或多或少有挫败感。我刚来时心神不宁，有一次居然掉到学校食堂的柴仓里，想到自己放弃读瑞安中学选了中师，难免心中懊悔，在柴仓里抹泪痛哭。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师教育具有神奇的力量，一个学期不到，同学们几乎都认同“教育兴国、匹夫有责”，都下定决心为民族振兴而愿意到乡村从教。印象很深的，我们常常合唱《橄榄树》，每当唱到“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时个个泪眼汪汪，大体上是想到背井离乡、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而放弃更好前途的辛酸，再唱到“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时，又为教育兴国的梦想而个个神采飞扬。
中师毕业后，同学们大多被分配到乡村小学任教，喜忧参半。忧的是，每月工资33元，买大米只能买30多斤。十八九岁本来正是求知的黄金年龄，却过早地开始谋生。喜的是，在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时代，中师生勇挑重担、成长飞快。我们这一届后来出了一批特级教师、名师、名校长，有机会从政者政绩都很出色，更多同学虽然淡泊名利，但几乎都是当地最受欢迎、最受尊敬的教师，这是机遇的垂青。
岁月如歌，转眼间，一代中师生芳华褪尽，教育生涯陆续落幕。重温尘封的记忆，那亲如手足的同学情，那恩师谆谆的教诲，那求学少年的迷茫、奋进与化蝶时光，那梦中的橄榄树，都变得弥足珍贵，让人无限怀念。
我在深山上中师
杨似金
安徽省岳西县汤池中学教师
1979年秋，我以全县中考前100名的成绩考上岳西师范学校，成为这所大别山深处的中师学校的首届学生。
据说，当年对是否创立岳西师范学校是有争议的。当时安徽省有68个县，中师数量最多的时候48所，有人认为岳西县是大别山腹地的贫困县，不只教育落后、交通闭塞，财力也有限，办不起也难办好师范。但当时主管教育的省领导力排众议，认为要解决落后地区教师“进不来、留不住”的难题，在教育真正落后、真正缺教师的地方办师范的价值就更大。岳西师范学校就这样得以创建，成为安庆地区第6所中师学校，十余年为革命老区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留得下、用得上的基础教育教学骨干，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昔日岳西师范，如今已“改头换面”
1979年9月，金桂飘香，我的母校岳西师范迎来了我们第一届带着童真稚气的少年，大多数是父母挑着行李把我们送到校园。学校坐落在岳西县城天堂镇北面，由一个大型仓库改建而成，倚山而建，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一扇铁门就是当时进出的校门。进门右侧有两层楼，二楼为教室，是我们学习和休息区。一楼为寝室，我们班45名男生同住一间，摆满上下铺，中间留有一条狭窄的人行通道。因为阴暗潮湿，宿舍里需要白天黑夜都开着灯。
校园虽简陋，教育部门却非常重视，当时的授课教师经过精心挑选，大都是有教学经验的各科精英教师。犹记得，语文老师储德喜讲授古文声情并茂，让我们如身临其境；班主任、数学老师杨树成严密的逻辑推理教学使我们如痴如醉；化学老师李天龙上课如天马行空，每次我们都意犹未尽……音体美课程也开设齐全，老师们在课堂上倾囊相授，努力使我们成为全科型教育教学人才。同学们个个听得入神，大伙儿摩拳擦掌，期待着毕业后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3年的校园生活丰富多彩，紧张而温暖。夜晚，同学们自觉挑灯夜读，老师也在认真批阅作业、编写教案。晚自习后，老师的身影又出现在寝室里，嘘寒问暖，照顾我们的衣食住行。寝室里，同学之间谈笑风生，拉家常、谈理想、谈人生规划、说笑话、讲故事……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其乐融融。
课余时间，老师指导同学们唱歌、跳舞、绘画、弹琴、打球。校园里琴声悠扬、歌声嘹亮，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
经过3年的学习生活，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农村初中生成为一名胜任全科教学的教师。老师们的一言一行扎根于我的心底，引导着我、陪伴着我，经过40年教学岗位上的不断磨砺，我从初中数学教师成长为一名颇受认可的高中数学老师。许多像我一样的一批又一批中师生，一直扎根山区教学一线，矢志不移，努力将山里娃送到更大的世界，给一个个家庭带去希望。
光阴似箭，岁月如歌。40多年过去了，曾经的中等师范不再有了，但那种纯真的教育精神却需要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