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手》海报。
由张艺谋、张末执导，陈宇担任原创故事及编剧的电影《狙击手》已于大年初一在全国公映。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冷枪冷炮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志愿军一支狙击班在敌我军备力量悬殊的境地下，与美军精英狙击小队展开殊死较量的故事。
《狙击手》是陈宇作为编剧和导演张艺谋的第三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尚未上映的《坚如磐石》，第二次合作是一个正在筹备的项目，该项目做到一半时，陈宇接到张艺谋的电话，说把手头正在做的剧本放一下，先做一个抗美援朝的电影，就有了第三次的合作《狙击手》。
《狙击手》剧照。
张艺谋在电话里对剧本创作的要求只有三点：“第一，跟狙击手有关的抗美援朝影片，每一秒钟都要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不能有丝毫分散；第二，要唤起观众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要有一种澎湃的力量；第三，希望能和《长津湖》区别开来，故事要以小见大，避免宏大叙事。”剩下的就要发挥陈宇原创故事的能力了。
相比张艺谋的其他电影，《狙击手》展现出一种化繁为简的风格，在一个封闭时间和空间内进行高信息量、高戏剧性的叙事，陈宇称之为“硬核叙事”。在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中，陈宇也感受到张艺谋最近几年在创作上的变化，他开始回归电影的本体属性，越来越喜欢“硬核叙事”的魅力。
考证当时我方“狙击手”的鲜活细节
美军那时枪法准的多是山区猎人出身
写剧本前，陈宇做了大量功课，一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部分文献、影像资料进行分析消化，二是观看战争片，特别是所有关于狙击手题材的电影，都要看，这种影片有特定的形态，要找到它的魅力，好看的地方是什么，包括对狙击手的技能战术、生活形态都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陈宇还做了一些采访，例如他舅舅16岁时作为第一批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采访了舅舅，聊了很多鲜活的小细节。为了弄清楚当时战士手中持枪的情况，除了从正史得到的信息，他还会请一些从事研究军事方面的朋友，从其他角度多方面了解志愿军的个人装备情况，为剧本提供很多可考证的细节要素。
在做前期功课时，陈宇发现，实际上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狙击手”这个概念还并不成熟，当时是叫“冷枪手”，还没有一个成型的狙击战术，也没有一套作战术语，都是一些土话，以及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朴素经验，陈宇要结合这种特殊题材找到它的特点。
陈宇还专门研究过，美国那时候枪法很准的人，都来自一些固定的地方，最多是来自落基山脉的那几个州，因为这些人经常上山打猎，枪法非常准，成为后来狙击手的重要兵源。
《狙击手》剧照。
在2020年的电影拍摄制作备案公示中，《狙击手》（原定名《最冷的枪》）的主角是一位叫张大弓的狙击手。陈宇最初接触这个题材时，脑子里直接蹦出了“张桃芳”的名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张桃芳曾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
陈宇本打算以张桃芳的事迹作为原型参考。不过，后来做功课的过程中，陈宇发现在“冷枪冷炮运动”中，除了张桃芳外，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狙击手，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也有各自的个性，最后就综合各个狙击手的共性及特性，提炼出了一个虚拟的文学人物，也就没有再使用“张大弓”这个名字。
一部电影不能令观众有三次含糊
90分钟影片不放过每一秒钟的戏
《狙击手》采用了“三一律”的戏剧结构，剧本要求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将中国志愿军与美军的狙击对决压缩在一个狭窄的时间和空间，影片时长接近于故事时长。
