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亲三十余年后，漂泊在外的游子王金虎终于在春节前找到了回家的路——一条位于上海嘉定华亭的农家小路。
今年1月，59岁的河南洛阳寻亲团团长王金虎与亲生母亲在上海嘉定相认。
△王金虎（图中）在认亲仪式上与亲生母亲和家人相认。（蔡黄浩 摄）
相较于更多人熟悉的“三千孤儿入内蒙”，仅在河南洛阳一带，就有数百名“寻亲者”幼时是被从上海嘉定、崇明、浦东等地抱养而来——
“小时候就有邻居问我父母，我是不是那个从上海抱回来的孩子。”
往来千里路长在
聚散十年人不同
少不知事的懵懂并未将邻居的无心之言放在心上，成年后养母的亲口确认才让王金虎发现那是命运的转折点。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江南地区一些远郊家庭因为贫穷养不活孩子，孩子一出生就被遗弃。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上海、嘉兴、无锡等地的孤儿院收留了比正常年份多数倍的弃婴，面临巨大压力。
东方网记者查阅上海市档案馆资料发现，1959年新收3525人，到了1960年，婴幼儿童收容数量激增。《1960年上海市民政工作总结》显示，1960年全年共收容婴幼儿8796人，比1959年增加二倍半，比1958年增加五倍。
△图源：上海市档案馆
翻阅电子档案，四十多年前的历史从电脑屏幕上被直接推到眼前——全年（1960年）送外地领养的6145人，由原籍认领回去的993人，由亲属领回的866人。基本上解决了婴幼儿的出路，保证了婴幼儿的健康。
△图源：上海市档案馆
△图源：上海市档案馆
其中一部分孩子被送到了牛奶和肉食相对多一些的内蒙古，也就是更多人所熟悉的“三千孤儿入内蒙”；还有的沿着铁路线向北分批送到相对殷实的河南、山东等地家庭，他们多被称作“上海孤儿”、“江南孤儿”或“国家的孩子”。
“我是从上海崇明送出去的”“我查到自己是从当时的嘉定育儿所被抱养到河南洛阳”……因为找到了相同的人生起点，一群“上海孤儿”报团取暖，数次赴上海嘉定、崇明等地寻亲。
据上海市地方志嘉定县志，嘉定县育儿所建立于1958年。1957—1962年，育儿所年均收养弃婴120多人，1963年多达570人。除留所喂养以及寄养外，发动群众领养。1963—1964年，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等省无子女家庭领养675人。
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一份名为《上海市嘉定县育儿院填报1964年度婴幼儿收容处理动态情况季报表》显示，1964年第一季度，该院有38名婴儿被领养至外地。
△图源：上海市档案馆
同一时间段，崇明县育儿院则有27名婴幼儿被领养至外地。
他们的命运由此被改写。
南北浮萍迹，年华又暗催
每逢佳节倍思亲。除夕未至，寻亲团的微信群里就热闹开了，祝福语、红包、年轻人同款的拜年表情包纷至沓来。不同的是，这里的群友们还会加上一句“希望大家早日找到家人”的祝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上海孤儿”都成了花甲老人。为了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他们上海、洛阳两地来回跑、一头扎进派出所与档案馆找资料、学习使用各种互联网新玩意儿……寻亲路上，也有人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
“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还健在吗？”一阵沉默后，党金玲哽咽地说，“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兄弟姐妹和睦孝顺”。
△新冠疫情前，洛阳寻亲团举办线下寻亲活动时发放的寻亲者资料单。（图源受访者）
虽然生活在洛阳，但党金玲的网名却是1000公里之外的上海“黄浦江边”。她说自己1965年从上海浦东川沙被送往河南洛阳，一去57年。期间阴差阳错，几次与亲生父母“擦肩而过”。
贺正军与王金虎是老相识了，两人同一时期来上海寻亲，“金虎负责嘉定地区，我是崇明地区联络人”。
十多年前，贺正军辗转发现自己在1966年被遗弃在崇明港沿镇，被人发现后送往当时的崇明县老残教养院，再转到上海普育西路105号，原新普育堂，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儿童福利院。之后，他成为了河南洛阳人。
那一天，是1966年6月30日。“当天到河南的有10个男的，30个女的。”曾经一起找家的兄弟姐妹现在只剩20多人了，“过世了一部分，也退出了一部分”。
