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现代儿童书刊的兴起

中国近代最早的儿童刊物是1875年在上海创刊的《小孩月报》，由外国传教士操作，以传播教义为特色，为传教所需，也有西方儿童文学教育方面的内容。

随着中国近代出版业、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废科举、兴办新式学校以后，专供学校教学应用的教科书以及专供孩子们阅读的儿童报刊、童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上海很快成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中心，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品种最多，影响也最大。

国人最早自创的儿童报刊

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儿童刊物是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蒙学报》，由维新派人士叶瀚、汪康年等发起成立的蒙学公会创办，梁启超参与策划。《蒙学报》为综合性周刊，文史数理无所不包，旨在补“旧时启蒙教法之未善”。难得的是，该刊按儿童的年龄段，每期分为上下两编，以后又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供五至八岁、九至十三岁、十三岁以上的幼儿、儿童、少年阅读，还发表了不少中外儿童文学作品。该刊出至第72期后停刊。

1902年6月23日，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儿童画刊——《启蒙画报》在北京创刊。《启蒙画报》由清末著名出版家彭翼仲（1864—1921）主编，并兼文字撰述。彭翼仲，江苏苏州人，一生办过三家报刊：《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其中《京话日报》是当时北京影响最大的报纸。《启蒙画报》设置的栏目有《伦理》《舆地》《掌故》《算术》《动植物》《格致》《小说》《杂俎》等。内容注重数理化、史地、生物及修身之类基础知识与思想修养教育。

《启蒙画报》以服务儿童为宗旨，图文并茂，使用白话文。第一期所刊《启蒙画报缘起》，将画报明确定为“于蒙学为起点”，编辑策略有三：一是“孩提脑力，当以图说为入学阶梯，而理显词明，庶能收博物多闻之益”；二是“本报浅说，均用官话，久阅此报，或期风气转移”；三是“参考中西教程，约分伦理、地舆、掌故、格致、算术、动植诸学，凡此诸门，胥关蒙养，兹择浅明易晓者，各因其类，分绘为图”。《启蒙画报》曾连载小说《黑奴传》《猪仔记》等。据资料，《启蒙画报》“主于灌输新知，启迪蒙童，略分六七门类，以白话演之，永清刘炳堂（用烺）为作画，其始日出一纸，后改为旬刊。而别出《京话日报》，以开牖普通社会。同时创设蒙养学堂，以沪上所出教科书课童子”。该刊约于1904年底终刊。

1903年4月6日，这是中国儿童报刊史上一个需要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儿童报纸——《童子世界》在上海创刊。该报由蔡元培、章太炎等主持的爱国学社主办，童子世界社编辑、发行，钱瑞香、何梅士等主编。钱瑞香在《童子世界》创刊号上发表的《论童子世界》一文，强调儿童对于国家未来的重要价值以及抓好儿童教育的紧迫性：“中国之人，莫不曰国将亡矣。国将亡矣，不闻有一人能兴之也，吾谓此责任尽在吾童子……然兴中国者，非十余岁之童子所能为也，必先求学问，学问既成，然后为之，何忧乎。然则二十世纪中国之存亡，实系于吾童子之手矣。”正是本此观念，《童子世界》宣示以“呕吾心血养成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为宗旨，开设有《论说》《时局》《史地》《理化》《博物》《小说》《诗歌》《译丛》等栏目，使儿童心系天下而又知识博雅。稿件均以浅显文言文或通俗的白话文写成，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难得的是，《童子世界》还是一份日报。该报第8期《论〈童子世界〉之缘起并办法》一文介绍了为何办日报：“我想中国之病，在乎闭塞；对病发药，在乎交通；交通之道，在乎报章。于是同人集议倡办斯报，欲以世界之重担，共肩一分，即定名为《童子世界》。赞成诸君提议办法，有谓旬报者，有倡礼报者，有倡日报者，有以日报为期之接往，不得稍松，为难事者。同人爰亦倡一说曰：‘此报定名曰：《童子世界》，宜顺童子之性情。字多而期远，一则盼切甚苦，一则长篇取厌，不如日报之按日而文短，有鼓舞而无厌倦之为得也。’赞成诸君曰：‘尔曹以童子知童子，较我辈更意切，决如此可矣。’”这种从儿童出发、为儿童着想的办报理念实在可贵。

