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赤峰2月17日电 题：解码辽上京之谜的考古队

　　 中新网记者 李爱平

　　辽上京考古队再次被大众关注是在两天前。

　　2月15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在会上表示，辽上京遗址首次在皇城内确认辽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筑，对认识辽上京城址布局在辽、金两代的沿革具有重要意义。

　　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辽上京遗址，为何能得到考古界十多年的持续关注？

　　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董新林任辽上京考古队队长。

　　辽上京考古队最初受到关注是在2013年。当年，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成果被评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年后的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巴林左旗成立“契丹辽文化考古研究基地”；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依托辽上京考古工地开始持续组织举办全国性城市考古研修班。2021年，辽上京遗址荣获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辽上京遗址成功入列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这期间，董新林成为经常接受媒体采访的考古专家，更多人想从他口中知道如今已消失的契丹辽国到底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研究契丹和辽文化。金庸的《天龙八部》把北宋、大辽、大理一视同仁，都纳入了中国的范畴，是值得称道的。”在一次学术讲座中，董新林开门见山地说道。

　　在董新林看来，契丹民族建立的契丹辽国曾主宰了十至十二世纪北中国的历史舞台。辽、金、元时期是现今中华民族再融合的重要阶段。统一多元的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辽国曾做出了重要贡献。

　　让考古界颇为遗憾的是，从元代以后，辽上京城为世人所淡忘，直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代史地学者张穆在踏查巴林旗山川水系时，重新发现辽上京城遗址。

　　此后20世纪，一些外国学者根据清代学者考证的可靠线索，率先关注辽上京。日本著名的学者鸟居龙藏先生曾两次(1908年和1930年)到巴林左旗考古调查，认同对辽上京遗址的判定，并且在《燕京学报》发表文章，对辽上京及其城内的石人观音像等进行考证。

　　法籍神甫闵宣化也曾两次到赤峰地区对辽代的城址进行综合的考察，断定“波罗城”就是辽上京故址。至此，辽代上京故城的地理位置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同。解决了中国东北史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些年，来自中国的研究成果同样丰硕。董新林介绍说，2011年至2017年，辽上京考古队的主要成果体现为：首次确定了辽上京宫城的准确位置和规模，更正以往对宫城范围的错误推测；首次发现并确认了都城东向的轴线；辽代东向中轴线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为单一轴线；确认西山坡遗址的性质为辽代皇家寺院……

　　2012年，辽上京考古队还负责完成了“辽代上京城和祖陵遗址”申请《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并顺利入选预备名单。2013年，负责编制完成“辽上京考古发掘工作计划”文本，推进辽上京国家遗址公园建设。2016年11月，编写辽上京遗址和辽祖陵遗址申遗正式文本，目前已完成。

　　2018年，董新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中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辽上京的营建既体现出效法传承汉唐都城形态，又结合游牧民族传统的规划思想。他认为，辽上京城揭示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新范式。

　　在内蒙古大地耕耘多年的董新林认为，某种意义上，赤峰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董新林指出，辽上京考古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不断获得重要新成果，不断为深入认识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提供更为翔实的考古资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