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改了 上海基层干部经历了什么

（原标题：旧改了！一座老宅27个产权人，一次调解耗12小时…上海基层干部经历了什么）

“经历过一场旧改，我觉得我可以去考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试试。”

“经历过一场旧改，我觉得我可以去考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试试。”最近，经过两个月“5+2”“白+黑”的疯狂工作后，年轻的上海基层干部小A忽然对笔者来了这么一句。

“真有这信心？你不是一向有考试恐惧症吗？”“哈哈，旧改让我成熟，旧改让我无畏，旧改让我看清这世界。”

小A的调侃，让懂的人会心一笑。

上海近年来大力推进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许许多多身居陋室的百姓圆了“新居梦”。一场旧改，改变了城市面貌和人的命运，而近距离窥见的或许是真实的人性。

当彼此的利益赤裸裸的摊开在每个人的面前时，人性的善良、纠结、幽暗……也一并裸露在阳光之下。在短时间内解锁“人性”，抓住“人心”，听起来是心理学家的活儿？不，因为熟悉套路，所以了解更深，也因为带着感情，所以效果更好。在旧改中不断刷新见识、get新技能的基层干部，有一肚子话说。

（一）提醒单身老爷叔、独居老阿姨管好“钱袋子”

黄浦区一个地块正在经历旧改。

最近，有热心居民向龙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陆顺凤反映：居民区一位独居的单身老爷叔和一位看上去小他十几、二十来岁的女士在附近兜马路。

陆顺凤听了，心里打了一个“格楞”。这位爷叔过去没事的时候，就会到居委会聊天，和居委干部都很熟悉。于是，陆顺凤托人把他请到居委会，想问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聊天中，老爷叔说，有位过去并不认识的年轻女士最近主动约他一起玩。陆顺凤听了，委婉地提醒老爷叔：多留个心眼，如果和别人谈朋友，自己的钱财也一定要管好。

发生在这位老爷叔身上的奇葩事，并非个案。社会上一些人听说一个地块旧改来了，专门打听一些独居老人的情况，“伺机行动”。

在另一个旧改地块，笔者听到一个类似的事情：

居委干部发现，一位独居的老阿姨身边突然多了一个“干儿子”，陪着她去医院看病，到她家陪她聊天。

居委干部立即找到相熟的居民向阿姨了解情况。原来，这个“干儿子”和阿姨毫无血缘关系。某天，阿姨一个人从医院回家，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就凑上来，对她嘘寒问暖，临走还加了阿姨微信，叫阿姨下次看病叫他陪着。

阿姨的子女平时都不在身边，独居多年，突然有个像孩子一样的人愿意和她说说话、陪陪她，她也没有往“深处”想。

幸好发现及时，居委干部一语“点醒”阿姨：完全不认识的人为啥突然对你这么好？

这位阿姨也是明白人，恍然大悟，就此打住。居委干部给她的子女打了电话，请他们多多关心阿姨的生活。怕阿姨尴尬，并没有对她子女提过“干儿子”的事。

听完这两个案例，感觉倒吸一口凉气？经历旧改的社区干部要告诉你了：这就是“人间真实”。

为了帮助居民，社区干部练就的第一道功力就是“火眼金睛”。他们说，旧改征收是政府给到我们居民的利好政策。作为居委干部，我们一定要帮居民守好“钱袋子”。为了这些老年居民的利益，我们居委干部不怕被人说“多管闲事”。

（二）一座清朝老宅27名产权人，如何帮助实际居住的孤儿寡母

光有“火眼金睛”可远远不够。

在旧改面前，亲情变得十分微妙。有些经济条件差的居民，一生蜷缩在促狭的房子，骤然获得了翻身的机会，难免锱铢必较；还有一些早已搬离的产权人，听闻老屋还有利用价值，无论如何也要回来分一杯羹。矛盾就在各自的打算中积蓄、发酵，最后喷发。

这时候，就要看社区干部第二道“定海神针”的功力了。

在杨浦大桥97、98街坊，就有一座让旧改干部头疼烦心的“清朝老宅”。

老街坊所在的周家牌路居民区，是过去“周家祠堂”的所在地。有一次经办人到档案馆翻查一座老宅的原始资料，发现那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建于清朝的房子。房屋征收经办人通过公安翻查老户籍资料，都是繁体、竖写的文字。

