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阿金（左一）和同事在田野里收生菜。 （受访者供图/图）
26岁的洛洛找到一份新工作，在深圳一家宠物门店做宠物美容师。很少有人知道，她毕业于985高校，上一份工作是在写字楼里做设计。
另一个年轻人谢阿金干过很多份工作：在餐厅后厨做切菜工，在屠宰场做包装女工，还在樱桃园、猕猴桃厂打过工。最近一份工作是农民，种菜、除草、砍花椰菜和生菜。在做这些体力活之前，她是上海一家咨询公司里的白领。
在豆瓣小组“轻体力活探索联盟”里，聚集了不少像洛洛、谢阿金这样的年轻人。这个小组创立于2022年11月，短短5个月，小组人数将近4万人。在小红书上，“我的体力活初体验”的话题浏览量达到2849万，年轻人对于职业的“另类”选择也吸引了媒体聚焦。
长期关注“工作”议题的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行坤认为，这是年轻人的一种自救方案，他们在挑战“脑力劳动更优越”的主流等级观，并试图从工作入手改变自己的生活。
洛洛给小狗洗澡。 （受访者供图/图）
没有门槛的工作
对于白领来说，找一份体力活门槛不高，学历和专业资历不是必要的。
干了7年后，布凌辞掉地产公司工程经理的工作。现在他是一名绿化工，每天修剪绿化带、浇水、施肥。这份工作是他辞职后去楼下遛弯时，和修剪绿化带的工长聊天获得的。洛洛去应聘宠物店美容师，不需要提起她的985学历和她的五年设计经验。宠物店在她家楼下，一次散步时，她看到宠物店招人。
体力活上手很快，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胜任。
洛洛工作主要是给宠物剃毛、洁牙、洗澡、做SPA。培训一两周后，可以上岗给小动物洗澡。一个月之后，她学会了如何给小动物修剪毛发。这一项技术需要不断练习，如果剪得不够好，可以请技术店长帮忙完善。
2022年9月，谢阿金去新西兰，成为一个“打工度假者”。她选择入职屠宰场，因为那里薪水很高。入职之前，她被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你能每周全勤吗？是不是色盲？有没有过敏？”她只需要回答yes或no。
最终，她被分配成为包装工。培训第一天，她需要认识羊的不同部位。在流水线上的前几天，有人带着教，一个星期之后，谢阿金就熟悉了整个流程。
也有人为了干体力活，搬离城市的中心。在北京的郊区密云，90后李跃在农场工作。她做咖啡拉花、揉面做面包、手绘蔬菜标识、做新品海报……农场里的工作时间是灵活的，“做累了，就出来溜达溜达”。她也没有固定的工位，2023年3月末的一个春日午后，她坐在秋千上给南方周末打电话。那一刻，她想的是，前几天刚在网上下单了一些花种子，准备种在农场的某一个角落里。
70公里之外，是她第一份工作所在地——建国门。现在李跃把它称作“城里的那一份工作”。那是一家设计院，她2019年入职，主要工作是画图。工作体面而稳定，设计院像大学一样，有食堂，有餐补。但不到一年，她就辞职了。
许多年轻人和李跃一样，在辞职之后，没有无缝衔接到职业轨道里，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寻找上升通道。在这样的间隙之中，他们决定，去干一份体力活。
李跃在农场干农活。 （受访者供图/图）
“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
白领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卷”了。
洛洛2018年毕业后去深圳工作，工位很拥挤，中午热饭要和别人抢微波炉，唯一的“灵魂休息所”是厕所。布凌负责协调不同单位以推进施工现场进度，白天干活，晚上开会，周六周日还要加班。
在李跃眼中，一眼就可以望到尽头的设计院工作让她恐惧。她想象自己未来的职业道路，只是从并排工位换到独立办公室，但做同样的事，且工时更长，投入更多。要等到60岁退休后，才能去做想做的事情，她感到遥遥无期。
与此同时，她难以忍受漫长通勤。公司上午9点打卡，迟到了算半天旷工。李跃家在昌平，化妆、换乘、挤地铁要3个小时，这意味着她6点就要出门。
身体最先撑不住。李跃长期坐在电脑桌前，颈椎酸痛，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转动脖子，画图画得手都僵了。工作了几个月，父亲带她去医院，问她上班怎么能上成这样。她很害怕，心想：“我还这么年轻，要是瘫了怎么办？”