遗憾的是，1903年6月，因“《苏报》案”发生，爱国学社被封，《童子世界》被迫于6月16日停刊。《童子世界》虽只出刊33期，但它的开山之功与为儿童办报的成功实践是不可磨灭的。

商务版《最新国文教科书》立于变革潮头

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重镇，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儿童书刊与儿童文学的出版中心。商务首先下大力气从学生教科书做起，继而又投入大力气从事与学校教学密切结合的儿童书刊，在中国最早创办《童话》丛刊系列出版物（1908）、幼儿刊物《儿童教育画》（1909）、少年刊物《少年杂志》（1911）、纯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1922），影响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中国童书与儿童文学。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咸昌兄弟与高凤池，四人都是出生贫寒的排字工人，曾在教会学校半工半读，靠打工有了积蓄，合股办起了印刷工场，取名商务印书馆。由于经营有方，业务扩大，1902年设立编译所，投入图书出版，聘请蔡元培为编译所所长，因蔡元培受“《苏报》案”牵连，避往青岛，改由张元济担任所长。

张元济（1867—1959），浙江海盐人。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903年，因商务聘请，张元济决定放弃在南洋公学的地位，担任编译所长。张元济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商务，由编译所长而经理（1916）而监理（1920）而董事长（1926），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在他主事时期，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重镇；更重要的是，张元济的出版理念与文化担当使他通过商务这一平台，为中国近代教育、文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事业，第一件就是组织编写适应现代教育的新式教科书。

张元济进入商务的1903年，正是清廷发布新学堂章程的第二年，其时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创办，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师资和教材的极度匮乏。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又有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的办学经验，对时势的敏感，使他果断抓住出版机会，推进教科书的编撰。

1904年3月，商务印书馆《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这是直接影响与惠及千百万少年儿童的中国第一本现代意识的小学教科书。此册署“江苏武进蒋维乔、阳湖庄俞编纂”，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谷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稹太郎、福建高凤谦、浙江张元济校订。该书《缘起》云：“自初等小学堂至高等小学堂，计九年，为书十八册（以供七八岁至十五六岁之用）。凡关于立身（如私德、公德及饮食、衣服、言语、动作、卫生、体操等）、居家（如孝亲、敬长、慈幼及洒扫、应对等）、处世（如交友、待人、接物及爱国等），以至事物浅近之理由（如天文、地理、地文、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化学及历史、政法、武备等）与治生之所不可缺者（如农业、工业、商业及书信、账簿、契约、钱币等）皆萃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特色（如开化最早、人口最多及古圣贤之嘉言懿行等），则极力表彰之；吾国之弊俗（如拘忌、迷信及缠足、鸦片等），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之进步改良。由浅及深，由近及远，由已知及未知，按儿童脑力体力之发达，循序渐进，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庶几拾级而登，无或陨越。”

张元济主持编写这册“最新”教科书，以其完善的内容和形式广受欢迎。1905年1月第二至第五册出版，至1906年全套十册出齐。与之相配套的《教授法》也相继问世。商务版教科书一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正是这套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按照教育原理编写而成的教科书，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地位。商务版教科书取得成功的最大“秘密”就在于儿童观的转变，处处体现出对儿童的尊重、理解和“照顾”。这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辑方针中就可以看出：