临青路233弄90号，就是传说中的“清朝老宅”。

从一开始，富有经验的征收人员就知道，这样历史久远、颇有名气的房子，没有上十个共有产权人都不好意思叫自己“清朝老宅”。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老宅的第一次共有产权人碰头会，一共来了27个人！其中有一位专门从台湾飞过来的产权人。他们之间互不认识，年龄职业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姓周。

面对这么庞大的共有产权人队伍，旧改办还是第一次。每次“搭平台”就要用上半天时间，屋内屋外热闹得像过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天知道征收人员费了多少唇舌，才终于让这27个人在二次征询同意书上签了字。然而更大的难题还在后头……

解决了共有产权人的问题后，实际居住人的问题怎么办？旧改干部发现，这27名共有产权人中大部分都已经搬离了老宅，曾经的周家祠堂，如今都是老弱妇孺住在里面。

就拿其中一户人家为例。这一家子有祖孙三人，老母亲患有严重精神焦虑症，女儿在家照顾母亲而无法上班，小孙女才刚上幼儿园，生活条件本就十分艰难。安置款分配时，她们只拿到很小份额，这在上海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

面对旧改基地中实际居住的精神病人、残疾人、孤寡、孤老等众多的问题，在旧改征收过程中，高签约率有时并不是唯一追求。“弱势群体一直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只要发现家庭内部协议分配有失公允，让弱势人群吃亏了，我们都立即制止。宁可不签约，也要重新搭平台。”一名旧改工作人员说。

好不容易争取到27名共有产权人意见统一，就这样推翻重来？旧改办还真是说不签就不签。

面对不甚合理的分配，旧改办果断决定重新搭平台，联系共有产权人重新协商，又争取到一笔奖励金，最终帮祖孙三人争取到了170万，让她们未来生活有保障。

所谓“定海神针”，即要在“压得住”的情况下，更保障公平正义。这样，才能让那片波涛翻涌的大海，真正得以宁静下来。

（三）锲而不舍调查梳理，十几小时耐心调解

有了“定海神针”万事大吉？还没完，第三道“锲而不舍”的功力万万不能少。

当这第三道功夫持续发力之后，说不定可以收获意外之喜。

喏，现在去虹口区欧阳路街道看下。

编号为“吉祥路塘里5号1层”，是一间16平方米的私房，独居此处的崔阿婆过世后，老屋就一直空置着。崔阿婆是孤老，膝下无子女，兄弟姐妹也失散多年无有往来。

面对一间空房，如何下手？

经办人员通过居委会找到崔家留下的一个电话号码，经派出所联系，查找到阿婆最小的兄弟。原来，崔家共有9个兄弟姊妹，是这间老屋的法定继承人。他们中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失联，有的生活在外省。

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梳理，老屋总共有15个共有产权人。经过逐个沟通解释，最终促成所有产权人以全货币补偿协议签约。签署委托书当天，崔家十几口人汇聚在塘里，竟然以旧改签约的形式实现了离散多年后的大团聚。

居住在苏州的崔家老三已年过七旬，由子女推着轮椅远道而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能沾上旧改的光，他的子女儿孙甚至不知道祖上还有一间老房，感觉“跟做梦一样”！

除了“锲而不舍”的调查、梳理、上门，“锲而不舍”的调解，更是旧改工作的主旋律。

在杨浦88街坊“二次征询”正式签约的前两天，征收基地调解室里，居委干部李阳阳和王家十几口老小，在桌前坐了整整12小时。针对他们家的上一次调解，在进行了5小时之后，亲戚们几乎扭打在一起，不得不“休会”，这也挫败了好几个参与其中的调解员的信心。

王家房屋产权异常混乱，涉及第二代、第三代继承人，各种赠予关系，还有产权人死亡、产权人不在沪等种种特殊情况。花了半天时间，李阳阳才从这一家人的描述中，逐渐理清了人物关系，并按照政策约定，算出了让众人相对满意的补偿款分割方案。

“不谈了！老子要去上夜班。”调解已经持续了近6个小时，在分割方案面前，家属陆续点头。可抽了一支烟的工夫，王家的大哥，突然发火。“你算的我不承认，我不要跟你搞！垃圾瘪三。”王家大哥起身踢了一脚椅子，把矛头转向李阳阳。

李阳阳深吸了几口气，尽量平静地说：“没关系，那你走好了。我们就在这里等。”听到这话，身心俱疲的家属们如同泄了气，索性就倒伏在桌案上。调解进入内耗阶段。

“当时他突然骂我，我真的很生气。”但李阳阳选择克制的原因很简单： “这种下三路的骂人方式，比起我和其他调解员之前经受过的，已经算文明了。”更关键的，他不想失去对大局的掌控力。“很显然，接下去就是在打心理战了，看谁耗得过谁。我如果先‘上头’了，就是中了他的圈套，之前所有努力全白费。”