但在此之前，得到一份白领工作并不容易。
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首超千万人，此前一年则突破900万。在2021年竞争激烈的校招季，211高校毕业生电荷拿到一个很好的岗位，稳定、福利好。同年毕业的谢阿金则体会到找工作的艰难。毕业季时，她每天刷招聘信息，一个月参加了60场左右的校招会，至今，她的硬盘里还保留着一百多份简历，每应聘一个岗位，她会更新简历，花小心思贴上应聘公司的logo。最终，她找到了一份咨询工作，去了上海。
找到工作的欣喜很快被工作带来的焦虑代替。
电荷在公司负责培训，本质上是帮助员工学习，却会被认为“给别人增加无意义的负担”，工作内容“不讨喜”。她内向，培训工作却要求她站在台上说话，这让她感到痛苦。
来之不易的咨询工作也成了谢阿金生活的全部重心，每天醒来，脑海里盘旋的是当天的业务、客户的需求、公司的指标、待沟通的专家……她和一个上海老太太合租，房子隔音效果不好，压力大的时候，她不敢哭太大声，只能在洗澡时打开水龙头流泪。每一天，她需要筛选简历，看到优秀人士的职场道路每一步都走得精准。她非常焦虑，害怕自己走错哪一步，就从正轨上脱离。
写字楼的工作逐渐失去了意义感和成就感，谢阿金只坚持了半年就感到厌倦；洛洛也有同感，互联网电商大促期间，洛洛要坚守到最后一个时间节点，因为需求总在变动，设计的版本也随之改了又改。
工作五年，洛洛对职业前景充满担忧。每天都在按照需求修改设计，她觉得自己的技能没有任何增长，“就像一个机器”。洛洛感觉累了，“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于是，2022年，她辞职了。
十几年间，即使是同一份白领工作，它的价值也在发生着变迁。王行坤认为，一个越理性化的社会，结构就会越复杂，而普通人在这个结构里，作为主体能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王行坤说，白领工作意义感和价值感的匮乏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自主性缺失。很多白领工作是比较程式化的，重复性强且压力大，这样的工作往往会破坏人的认知性。
另一个原因是去技能化。“人有外化自己能力的冲动，但这样的能力在工作中，会被有意识地削弱。拥有核心技能意味着有了和公司讨价还价的余地，而去技能化则意味着这个工作岗位谁都能干，同时公司（便于）降低劳动成本。”
工作和休息界限分明
在白领的岗位上消耗和挣扎过后，许多年轻人把眼光放到了体力劳动上。
干体力活时，工作和休息的界限是分明的。
谢阿金在屠宰场流水线上干活，她动作利落，手上干着活，脑海里可以琢磨其他事情，“我把自己的前半生像放电影一样放完了”。洛洛每天看新闻、听播客，上班时和小狗对话，下班后不需要惦记任何工作上的事情。
体力活带来最直接的变化，首先是身体上的。谢阿金第一次发现，没有通过刻意的健身，她的手臂上长出了肌肉。李跃颈椎的疼痛感消失了许多，她不再熬夜赶项目，作息变得规律起来。农场里管饭，中午吃的菜早上可以在地里看到，菜式清淡，她的胃口和肠胃都在变好，也很少生病。
体力活在完成的那一刻就显现出价值。2023年2月，24岁的电荷从一家世界500强公司辞职后，去做了“开荒保洁”——将刚装修完、满是建筑垃圾的房子打扫到家具可以入场的水平。每打扫完一间房子，电荷由衷感到开心，她记得有一次，一家四口来验收，小孩子对着干净的房间喊：“哇，好漂亮。”那是她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宠物美容师的工作让洛洛感到治愈。刚来的小狗蓬头垢面，毛发炸起来，等到她给小狗洗完之后，毛都梳顺了。有的小猫洗澡时很乖，懒洋洋地趴着。和宠物相处起来，也没有人际压力。
在农场砍生菜的谢阿金开始体会到“农民的骄傲”。她去逛超市很有成就感，“不知道多少个超市（卖的）都是我砍好的菜”。砍得不好的生菜会被送到快餐公司，每次她吃快餐，看到汉堡里夹着生菜，心想说不定是她砍坏的那棵，内心产生一种隐蔽的开心。
王行坤认为，从事体力劳动可以让习得的技能得到较好的发挥，能让年轻人找回自主性，“符合人性”。
李跃在设计院工作时月薪八九千元，但一分也攒不下来。来到密云，她租了一间很大的房子，只要1000元出头。因为不再买很贵的包和鞋，她还能存下钱。
