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颜色都在宋瓷里

最美宋瓷

Song Porcelain

史上最贵的梦

传说,宋徽宗赵佶做过一个梦，他梦到大雨过后，天空出现了一抹天青色，这个特殊的颜色令他心生向往。他醒后，写下了“雨过天晴云破处”的句子，并下令全国瓷匠烧制类似这个颜色的瓷器。最后，汝州的工匠从众窑口里脱颖而出，烧出了令宋徽宗满意的天青色。此后，这个帝王梦中的“绝色”成了汝窑的代名词。

汝窑因位于河南汝州（今汝州市）而得名。汝瓷于唐朝中期开始烧制，至北宋达到巅峰。南宋叶寘在《坦斋笔衡》品评各窑口时说：“汝窑为魁。”北宋后期，汝窑专为宫廷烧制贡瓷，因此，汝瓷也有“汝官瓷”之称。

深受皇家喜爱的汝窑，其发展可谓一日千里，“汝河两岸百里窑场，处处炉火连天”这句诗为我们描述了当时汝州窑业的繁荣图景。尽管汝窑的青瓷呈现出来的色调深浅不一、各有不同，但其基底都是天青色。可以说，这种素雅清逸的柔和色调是依照北宋时期贵族士大夫阶级所推崇的“清淡婉约”的审美情趣而专门打造的。

宋徽宗不仅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还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道教主张清静无为，崇尚纯正恬静。他们认为在五行五色中，东方属青色，象征着万物的生命。道教对青色的追求也影响了宋徽宗的审美倾向。

宋时，每逢岁旦之日，文人雅士便会在室内案头处摆上以供观赏的物品，包括各种盆景、插花、文房等，这些在春节期间摆放的物品被称为“岁朝清供”。新年伊始之时，盛一泓清澈的水，点缀几块文石，择一盆秀美的水仙，为满室增添一抹亮色和盎然的春意是宋人独特的情调与品味。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珍品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就是宋人对水仙深爱的见证。

陶瓷界有这样一种说法：“一方顶十圆”。即做一个方形的器具比做十个圆形的器具还要难。而且器型的“个头儿”越大，工艺难度也就越大，只要比例稍微不对，高温烧制时，器具就会变形。而汝窑青瓷无水仙盆的器型属于既圆又方的特殊椭圆形，体量亦不小，制作过程十分艰难。

最令人赞叹的是，它纯洁的釉面上几乎没有开片的痕迹。要知道，汝窑的特征之一就是丰富多彩的开片纹，就跟树的年轮一样，每只汝瓷都有自己独特的印记：蟹爪纹、冰裂纹、蝉翼纹、鱼子纹、鱼鳞纹。这些纵横相衔的纹理犹如此起彼伏的山川、蜿蜒曲折的小溪，自然天成又变幻无穷，让人为之着迷。

但是开片其实是一种缺陷。汝瓷在高温烧制的过程中，因为陶胚和釉的膨胀系数不同，焙烧后，瓷器在自然冷却时，坯釉收缩不同步，即釉的收缩率要略大于胚体的收缩率，这样便会产生开裂现象，在瓷器表面形成各式各样的纹片。如果说，开片的汝瓷向瓷器界证实了缺陷也是一种美，那么这件无纹瓷器便向世人诉说了完整的美，更为动人。

宋朝时期，水仙作为流行风向标，可谓是火遍大江南北。宋代诗人宋伯仁的一首《山下》如实地记录了水仙在宋朝的红火程度：“山下六七里，山前八九家。家家清到骨，只卖水仙花。”作为水仙花的头号粉丝，黄庭坚为他热爱的水仙花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当属《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支》中的一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

黄庭坚在另一首诗中则提到了水仙的地域分布，“钱塘昔闻水仙庙，荆州今见水仙花”。北宋时期，湖北的荆州、襄阳和河南洛阳、开封一带是水仙花栽培和繁育的中心。随着政权的南移，南宋中期以后，水仙花的分布集中在都城临安（今杭州）、闵浙沿海地区。

大瓷窑的能工巧匠们铆足了劲，为心爱的水仙打造一个最好的“家”，于是一个个精巧雅致的水仙盆就这样带着宋人的爱意横空出世了。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是宋代一众水仙盆中最特殊、最完美的存在。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汝窑天青釉弦纹樽就是汝瓷技艺的代表作品。这件弦纹樽高13厘米，口径为18.1厘米，足距17.9厘米，整个瓷器呈直筒形，外壁上方临近口沿的地方饰有两道弦纹，器底平整，留有三兽足为支撑。细看之下，就会发现其底部还有五个细如芝麻粒的支钉痕迹。此器青润如玉的釉色，如风雨过后青草般的色彩看似平淡无华，实则温润如玉，韵味悠长。

