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轶伦

　　北方的树真高啊。白杨成列出现，一高高出三十来米。当风吹动叶片，哗啦啦响成一片，像走在湍急的河边。叶子正面绿，翻面白，摇曳时，瞬息间千百种排列组合变幻，将照射下来的阳光分解又重构，闪烁如粼粼波光。我在秋天来到北京，从宿舍往南，走到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沿着老护城河散步，也倾听千万片树叶波动的声响。

　　元大都城垣土壕遗址如今最高处十余米，宽逾30米，若无红线圈起“爱护文物”“禁止入内”标志，肉眼很难识别这些平平无奇的土坡，与马可波罗笔下那个繁华城市的宏伟城墙有关。1368年，元大都被攻克，北城墙向南缩约五里后另筑新墙，由此北京城的北界被重新定义。留下的土墙没有被铲平，是自然而然地，颓寂了下来，天长地久，生出草和树。

　　老人沿着它们散步，扎着头巾的跑者慢跑，一个小孩子蹒跚着在墙角下的草坪上奔向他的保姆。当孩子终于投入等待他许久的双臂，收获一迭高声的夸奖，分隔城内和城外的界限消失了，分隔朝代和朝代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分隔此处与彼处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

　　只有植物在舒展、蜷曲，鸟在其间跳跃，它们灵巧地翻转身体啄食海棠结出的红果，细细的小爪子每一跳动，都发出窸窣的声响。万物按照自己的节律生长，像对一切浑不在意，像有人对一个不可战胜的巨人轻轻耳语一句：睡吧，那巨人就坐下了，那土墙就都睡着了。

　　北京的秋色，也进入了最美的时候。

　　我开始看惯了这些树木。而它们又给了我新的惊喜。原本乔木灌木上的叶子，一律都算绿色，但现在它们开始显现不同的色彩，像一群下了班的人，脱去统一制服换上了自我的便装。而每一件贴身衣，都是一个独立意志的展示：

　　有的变黄，有的变红，有的转成褐色、赭色，有的在一片树叶上同时有着数种颜色的渐变和晕染。本来满园色调一致，如今展露截然不同的画面。

　　这个从单色到彩色的过程，究竟是叶片们从无到有，因适应外界变化，开始变得新颖绚丽，还是它们从有到无，去除伪饰，终于暴露了本性的差异？

　　这大约就像一群起点一致的年轻人，初见时一样青葱可爱，然后在人到中年时，各自境遇千差万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但即便日日相见、比邻而植，有时也要耗费一片叶子的一生，才知道大家原本因颜色相近，就引为同类，也算误会一场。

　　也许就是要到春夏都落幕，你才能在共性中看到个性，又从个性中看到共鸣，才能在告别中遇到相见，又从老成中萌生初心。也许生命就是要到回收的阶段，一个人才刚刚触摸到自己冰山下的本色，才能辨别一二，才能在最后一次爱中又如初次坠入爱河。

　　可冬的脚步就这样来了。一夜风紧。早上起来，宿舍楼下的银杏，落了一场金雨。任尔赤橙红绿，再盛大的色彩狂欢，都进入收尾。

　　我还是会在课后去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散步，裹紧我从南国带来的最厚的外套。一个我看不见的时钟在敲着点数。听到的生物都竖起了耳朵。

　　只见原先悠闲的动物变得紧迫起来，吃东西时不再从容。它们凭着本能在为越冬做准备。而高大的白杨，也叹息般摇落了所有的叶子。走在公园步道，地面如被一场落叶的大水漫过。

　　白杨开始变得光溜溜的树身上，那些如眼睛一般的图案变得清晰。

　　有的是狭长上扬的丹凤眼形状，有的如堆满鱼尾纹的老者的眼睛，有的是略略上翻的骄傲的眼，有的是慈目微睁的眼。当暮色四合，成排的白杨树身上，千百只眼睛会不会一齐眨起来，用一种我不能察觉的方式？又或者当夜色最终笼罩一切，它们会低垂下望，入定般凝视每一个路人。

　　白杨树身上，那些被游客刻上的字，也由此显露。或许原本只是被刻在齐人高位置的一小行字，随着这高大的树的生长发育，名字也变大、笔画变阔、位置变高，变得不可触及。我在下面辨认这些名字时，得仰头去看。

　　这是百家姓中的一个常见姓。或者是一个常见的男人名和一个女人名在一起。有时是一个孩子气的字迹。恐怕没有任何恶意的，大自然的一个造物在另一个造物身上留下刻痕。树并不在意，它只是带着那疤痕向上伸展了。