王家大哥的激将没能奏效，踟蹰半天，见无人迁就，又灰溜溜转身回来坐下。

“阿哥，就冲你是大哥，你懂道理，你了不起，你让一让他们。”一改先前的冷峻，李阳阳开始走起了温情路线。或许是在李阳阳情感攻势下催生出了正义与责任，起先咬紧牙关的王家大哥渐渐松动。天亮之际，一家人终于签下了合约，各自迎接新的一天。

（四）独居的残疾孤老顺利旧改，背后是“保姆式”服务

笔者经常会对参与旧改的基层干部说一句：“你们不容易啊……”他们或许会深深点头，或许会轻描淡写说一句：“其实也没那么难！”

说不难，是因为掌握了第四道功力——“真心交换”。

75岁的方老伯，是居住在黄浦区豫园街道古城居民区的独居老人，他肢体残疾，晚年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是古城居委会的“常驻居民”。白天居委会办公室的门一打开，他就跟着居委干部一起进来，待在办公室，居委会干部下班，他也跟着下班回自己家。平时，吃饭、配药、吃药，都由居委干部安排得妥妥当当。方老伯的亲属，每月给居委干部汇来一些钱，作为老伯的生活费，委托居委干部照顾老人。

当时的古城居委会主任张国毅是一位50多岁的爷叔，皮肤黝黑，话不多说。方老伯的一切日常主要由他负责。对照顾方老伯，老张说，就像自己又多了一个哥哥。

方老伯也爱粘着他。因为老年痴呆症，他对很多老邻居都认不出了，但他认识老张和当时的古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铃，一声声“国毅”“铃铃”经常被他挂在嘴边。

一晃，居委干部照顾方老伯六年了。2018年，方老伯居住的地块迎来了旧改。

房屋征收开始时，张铃与张国毅帮方老伯咨询过律师：对他这种没有行为能力的人，要找一个监护人代替他进行征收签约。

但最初由于方老伯亲属较多，意见不统一，一时间无法确定监护人。就在亲属们“纠结”时，方老伯意外因为高血压住院。

那天，方老伯待在居委会的办公室里，突然大吐起来。居委干部赶紧帮他叫了救护车，并打电话通知了他在上海的亲属。救护车来了，亲属却无法马上赶来。由于方老伯情况紧急，揣上居委干部们临时凑的2000多元现金，张铃和另一位居委干部就上了救护车——先送方老伯去医院。到了医院，方老伯又吐了，上衣前襟、坐的椅子上全是呕吐物，张铃和居委干部拿出餐巾纸帮他擦拭，老人呕吐物太多而且气味非常重，两个人边擦边自己也跟着吐了起来。

陪着方老伯做检查、配药、安排住院，张铃与居委干部从早上忙到下午，直到亲属赶到医院，她们才因为工作不得不离开。

在方老伯出院后，张铃和张国毅为他推荐了养老院，方老伯的亲属联系好这家养老院，安顿他度过签约前的过渡期。后来，在张铃与张国毅等居委干部的妥善安排下，方老伯的监护人问题、签约问题以及晚年安置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无独有偶，在虹口北外滩街道，也有类似的故事。

夏保中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幼年父母双亡，在虹口北外滩街道114街坊过着独居的生活。居委干部一直把他当做“爸爸”看待，也多亏了居委干部提醒，老夏才避免了几次被骗。此后，他的身份证、残疾证都放在居委会保管。

今年地块旧改了，居民区书记华怡菁和居委会主任冯菲基本包揽了老夏的所有事情：陪他签约、选房、看房，帮他装修新房、租过渡房……

华怡菁说：“由于老夏的情况太特殊，做居委干部这么多年，也是第一次遇到，只能多担待一点。有时候还难免遇到别人的风言风语。我们也没法多解释，问心无愧就好。”

冯菲对此也感同身受：“我们做这些事，也没想过要他感恩什么。但他无依无靠又残疾，如果我们再不帮他，他又能靠谁呢？”

眼下，老夏即将笑眯眯地入住人生第一套新房。

原来，能解锁“人性”的，最终还是“人心”。只有掏出真心来，才能换得人心。而这，才是旧改中最暖心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