这件水仙盆高6.7厘米，深4.3厘米，外形似椭圆花盆，内壁不深。器底外边缘围了一窄细圈，四只底足为云头状。整器施天青釉，这种青如天、明如镜的高温蓝色釉与幽淡隽永的水仙在气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再观其釉质，口沿与盆底转角处因薄釉而隐约可看出胎体的淡粉色泽。而稍突的平盆底及边棱处因釉厚则呈现出柔腻如脂的碧玉色。浑然一体的单色釉面通过釉层的薄厚变化，幻化出有递进层次的渐变天青色。

从未被超越的王者之瓷

北宋官窑是我国陶瓷史上，由官府独资建设的第一个“国有”窑口。虽说是国家资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官窑也是宋徽宗的个人所有物。

宋时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这五个窑口烧制的瓷器最为有名，后人将它们统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在宋徽宗未设官窑之前，汝窑的青瓷工艺是当之无愧的魁首，那么宋徽宗为何还要“弃汝兴官”呢？

首先是因为宋徽宗即位后，提出以礼治国，祭祀是礼制的核心，而礼器则是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主角。但自五代以来，礼器的使用及规范与古制渐行渐远，对礼器“悉从改造”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国事。于是，宋徽宗决意动用全国的力量兴修五礼、考据订正礼器的形制，并由官方亲自制造祭祀所用的礼器。

二是追求完美的宋徽宗觉得汝瓷艺术品位与礼器法度不合。汝窑贡瓷因为采用裹足支烧工艺（又称“满釉支烧工艺”，是指在器物通体施满釉层，入窑烧制时，用细小的支钉支烧器物，烧成后支钉可以被打掉，器物的底部除了一些细小的支钉疤痕外，通体有釉）而对温度要求极高。若高温烧制，则胎骨易裂变；如果烧制温度较低，又容易造成胎质疏松、产生细微的气孔，缺乏厚重感。所以汝瓷注定烧制不出华贵端庄的礼器。

三是汝窑所在的汝州离汴京较远，不方便宋徽宗亲临指挥，按照他的艺术标准和审美去督造瓷器。于是，弃汝兴官成了趋势所向。

北宋官瓷在原料选用上极其考究，只筛选原料这个初始的步骤就要耗时近一年时间。官瓷甄选的优质原料均要经过夏天的烈日暴晒、秋季的细雨滋润、冬日的冰雪浸注和春天的暖阳软化这一流程。达到标准的原料还要经过数次粉碎碾磨、筛选精粉、入水池澄洗，再将摘取的精炼瓷泥进行反复揉搓，直至千锤百炼的瓷泥变成“绕指柔”，才能达到官窑的制瓷要求。

此外，官瓷为追求美玉般温和柔润且有光泽的质感，釉料中还不计成本地加入了优质的翡翠、玛瑙等玉粉。唯有如此，才能使釉质匀润厚实、澄净莹润，达到攥之仿佛出油的艺术效果。

那么官窑究竟有什么魔力呢？也许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官窑粉青釉弦纹瓶能告诉您答案。

形似竹节的弦纹改变了造型的单调感，增强了器物的装饰性，而圈足两侧可供穿绳系带的长方形扁孔则让典雅端庄的器物一下有了烟火气。这个以汉代铜器为蓝本的弦纹瓶不再是拘泥古物的仿制品，而是融入了宋韵与宋人审美趣味的新品类。

官窑粉青釉弦纹瓶

此瓶高33.6厘米，口径9.9厘米，足径14.2厘米。远远观之，其整体造型隽秀尔雅、柔美端秀；形体比例协调，线条舒展雅致，富有“曲线美”；瓶洗口，长颈，削肩圆腹，腹部弧度自然渐收到底部，圈足较高。没有华美的雕饰，也没有重彩去涂绘。只瓶身上端、颈部至腹部处以七道弦纹为饰，天然意趣的设计感迎面扑来。再观其粉青釉色，釉面片纹纵横交错，浑然天成，施釉匀净温润，给人以淡雅隽永的玉质美感。釉层凝厚丰润，韵味十足。

定窑白釉婴枕

作为瓷器中的“白富美”，定窑瓷器有两大门面：花瓷和白釉。这两大特点不仅引来了苏东坡的咏叹：“定州花瓷琢红玉”，还引来了后人的尊崇。

定窑虽为民窑，但烧制出的白瓷品质精细，颜色玉润，纹饰娟秀，给人以恬淡柔和的美感。定瓷的这些特色与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向十分吻合，受到文士关注和青睐的白瓷，在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后，又赢得了贵族阶层的青睐,一时间，定瓷的美名在民间广为流传，风头无两。

两宋时期，瓷枕作为日常生活用品，需求极大。在我国南北方，无论大小窑系，都有烧制，其中定州窑系的瓷枕尤为著名，被誉为枕中贵族。而谈及定窑瓷枕，则不能不提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定窑白瓷婴儿枕。