●本编选用四百五十九字，凡生僻之字，及儿童不常见闻者，概不采入。

●本编虽纯用文言，而语意必极浅明，且皆儿童之所习知者。

●本编所述花草景物，预算就学时期，顺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

●本编德育之事，注重家庭伦理，使儿童易于实行。

●本编智育之事，只言眼前事物，不涉机巧变诈。以启儿童之天性。

●本编多涉学堂事，使儿童知读书之要。

●本编多涉游戏事，使儿童易有兴会。

●儿童最喜图画，本编插图至九十七幅，并附彩图三幅，使教授时易于讲解，且多趣味。

●本编用初号大字印刷，俾儿童不费目力。

●洁白有光之纸，易伤儿童目力，本编用纸只求结实耐用，不事外观之美。

以上编辑方针立足于儿童角度，又本着教育要求，全面地考虑到了教科书的受教、使用对象——少年儿童的心理、兴趣、能力、喜好，从课文的内容（德、智、读书、游戏）到形式（多插图、文字浅明），从教育目标要求（第一册459字）到教科书的字号、用纸，都作了科学、实用的安排。课文的内容尽量从儿童的社会化特征出发，以家庭与学校为主，由近及远，以小见大，尤其是强调“以启儿童之天性”，“不涉机巧变诈”，儿童最爱图画，插图与彩图多达一百幅。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与儿童为本的方针指导下，儿童文学自然会被请进教科书中。

商务版《最新国文教科书》采用的儿童文学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将儿童文学作品作为课文资源，如将林纾翻译的《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等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直接选入教科书。二是由编辑人员自撰课文，尽量采用儿童文学的形式与艺术手法，迎合儿童的兴趣。如第二册第九课的《采菱歌》：“青菱小，红菱老，不问红与青，只觉菱儿好。好哥哥，去采菱，菱塘浅，坐小盆。哥哥采盈盈，弟弟妹妹共欢欣。”

商务版的这套《最新国文教科书》畅销近十年，重印十多次，此后“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肖东发等主编《中国出版史》第3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商务版教科书的影响与示范作用，一种新的尊重、理解儿童的儿童观与新的儿童读本形式开始走进了中国的中小学教育。

孙毓修与商务版儿童书刊

在张元济贯通古今、中西并重的出版理念下，商务印书馆编写了小学、中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了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1908），创办发行《东方杂志》（1904）、《小说月报》（1910）、《教育杂志》（1909）等刊物，开一代之风气。特别是由商务印书馆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少年杂志》、“少年丛书”，成为促进晚清儿童文学的引擎。

孙毓修(1871－1922)，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儿童读物编辑专家，江苏无锡人，清末秀才。早年在江苏南菁书院执教，得到缪荃孙指教，目录学根底颇深。1907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得到张元济赏识，任其筹建图书馆。1908年，商务印书馆购得绍兴徐氏、太仓顾氏、长洲蒋氏的藏书，设图书馆于编译所，世称“涵芬楼”。后主持影印《四部丛刊》等，著有《永乐大典考》4卷、《中国雕版源流考》等。

从1909年起，孙毓修在国文部负责儿童读物的编辑，先后主编《童话》丛书、《少年杂志》、“少年丛书”。在他的编辑团队中，有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等。

1908年12月，《童话》丛书创刊。1909年1月16日，《东方杂志》第5卷第12号刊登孙毓修的《童话序》，2月又在《教育杂志》第2期刊登。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第一篇以“童话”为名的创刊词。晚清至五四时期前后的童话含义较广，大凡寓于幻想色彩的供小读者阅读鉴赏的叙事作品，包括小说、故事、童话、科幻、寓言等，均属“童话”范畴，当时的“童话”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的同义词，两者没有严格的界说。因而孙毓修编辑的《童话》丛书，实际上就是儿童文学，《童话序》体现了晚清时期知识界对儿童文学的认知与文体观，是知识界对于儿童文学一般主张的代表性文字。

孙毓修在《童话序》中首先分析了儿童的阅读心理，认为教科书内容的“庄语”与文字的“文言”也即“典与雅，非儿童之所喜也”，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内容“皆本于人情，中于世故，又往往故作奇诡，以耸听闻。其辞也，浅而不文，率而不迂”，因而儿童最喜阅读。他认同外国学人的观点：“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而然。诚知言哉！欧美人之研究此事者，知理想过高、卷帙过繁之说部书，不尽合儿童之程度也。乃推本其心理之所宜，而盛作儿童小说以迎之”。孙毓修充分肯定了儿童最爱听故事、故事对于满足儿童阅读心理的重要性，并首次提出了“儿童小说”这一文体概念，将讲好故事作为《童话》丛书的办刊方针。据此，孙毓修又提出了兼取中外好故事，以寓言、述事、科学三类作品为主，文字、配图等方面的具体做法：

