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五十七岁的苏轼被贬至了惠州。在岭南荒蛮之地，生活虽然非常清苦，但是当地的荔枝，却是又便宜、又美味。
于是，苏轼就敞开了自己的肚皮，大吃了一通。吃完之后，他还写了一首小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假如按照普通冰鲜的荔枝一颗约重26g来计算，300颗荔枝大约重15.6斤。一日之内吃这么多荔枝，不把苏轼给撑死，也能把他搞“中毒”了。
所以，苏轼这首诗写出来以后，后人在近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为此而争论。那么，苏轼写出这样的一句诗，到底是“笔误”，还是在吹牛皮？如果是吹牛皮的话，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一、是“一颗荔枝三把火”，还是“日啖荔枝三百颗”？
《惠州一绝》——北宋·苏轼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白话翻译：
罗浮山下的气候非常宜人，一年四季都像春天。这里的水果品类繁多，四月刚吃了卢橘（枇杷），五、六月又吃了新鲜的杨梅。到了七、八月间，便能吃上美味的荔枝了。
假如能够让我每天都吃上三百颗荔枝的话，那么我情愿一辈子都留在这个地方，当一个岭南人。
有人说，岭南客家谚语讲“一颗荔枝三把火”。苏轼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听错了，所以才把诗写成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根据本诗表达的含义，苏轼写的只能是“日啖荔枝三百颗”。判断真伪的关键，就在诗中最后一句，“不辞长作岭南人”。
一辈子做岭南人，是有前提条件的。因为在宋代，岭南是一个经济严重落后的地方。那里日照的时间很长，紫外线也格外强烈，到处都是漫烟瘴雨、毒蛇长虫，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苏轼的老家是天府之国的四川，当官以后也长期生活在中原，杭州、黄州等地。岭南和这些地方的物质条件，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除非有一样东西，对他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才有可能让他忽略惠州生活条件的艰苦。这样东西，就是第三句中提到的荔枝。
荔枝在汉唐时期，曾经是宫中的贡品，朝中的普通官员很难吃到。吃一颗就想让苏轼“不辞长作岭南人”，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荔枝能让他吃了就成仙。
因此苏轼就写得夸张一点，一天吃三百颗。所以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吧，要想诗的第四句成立的话，那么诗的第三句，必须对荔枝这种水果进行“正面歌颂”。
而“一颗荔枝三把火”这句话，事实上是在对荔枝这种水果，进行“负面评价”。因此强行将它放在诗中的话，逻辑就不通顺了。
这好比是一个奇葩的人在说：枝荔这玩意吃了就会上火，我的痔疮好久没发作了，所以我一定要留在岭南，天天吃荔枝，非把痔疮吃发了不可！
苏轼创作这首诗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歌颂荔枝，他事实上是为了“显摆”，因为他想要气一气那些把他赶到惠州来的人。
他想说：怎么样？你们想方设法把我赶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结果我因祸得福，吃上了只有杨贵妃才能吃到的荔枝。你们这些人当了一辈子的官，有哪个吃过荔枝这种“仙丹”呢！
二、苏轼的“穷作乐”
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宋哲宗想要恢复熙宁年间的“新法”。苏辙认为不妥，所以就上疏反对。结果由于在奏折里把宋神宗比作汉武帝 ，激怒了奇葩的宋哲宗。
有大臣告诉宋哲宗：汉武帝是明主。宋哲宗说：我才不管，苏辙说我父亲是汉武帝，意思是指他浪费了国力。于是倒霉催的苏辙，就这样被贬了官。
然后，北宋朝中的“新党”趁机开始打压苏轼。于是就又和“乌台案”时一样，去翻他过去写的那些诗，最后胡乱定了一个“语涉讥讪”的罪名。
于是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谪命三改”。这些人硬是把苏轼从相位上给拉了下来，并赶到偏僻的岭南去。
当初“乌台诗案”，是苏轼连累了弟弟苏辙，兄弟二人一起被贬。这次就反过来了，苏辙先得罪了宋哲宗，连累苏轼遭到“新党”的攻讦，被贬去了岭南。
苏轼被贬之前，已经官至副宰相。遭遇这种沉重打击，心里应该非常窝火，但是他不想让人看他的笑话，于是写了这首《惠州一绝》进行反击。
但是，为什么是荔枝，而不是别的水果呢？这是因为：荔枝在汉朝和唐朝，曾经是非常难得的贡品。因为保鲜困难，统治阶级的达官贵人们想要吃到，也非常困难。
但是，岭南盛产荔枝，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吃到。从这一点上来说，苏轼算是因祸得福。除了这首《惠州一绝》，苏轼还写过另外一些赞美荔枝的诗。
不过，苏轼看到荔枝时，也并不总是那么高兴。他还写过一首《荔枝叹》，在这首诗中，苏轼由荔枝联想到了汉唐两代帝王对待，荔枝进贡的不同做法。
汉和帝在唐伯游的建议下，为了体恤人民，停止了进贡荔枝。而唐玄宗却为了能够博得杨妃一笑，弄到“惊尘溅血流千载”。苏轼因此说道：“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假如苍天怜悯老百姓的话，还不如不要生出荔枝这样的东西来！从这个角度看来，苏轼对荔枝的喜欢程度，还是没有大过他对天下苍生的怜悯。
苏轼以“日啖荔枝三百颗”，来让朝中打压他的官吏“眼馋”，但是他很快又开始担心：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拼命让民间进贡包括荔枝、茶叶、姚黄牡丹在内的贡品。
所以思前想后，苏轼宁可自己这一辈子再也吃不到荔枝了。
结语
汉和帝吃的荔枝，是交州进贡的；杨贵妃吃的荔枝，是四川涪州进贡的；苏轼吃的荔枝，是岭南惠州的。
苏轼写《惠州一绝》，纯属吹牛显摆。目的只是为了气一气朝中那些排挤他的官员。写完了这一首诗，他又写了《荔枝叹》，唯恐朝中的那些大官为了吃荔枝残害黎民。
然而，后人记得《荔枝叹》的人很少，记得《惠州一绝》的很多。而岭南的荔枝，也被他的这一首《惠州一绝》“吹”出了名。
幸好现代的物流与保鲜技术发达，如今的人们想吃一点荔枝，再也不用累死邮差、“惊尘溅血”了。
“日啖荔枝三百颗”，才不过花掉不过大约200元人民币。只是“一颗荔枝三把火”，一次吃上16斤什么的，还是不太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