寻亲路上的坎坷，一次次落空的希望，贺正军直言自己也有过放弃的念头，“或许是缘分还没有到”。
刘国华正在等待“奇迹的出现”——今年1月，她通过基因检测技术找到了5个疑似三代以内的亲属。“我给他们都发了信息，问问家里长辈祖籍在哪儿。”其中一个回复说是崇明的，并且答应过年回去替她问一下有没有亲人被遗弃的情况。
△刘国华早年找到了自己被领养的证明：“我知道了自己姓陆，但一直不知道名字怎么念。”（图源受访者）
“一开始没有说寻亲，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怎么想。”刘国华说自己的孩子有时也说找了这么多年，找不着别费事了，“所以我也不敢和对方说太多”。
“如果父母在，就尽尽孝。说句良心话，兄弟姐妹能合得来就合得来，合不来知道他们在哪儿就行了。我们不图他们啥，就是想知道家在哪儿。”
这并非刘国华的多虑。户口、房子、遗产是许多寻亲者与被寻找的家人都将面对的问题。
“我们可以白纸黑字写下来，立字为据。”对于外界的质疑，贺正军作为寻亲组织联络人，愿意申明寻亲不为钱，不为房，不要家里任何财物。
“其实我们在洛阳的生活都还可以，所以才有时间、精力出来寻亲。”几乎每个寻亲者都有过相似的表述，似乎他们想要再次表明——自己寻亲不为钱，请家人们“放心”。
△“上海孤儿”的寻亲公开信。（图源受访者）
“我在这边祝福那边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希望这辈子还能见到他们。”肖静渊在电话里叹着气，“历史，谁也改变不了”。
数年前，肖静渊与寻亲团多次前往嘉定。
“当时大家积极性很高，但现在好多人放弃了。一是没有头绪，不知道用啥办法能成；二是只有我们寻亲的，出来找的很少。”但她还是希望疫情之后有机会再去嘉定举办线下寻亲会，“寻亲就是寻根。找不到根，我们就和水中的浮萍一样，飘摇不定”。
尊前慈母在，游子不觉寒
“王金虎寻亲很曲折，成功的关键是通过生物学样本比对找到了江苏太仓的亲戚，其中国家Y库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康健是洛阳寻亲团的崇明当地志愿者，也是民间志愿者寻子组织“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王金虎曾是她跟进的“宝贝”。
△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出具的王金虎与秦振英亲缘关系确认书。（蔡黄浩 摄）
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刑科所民警也确认，王金虎案例中“生物学样本比对率达到90%以上”指的是Y库的家系比对。
“收集男性特有的‘Y染色体’，就能准确定位有相同基因的个人。”Y染色体来自于父系，一个家族中爷爷、父亲、叔叔、儿子等的Y染色体基本是一致的。只要家族中一个男性成员的Y染色体录入数据库，就可以锁定一个家族，缩小寻找范围。
“正是因为和江苏的Y库家系比对上了，王金虎找到了堂叔这一关键线索。”康健也曾帮助全国数位男性寻亲者借助Y库家系比对成功回家。
近年来，Y库家系比对技术在寻亲中运用得非常广泛。去年9月底，公安部开展“团圆”行动刑事技术会战。这是全国公安机关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儿童为重点的一场全国性战役。上海刑事技术专家借助全国的资源，重新对样本进行分析比对。
当时，通过Y库家系比对发现上海的一位寻亲者与江苏镇江一户人家属于同一个家系，随后上海警方通过走访调查与血样比对，最终确认了双方的亲缘关系。去年10月，失散63年的兄妹终于团圆！
△2021年10月，失散63年的亲人在上海团圆。（蔡黄浩 摄）
“希望上海的Y库建设得更全面，上海孤儿回家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康健说，很多寻亲者找到后面就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能试的都试过了，没有路了”。
“现在寻亲的确受到大量关注，但是感动之余现实往往没有想象中圆满。”谈起寻亲，康健看过许多人情冷暖、悲欢离合，“有的寻亲者通过DNA比对发现自己的亲人是农民，不愿意相认；还有的认亲后由于家庭情况等，也就到此为止了”。
壬寅虎年到了，康健曾帮助过的寻亲者给她发来新年祝福。“有家的人不珍惜，没家的人千方百计在找家。”想起自己经历过的寻亲故事，她感叹道：“希望每个人都能珍惜亲情，不要等到失去才后悔。”
来源：东方网·纵相新闻
记者：陈丽娜、蔡黄浩
编辑：ivy
审稿：shir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