吾国之旧小说，既不足为学问之助，乃刺取旧事，与欧美诸国之所流行者，成童话若干集，集分若干编。意欲假此以为群学之先导，后生之良友，不仅小道可观而已。书中所述，以寓言、述事、科学三类为多。假物托事，言近旨远，其事则妇孺知之，其理则圣人有所不能尽，此寓言之用也。里巷琐事，而或史册陈言，传信传疑，事皆可观，闻者足戒，此述事之用也。鸟兽草木之奇，风雨水火之用，亦假伊索之体，以为稗官之料，此科学之用也。神话幽怪之谈，易启人疑，今皆不录。文字之浅深，卷帙之多寡，随集而异。盖随儿童之进步，以为吾书之进步焉。并加图画，以益其趣。

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为了满足儿童的阅读心理，每期《童话》的内容编好以后，就交由编辑高梦旦带回家去，“召诸儿而语之，诸儿听之皆乐，则复使之自读之。”如果作品的内容儿童听了不喜欢，或文字晦涩难懂，就再作修改。这种尊重儿童的做法，显然是值得提倡的。

从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的维度考察，《童话序》在三个方面提出了超越前人的观念：一是儿童读物应从儿童心理出发，“推本其心理之所宜”；二是讲好故事是儿童文学的重中之重；三是选文应中外兼取。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儿童读物的“感人之速，行世之远，反倍于教科书”。《童话》丛书的办刊实践正是努力按照孙毓修的序言进行的。

190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毓修编写的《童话》丛书第1集第1编《无猫国》出版，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本标为“童话”的读本。《童话》丛书先后出版了三集，均为32开本，铅印平装，图文并茂。《童话》丛书先后出版102种，孙毓修编写了77册；1918年6月起由沈雁冰续编了《大槐国》《千尺绢》《负骨报恩》《狮骡访猪》《平和会议》《寻快乐》等16册，这也是沈雁冰最早的文学创作活动；第三集4种由郑振铎于1921年后续编。

《童话》丛书因文质俱佳大受小读者欢迎，风行一时。受此鼓舞，1911年2月，商务印书馆又创办了《少年杂志》月刊，与《童话》丛书配套，又有书又有刊，进一步丰富了儿童的阅读需求。1911年至1913年，《少年杂志》的前三卷由孙毓修主编。孙毓修在创刊号的《缘起》中宣示：“本馆旧编《童话》，以稗官之谈，寓牖世之意，颇承阅者许可，风行一时。今本斯旨，更为杂志，月刊一册，颜曰《少年》。内容大加扩充，如修身、文学、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卫生、动物、植物、矿物、实业、手工、习字、图画、体操、音乐、歌谣、游戏，中国时事、外国时事，凡二十余类，皆择其切近易知饶有兴趣者，随时编次，互见各册。兼采古今中外之新奇故事，讽世寓言，以供谈助。插画丰富，行文浅显，凡入学三、四年之生徒，以及粗解文义之人，皆能领会。庶可为教育之补助，而使社会中人，皆晓然知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急急焉。”

孙毓修主编的《少年杂志》，将读者对象定位为小学中高年级以及社会上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读者，承续了《童话》丛书的成功经验，栏目丰富，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有中国时事、外国时事，以后又开辟了新闻话、少年谈话会等专栏，重视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同时该刊还注重科学普及，创刊号上发表的《飞船史》，介绍了中国最早的航空设计师、飞行家冯如和谢缵泰的事迹。《少年杂志》开设的文学专栏，刊载了不少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创刊号刊有《捕鱼与吹笛》《卖报童子》等文章。《少年杂志》第4卷（1914年7—12月）仅出六期，1915年1月第5卷起改由朱天民（赤萌）主编，1924年后由殷佩斯主编，1931年停刊。

孙毓修还主编了《少年丛书》，以介绍中外名人的传略和故事为特色，“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坚定志气”，也深受读者欢迎。《童话》丛书、《少年杂志》《少年丛书》是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儿童读物，而且又以儿童文学作品为显著特色。茅盾曾高度评价孙毓修的筚路蓝缕之功，称他是“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茅盾，《关于“儿童文学”》，1935年2月《文学》第4卷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