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遵义会议上，大骂毛主席不懂打仗的凯丰，他最后的结局如何？

“你懂什么马克思主义！你不过就是看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打仗罢了！”

1935年1月15日，在决定党与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上，竟有一人，在毛主席发言后，不顾会议纪律跳出来痛骂主席，引得满座震惊。

这个人叫做凯丰，是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是接受过苏联培训的中共老资格。

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他如此失态？他在这之后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二十八个半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2日出生于江西萍乡，家境虽然贫困，但是他的父母思想都比较开放，节衣缩食供他读书，让他早早地进入了新式学堂。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混乱的一段时期，清廷虽然已经逊位，但是保皇派，前清遗老仍在蠢蠢欲动，革命党内部意见不一，北洋旧军阀搜刮民脂民膏掀起内战，外部又有列强环伺，随时准备侵吞中国。

凯丰

中华大地上暗流涌动，各种救国思潮萌发而出，相互碰撞，在学生群体中广为传播，何克全早在上中学时就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积极投身学生运动。

1925年，他考入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进一步深造，在学校里他接触到了《语丝》《新青年》以及鲁迅创办的《莽原》这些进步刊物。

于1927年加入了共青团，任武昌师范大学团支部书记，因为工作出色，在同年被组织上选中，送往莫斯科进行学习。

他与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陈昌浩等人是亲密同学，他们这一批留苏的青年学生后来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均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关键人物。

博古

1930年，何克全正式转为党员，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同年他前往香港担任两广团省委书记，为了隐匿行踪，取化名凯丰。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凯丰的操守与节气是值得肯定的，他在香港期间被叛徒出卖而遭到逮捕，在狱中没有吐露一丝秘密，最终经历了三个月的关押，才在同志们的营救下得以逃出。

但他也确实没有身在革命武装斗争一线的工作经验，从1930年入党开始，他先后担任过团委书记、宣传委员等职务，也被提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但工作重心主要围绕在共青团与青年宣传运动上，对于军事与根据地建设一窍不通，这也为遵义会议上的那一幕，埋下了伏笔。

决定命运的会议

1933年初，日本大举压进中国北方，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但蒋介石依旧保持着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

于这一年的九月，纠合53个师，7个旅，近百万大军，分三个方向以堡垒战术对红军根据地发起了“第五次围剿”。

当时红军靠着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已经将根据地范围扩大到了三十个县以上，主力部队增长到了10万人，虽然面对十倍于己的兵力颇有压力，但也并非无法一战。

可此时博古正在试图扩大自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话语权，他依靠自己的留苏背景争取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支持，并将苏联特派来的李德强推到了红军总指挥的位置上，让他在军队层面为自己背书。

李德

李德确实是一位军事人才，他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欧洲有多次实战经验，日后成为了红军大学的军事理论主讲师，但当时的他根本不了解红军，对国民党方面的力量更是毫无认知。

九月初李德才抵达根据地，完成一系列任务交接和文书工作后不到一星期，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便正式打响。

根本不懂游击战和短截击战术的他，只能死板地指挥红军修防御工事与国军阵地对垒，但对方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都有巨大优势，阵地战术完全就是死路一条。

在这般困难的局面下，红军坚守了超过一年，但始终找不到扭转战局的机会，眼看着情况越来越危急，党中央与红军不得不选择离开根据地，保存有生力量开始长征。

可就算是到了这个地步，博古仍旧在“加紧内斗”，他认为要“控制中央”必须“控制军权”，拒绝毛主席等人的提议，坚持要携带重型武器装备转移，结果拖延了行动速度，又在湘江战役上一意孤行，使红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这个存亡时刻，遵义会议应运而出，这场会议为杜绝不必要的内耗，明确未来的领导权而召开，眼看自己将要失去权力，博古自然不可能束手就擒。

他找到了凯丰，劝说凯丰为自己做“说客”，去为聂荣臻等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不要支持“根基不牢”的毛主席。

凯丰在苏联留学时就与博古交从甚密，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博古，自然在心里更倾向于自己这位“老大哥”，因此一口答应下来。