“三一律”的戏剧结构，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特别复杂。特别是对于战争片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陈宇说，其中涉及的叙事原理层级的认知和方法，比较复杂。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做关于叙事的研究，研究出一套叫做叙事动力学的方法论，在做“三一律”叙事结构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搭建故事中的每一个环节，甚至每一分每一秒。
在讨论剧本时，张艺谋对剧本的要求经常精确到一秒钟。“对于每一秒钟的戏，观众处于什么样的叙事心理接收状态，都要进行预期”，陈宇说，张艺谋导演对他自己的要求是，一部电影不能有超过三次让观众含糊的地方。陈宇举例说，这个人怎么回事，他在做什么，这算一次。他为什么杀死这个人，而不杀那个人，这又算一次。如果一部电影中出现三次让观众心里一硌楞的情况，那这部电影就失败了。
《狙击手》的叙事节奏很克制。
这其实是叙事产生的中断，观众的思绪会停顿一秒钟再接着往下走，而张艺谋就想要解决这一秒钟的问题，那也就意味着全片90分钟里的每一秒钟，都要解决。“我们经常开会开七八个小时，可能就解决观众一硌楞的问题”。陈宇说。
做纯粹“硬核叙事”集中在几人的对抗上
削弱了局部描写增强“一唱三叹”情感戏
从剧本的故事大纲到一稿，陈宇完成得很快，前后大概花了三个月左右。传统三万多字一百二十余场的正常剧本体量，他一度写到五万字。
剧本从2020年暑期定稿后历经了多次修改，但是基本格局没变，没有大的颠覆性改动，都是一些局部调整。陈宇每天都在不断的创意爆发中摘取和抛弃，“我从来都不留恋自己想出的招儿，我下一个想出来的会更好。”
原始剧本比最终版本长不少，有三条副线，一条是朝鲜小男孩本身有个故事线，还有一条是关于狙击手大永和侦察兵亮亮的，最初的剧本里两人有一个共同喜欢的姑娘，有一条情感线。第三条是美军的戏，陈宇写了不少美军内部的一些纠葛，包括美军的一种精神面貌状态，他们对战争的态度，战友之间的关系，都有一些局部描写。之后在创作讨论时，做了一些技术性调整，将这三条线都减弱了，让故事更加纯粹。
陈宇说，正常来讲，写战争题材会涉及战争的背景、个人的背景等很多内容，但他在写《狙击手》时，并没有去谈其他东西，而是把故事集中在几个人的对抗上，在一个狭窄封闭的时空里，以情境设定和人物关系的发展为内驱性动力，一直到达戏剧矛盾的终结，这种非常纯粹的叙事方式，他将其称为“硬核叙事”型的影片，他认为这种硬核叙事有一种纯粹的叙事魅力，要把它做到极致。
《狙击手》把故事集中在双方几个人的对抗上。
陈宇希望电影能够回到它最本质的叙事功能上去，这也与张艺谋这几年的创作喜好比较契合。观众对于好的叙事是一直有刚需的，在剧本上，陈宇将故事的魅力放在了第一位，让观众在看完故事之后，再获取电影的其他功能，比如唤起民族自豪感、激励鼓舞年轻人的功能。
在创作初期，张艺谋给编剧陈宇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必须唤起观众澎湃的情感。但是，在具体创作的时候，不能硬煽情，要使情感自然地与观众产生共鸣。陈宇说，这就涉及叙事方法，从结构上来讲，观众最紧张的时候是不会流泪的，在设计完一个紧张的情节之后，要让观众放松下来，去思考，情感自然地滋长，“要准确地控制节拍，什么时候让观众为角色的命运纠结，忘记了呼吸，什么地方可以让他稍微喘口气”，陈宇说，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在每段信息流的获取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效果，是能有一套规律性的方法来作为解决方案的，当然这非常复杂，要看创作者们能做到什么程度。
导演张艺谋提出“一唱三叹”的情感戏创作观点。
陈宇觉得，《狙击手》是一部会让观众感动的电影。在他看来，张艺谋以前的电影不太喜欢过分的情感流露，相对比较节制，但在《狙击手》中，他就不想限制自己，该感动的地方就应该让观众感动。“他甚至还提出一个观点，要一唱三叹。以前他在情感戏的部分，还没唱出来就收了，但对这个戏来讲，不仅要唱出来，还要三叹，咏叹三遍”，陈宇说，最典型的就是章宇饰演的班长刘文武，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段落，做出来了好几个层次，也是一种情感渲染的方式。
张艺谋强调对戏剧合理性的推敲
张末更多讨论如何展现角色特征
陈宇担任了本片的原创故事和编剧，但他在和张艺谋持续合作之前，本来是个导演，导演过黄渤主演的电影《蛋炒饭》和《星空日记》等知名网络影视作品，“因为我找不到好剧本，所以自己被逼成了一名编剧。”陈宇说。正是因为具有导演工作的本能，陈宇对一个剧本的实现有着自己独到的观察和认识。
《狙击手》剧本基本确定后，到具体拍摄环节时，因为片中涉及大篇幅美军戏份，剧组原先打算到好莱坞找一个经纪公司，请一些比较知名的演员来国内拍摄，但是后来遇到疫情，这种操作基本不可能实现，只能在国内找一些从事影视工作的外国人，“从演过主角、配角甚至群演的几百人中，最终筛选出几位主要角色”，陈宇说，这些演员在表演经验、表演能力上有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张艺谋导演就想找一位既能懂电影，又非常了解好莱坞，和演员在语言沟通上比较顺畅的导演，来协助他拍摄美军部分的戏，最后就找到了张末导演。