　　那刻字的人，还会经常来这个公园吗？他还会在千万棵树里一下子找寻到自己的名字吗？他还记得刻字时的季节和心情吗？我不禁想。个体的寿命如此短暂，比这更长一些的是人的文字，再长一些的或许就是建筑物的残留，比如这一段城垣土壕遗址，再长一些的就是自然。当我们熟悉的一切参照都不存在，用以衡量物理距离和时空维度的尺度都消失意义，这一片白杨还会在吗？

　　还会在吧。带着名字和名字在一起。

　　“你有没有爱过一棵树？”在北京的时候，我的云南作家朋友问我。我想了想说，没有啊。在上海不是靠树木形态的变化去识别四季流转的，我是靠商场里季节限定的广告来确认时光流逝的。而且在上海，你会去爱一条街、一幢楼、一个人，魔都人口密度太大。你把一个人扔进幅员辽阔的沙漠里，会找不到他，在上海也一样，你把一个人扔进闹市，你也一样就失去了他。任何一个人消失，其他人挪挪身体，瞬息间就把那个空白填补上了。好像没有什么人是不可替代的——不要说树了。

　　“那多可惜啊，”朋友说，“我家乡有一棵菩提树，对我就是不可替代的。”他说，有一次他遇到伤心事，特意驱车返乡，抱着那棵树嚎啕大哭几个钟头。与他同行的朋友起初还劝他别哭了，后来他们索性也不管了，就躺在树下等着，等到他慢慢停止哭泣。离开的时候，他摘了一片叶子，一直供奉在家中的壁龛里。“我现在人在北京，我的心好想这棵树。”

　　“那棵树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我的一部分，如心里的根须，永远和它在一起。”

　　我想着云南雨水丰茂的山丘，想着植物葳蕤的树林里那一棵树，从万千棵树中被这个作家选中的树。或者说，是这棵树，刻意从万千个人中俘获了这一个人。

　　我也开始想念上海的一棵树，一棵陪伴我童年时代，种在我们新村里的小小的玉兰树。我曾用泥巴涂抹过它被经过的车蹭出的伤口。还有一棵树，是种在祖父母家的楼下绿化带里的合欢树。它们不像北方的树，总就长到二三层楼的高度就到顶了。于是在祖父母家的整个暑假，每个清晨和傍晚，我都能轻松俯瞰合欢树冠上碧色的羽状复叶和粉色的花穗。那毛茸茸湿漉漉的花，总叫我觉得心头痒痒的。我想到它，就像水手在茫茫海浪里看到一块熟悉的礁石，也是那种湿漉漉的心情。怅然若失的。我不会跑去小区的这棵树下抱着它哭泣，我想我也不可能折下它的树枝，因为在变速太快的城市里，这些树都不存在了。

　　在北京的无数棵树里，哪一棵会属于我？

　　在预定离开北京的最后一个月，那个夜晚降临，飞雪也随之降临。连京城的人都说，近十年没有见过这么大、这么好的雪了。这将我已经熟悉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又变了模样。雪后的公园，冷得干干净净。绿色的世界，彩色的世界，最后都变成了纯白的世界。像一生已经过了一遍。

　　本来区分绿化带、花坛和步道的经纬消失在雪中。熟悉了的风景对我又显露陌生。我在白杨树下走，脚步的声音被踩下雪后发出的咯吱咯吱咯吱的声音延长了。每一步都有了一个颤抖的尾音，像没有推进完的情绪。而我要和你们暂别了。

　　我把自己能包裹起来的部位全裹起来了。现在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我没有去看雪后的故宫或者颐和园，我还是来了这里。土墙、喜鹊、河里的绿头鸭、新结出的冰块和雪堆，老相识的亭子和台阶。还能识得我这个外来客吗？后会有期。落尽叶子的树们，像一行行藏锋的书法，含蓄有力地收着来年的新芽。

　　我知道，这里无所谓肃杀凋敝，我知道飞鸟鱼虫都存在在这个公园的深处，我知道积雪下不是空空如也，我知道那些土坡不仅仅是土坡。大家按照各自的节奏生长、兴替，就如我们这群天南海北的朋友在北京一起度过了这个秋天和这个冬天。然后我们会按照各自的悟性，在各自的位置和节令中长出些新的什么。

　　我没有在公园中任何一棵树上刻下我的名字。但我知道，在茫茫的宇宙无数星系中，在淡蓝色小点似的地球上，在某一个角落，有那么一小块地方。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过。而生命会带着名字和名字一起，向天空展开全部的枝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