博古

只不过当时红军的主要将领都一致认为，继续由李德、博古掌握指挥权绝对没有出路，因此拒绝了凯丰的建议。

第二天，在遵义会议上，由于无法直面李德、博古集团指挥不力的事实，加之参会者皆支持毛主席的观点，并拥护毛主席总揽领导权，凯丰急火攻心，指着毛主席怒骂“你懂什么马克思主义！你不过就是看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打仗罢了！”

凯丰的激进态度，依旧出自博古的授意，其实，他只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话语权并不大，博古推动他到台前搅局，根本就是拿他当弃子。

一个不具备重大决策权的宣传委员，在会议上替自己表态，投石问路，博古自己就可以暂避锋芒。

甚至，博古还在期待，如果凯丰因为失礼的言论，和激进反对的态度被请出会议，甚至从此被排除出中央决策层，那他就可以借此大做文章，宣称会议“不民主”、“掩盖同志意见”，进而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新领导班子的合法性。

可是，慧眼如炬的毛主席，真的会让博古如愿吗？遵义会议之后，他与凯丰之间，又发生了些什么呢？

伟人的气度

1962年，毛主席在会见日本社会党的访华代表团时，回忆过遵义会议的这段往事。

当听到凯丰怒骂自己不懂马克思主义，只会看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时，主席丝毫没有恼怒，很自然地反问凯丰：“《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篇？”

这个问题让凯丰摸不着头脑，因为他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根本答不上来，支支吾吾了几声后便坐下了。

一场关乎红军领导权的争辩，就这样被毛主席四两拨千斤，变成了关于“看没看过书”的简单讨论，话题就此终结，本就十分失态的凯丰在被打断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礼，不再多做回应，遵义会议得以继续进行了下去。

当时的几位主要参会者例如周恩来、聂荣臻等人都曾回忆过，他们当时就知道凯丰人不坏，他只是书呆子气重，并且被博古利用，因此在会议结束后，新的领导班底并没有对凯丰进行任何处分，没有给博古任何借题发挥的机会。

遵义会议旧址

那凯丰自己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遵义会议刚结束时，凯丰确实是有些不服气的，但在一渡赤水，见证了毛主席精妙的战术头脑后，他立刻就认清了自己的错误，也认识到了毛主席对于红军，对于中国革命无可取代的重要性。

碍于面子，凯丰没有直接去向主席道歉，而是在红军会议等公开场合，直言自己过去说错了话，并宣布“收回自己过去的话，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决策是对的”。

长征期间，他依然担任中央宣传部长，沿途路经村镇州县，他都会留意让红军中的文艺工作者们进行革命宣传，在长征路上留下了许多佳话。

张国焘

1937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完成会师，但野心勃勃的张国焘认为中央红军在长期的转移中损失了大量力量已“不足为惧”，想要仗着自己枪多兵多抢夺领导权，凯丰又在政治局会议上站出来，批判张国焘的野心。

经历过长征路上的同甘共苦后，很快凯丰就与党中央共同迎来了抗战的爆发。在战争中洗礼多年之后，他也成为了一名革命战士，而非书呆子。

他也越发清晰地认清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在组织上主动进行了自我检讨，称过去的自己幼稚可笑，在不了解中央苏区的情况下，坚持了错误的路线。

1942年9月15日，毛主席在看到凯丰的自我检讨后，笑着为他写了一封回信，告诉他不愉快的事情，过一会儿也就好了，安慰他放下过去，不要总有心理压力。

抗战胜利后，大批中央干部转调东北进行新解放区建设，凯丰也前往东北担任宣传部长，创办报纸，毛主席欣然为《东北日报》题写了报头，并去信对他进行勉励。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离开东北回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并兼任了马列学院校长，只可惜在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他的身体并不健康，当时已经进入了肝癌晚期，受医疗条件所限，1955年，这位中共元老病逝于北京。

凯丰

对于凯丰同志，毛主席给予他最简单的评价是——知错就改，不搞阴谋。

诚然，他确实做过错事，走在错误的路线上，但他的所作所为也的确印证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担当——共产党人不惧怕犯错，更不惧怕承认犯错，并永远走在努力不再犯错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