不仅是消费习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走出格子间之后，谢阿金知道了许多曾经从未注意过的事情：认识了不同品种的西兰花，知道它们分别播什么种子，多长周期可以成熟，如何从地里运到超市供给消费者；在屠宰场，她认识了羊的不同部位，知道了在餐桌上吃的肉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
在农场里，李跃受到新的影响。农场的创始人都是环保主义者，一双鞋子穿十多年，不使用一次性的物品。最近李跃给农场的咖啡厅做装饰设计，也开始寻思用废弃材料，或者以零浪费的方式实现设想。她之前五谷不分，现在地里的野菜、作物、花草，一看就能识别。她学了一些种地的知识和技巧，有时也会参与农耕，她发现种地是一门学问。
王行坤表示，这些年轻人的选择也在某种程度上颠覆着“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高级”的传统社会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源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社会资源总往金融、商业、风口行业倾斜，而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使得体力劳动者一直在经济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年轻人开始重新反省什么工作值得去做，而不是随着一套既有的观念走”。
谢阿金在生菜厂工作。 （受访者供图/图）
新的困境
不过，逃离格子间之后，体力活远非一劳永逸的“避风港”。对于真正去尝试干体力活的年轻人来说，这份工作没有想象中轻松。
很多人的第一感受是“累”。电荷连续4天，每天工作10小时左右。收工后，她手腕膝盖酸痛，浑身没力气，最后请假一天进行身体调整。
谢阿金在屠宰场包装羊腿，她去时正好是旺季，每天处理3000头羊。一条羊腿有好几公斤，需要一天七八个小时机械性重复同一个动作。她每天早晨五点半出发去工作，晚上六点多才能回来。下班之后，她的日程仅仅是做饭、洗澡、睡觉，手机使用时间平均每天只有一小时。
做过各种各样的体力活之后，谢阿金很快感到厌倦。她一直在从事很初级的重复性劳动，“感觉自己就是砍菜机器”，而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公司会交给老员工做。
钱也是问题。作为没有经验的新人，电荷刚入保洁这一行时收入不稳定，前三个月工资不高，同时还需要自己交社保。连续的工作也让她失去了与朋友外出和交流的机会。电荷感慨，以前的白领工作虽朝九晚五，但“工资混着也能拿到手，现在的工资每一分都要自己挣来”。
洛洛换工作之后，收入“断崖式下跌”，她开始精简自己的生活，美发、指甲、睫毛都不做了，奢侈品和衣服几乎不买了。
谢阿金感觉每天时间不够用。因为需要挣钱，她没有双休，主动选择延长工时，她称是“自己剥削自己”。她赚的钱大多都花掉了，和妈妈通话时会有一些忧虑。她担心家人生一场大病，自己没能拿出一大笔钱。
年轻一代的选择也和父母之间产生冲突。李跃的父母一辈奉行“压力就是动力”的理念，辞职在家时，妈妈说她“年轻人物质太丰盛了，闲得有病”。李跃为这样的指责而难过，她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痛苦，我不缺饭吃，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家庭自她大学毕业便不再提供经济支持，失业的李跃不得不去寻找工作。在过渡时期，她偶尔会去打零工，同时领了一份失业补助。
很少有人将干体力活当作一项长期从事的职业，谈到职业规划，很多年轻人依然感到迷茫。谢阿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她说，等这份体力活干得疲惫之后，可能会找一个“体面光鲜”的工作。如果回去做白领，她大概率不会把这几段体力活的工作经历写进简历。
电荷也没有长期干体力活的打算，但她决定给自己一年时间，去了解保洁这个行业，评估未来在这个行业继续发展的空间。对于去干体力活的“另类”选择，她想得很清楚：“没有什么工作会是美好的，但这的确是我权衡利弊之后做的选择，意料之中。所以，我选择接受。”
（文中洛洛、谢阿金、布凌、电荷为化名）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崔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