因为剧本本身，志愿军部分和美军部分的戏份是可以单独拎出来的，所以两位导演在两个山头几乎同时开拍，分别工作，每晚在一起对素材，做好第二天的拍摄计划，不断地进行调整。
陈宇、张末和张艺谋在《狙击手》首映礼上。
两位导演给陈宇的感觉是，张艺谋对剧本的缜密性要求非常严格，更注重对戏剧合理性的推敲，发掘有意思的情节。张末导演注重和讨论更多的是如何展现角色特征的问题，例如这个人为什么说这句话，人物背景如何，心理状态怎么样，是另一种导演思维方式。
在最初写剧本时，片中美军角色的名字是陈宇随便起的，比如杰克、汤姆，张末导演进组之后，对于美军角色的名字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实每个名字都是背后一个更复杂名字的缩写，有不同家族来源。另外，“你仔细听片中演员的台词，他们都是有口音的。”陈宇说。
而中国志愿军狙击小队中，大永、米老二、胖墩、王忠义、孙喜等角色的名字，基本都沿用了陈宇剧本中的设定。名字其实很重要，名字就是人，所以影片中出现了三次点名的场面，就是让他们都成为具体的人。陈宇说，编剧给角色起名字是挺头疼的一件事，“要考量角色的年龄、身份、地域等在戏剧中间的功能”，有些编剧经常拿亲戚、朋友的名字用，他有时候也干这样的事。
让角色讲方言可以令观众快速“认人”
选四川话更具趣味性大家也都能听懂
创作剧本时，陈宇觉得，他虽然是在写一个故事的发展，但最核心的还是写人。他不希望把志愿军战士简单地归类为“最可爱的人”，不想把这个群体概念化、模糊化。
“我要看到一个群体之中，每个人鲜活的样貌，他们有自己的思考、欲望、理想”，写一部戏，要写具体的人，这是陈宇创作的基础，否则他迈不过去这个坎儿。他一定要找到对个体的认知基础，才能去写他的行动，所以这个个体来自哪里太重要了。陈宇让角色在片中使用了方言，这样可以明确角色来自的地域，以及讲话方式，很好地帮助观众快速建立对个体的认知，好“认人”。
章宇在《狙击手》中饰演班长刘文武。
当时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来自于祖国各地，东北、陕西、广东、四川等都有，陈宇首先考虑的是这个方言全国人民不用看字幕就能听懂，这样粤语还有江浙地区的方言就排除了。因为东北话在很多小品和影视作品中使用比较多，陈宇想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东北话也没有考虑，最后就选择了四川话，一是观众都能听懂，二是四川话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带有一种幽默气质，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趣味性。
在选演员的时候，导演最开始要求全部得是四川人，这样一下子范围缩得很小，找演员很头疼，最后放宽到贵州，因为贵州话和四川话很像，饰演班长刘文武的章宇就是贵州人。从最终的效果来看，陈宇对于使用四川方言很满意，“方言更具趣味性，比标准的普通话更具情感表现力”。
在战争片中杂糅青春片讲精神传承
主人公在哭泣中变坚强是重要成长
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年龄都很小。在创作初期，陈宇就跟张艺谋导演明确了一个想法，在战争片的类型中杂糅进青春片元素。
从情节上来讲，《狙击手》讲述了班长刘文武带领一帮年轻战士完成了一次战斗任务。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一群年轻人的成长完成了对前辈英雄的一种精神传承。陈宇说，他要在96分钟内，完成主人公的重要成长。
陈宇为片中大永这个角色设计了一个爱哭的细节。在陈宇看来，这是为了营造一种反差，“你要写什么，实际上你就不能顺着写”。
陈永胜在《狙击手》中饰演大永。
早年陈宇在北京电影学院做表演课训练时，老师出题：“现在舞台中间有一块暖气片，非常烫，同学们要进行无实物表演，如何去表现出暖气片的存在？”同学们开始表演，大家都躲着那块“暖气片”，觉得好烫，都绕着它走。老师摇了摇头，亲自示范了一遍，大喇喇地走过去，噗，不注意地一屁股坐在“暖气片”上，然后哎呦一声，烫得直接跳了起来。
要表现暖气片烫，不是说绕着它，而是要先坐在上面，去直接感受它。同样的道理，想要写出志愿军战士的坚强刚毅，那可以通过写他软弱的瞬间，才能将他的坚毅刚强写得有血有肉。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都有自己的七情六欲，软弱恐惧，战士们拿着枪在战场上往前冲的时候，不害怕肯定是假的，但一定有一个比他害怕更重要的东西，驱使他往前冲。
“你不能把他的七情六欲抹杀掉，一定要落实到普通人的情感”，陈宇说，主人公大永想要坚强，就先要有哭泣，最后这个角色心理底层有些东西改变了，也就成长了，这更有利于影片主题的表达。
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