瓷枕的样子千千万万，为何宋人如此钟情婴儿枕呢？在古代，人口代表着生产力，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朝廷渴望提高生育率来增强国力。于是鼓励生育，重视儿童教养。

为了鼓励生育，宋朝实行了一些物质补助政策。 “儿童”这个朝廷的重点关注对象也成为瓷器装饰的重要题材。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临安风俗，每年的七夕佳节，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家家都要购买雕塑的小人偶“磨喝乐”，用以乞巧。除了“乞巧”，这个地位相当于现在的芭比娃娃的小人偶还承载着宋人多子多福的愿望。

此件定窑白釉孩儿枕独具一格，塑造了一个稚趣可人的孩童俯卧于榻上的形象。此枕底部为长方形托座，托座上刻有团云、螭龙等寓意吉祥的纹饰。器底素胎未施釉，并设有两个圆形的通气孔，一方面为了防止瓷枕在烧制过程中高温膨胀爆裂；另一方面是在日常使用时，可以排出进入枕箱里的热空气，使枕面保持清凉。

座上饰一男孩，男孩两臂往后交叉置于头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当作枕头。左手手腕处有珠串饰品露出，右手拿一绣球，绣球上花纹精巧，衬有蝴蝶结，下部还缀有飘扬的丝带。男孩背部光滑如镜，正好做枕面使用。丰润的臀部微微鼓起，两只小脚交叠在一起向后微微上翘，那悠哉的模样十分惹人怜爱。

男孩的样貌衣着刻画得生动传神。从男孩的整体形象与动作来看，无不散发着健康的朝气和盈盈的喜气。此男孩的形象正是宋人心目中认为的一个健康孩子应该拥有的所有特质的结合体。

至今，它的托座上还能清晰地看到“元祐元年八月廿七日……”这一段墨书的印记，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唯一一件写有北宋元祐元年款识的瓷枕，这个款识为研究宋代瓷枕文化和年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碎片”的魅力

估计没人会被茶叶蛋上那满布的碎纹迷住，但是这破碎的纹络被赋予在哥窑瓷器身上，就成了一种极致的美感。哥窑的瓷器不像其他窑口产出的瓷器那么光润平滑，它周身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碎纹，仿佛随时都要裂开一样。而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自然裂纹，让它比其他瓷多了几分优美，多了几层光环，多了几丝珍贵。

那么哥窑的“破碎”纹片到底美在哪里呢？或许收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哥窑月白牡丹花式小洗能给您答案。

此洗釉色呈灰青色，口沿处釉层轻薄，映出紫黑的胎土俗称“紫口”。细察其釉面，会看到乳浊的釉层上有明显的气泡浮现，并满布细密的开片纹。这些开片无论是色彩，还是形态，均不相同，其中大片纹线呈铁黑色，小片纹线呈金黄色，粗细不一的黄黑线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哥窑最典型的特点——“金丝铁线”。正是这些浑然天成的纹片，赋予了哥窑瓷器与众不同的破碎美感。

前人在点评宋代五大名窑时曾说：“雨过天青话汝窑，如冰似玉品官窑，金丝铁线论哥窑……”关于“金丝铁线”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章氏两兄弟。因哥哥烧出的青瓷被皇家钦点为御用官瓷，弟弟心生妒意，一次，他趁哥哥不注意，往哥哥的釉缸中倒了一些黏土。哥哥像往常一样烧窑，谁知开窑后一看，顿时大惊，满窑瓷器的釉面全部破裂开了，而且裂纹全然没有规律可言……哥哥拿着“坏掉”的瓷器仔细端详，他尝试着将茶水和墨汁涂在烧坏的瓷器裂纹上，没想到竟然产生了“金丝铁线”的效果。而正是这种新奇的裂纹青瓷，使哥哥主掌的哥窑名扬天下。

其实哥窑所谓的“金丝铁线”源于一次偶然的失误，精美的开片瓷就是烧制失败的残次品，古人觉得“金丝铁线”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创造的艺术，于是乎，不但没有嫌弃这种缺陷，反而有意识地去追求这种天然的破碎感。哥窑的工匠们将烧制好的开片瓷器取出炉后，再将这些“碎纹瓷”直接放入炭黑水里冷却。经过浸泡，瓷器釉面上的大开片纹就被染成了一条条黑线，而细小的开片裂缝处因为缝隙太小而无法染色，但它们在接触空气后会被氧化成黄色，这便是“金丝铁线”的由来。

除了纵横交错的“金丝铁线”，哥窑还有“紫口铁足”、聚沫攒珠、釉质细腻、颜色丰富多彩等特征。“聚沫攒珠”，又俗称“气泡”，因为哥窑瓷器表层的釉比较厚，最厚的地方几乎和瓷胎厚度相等。因此，在烧制中，一层又一层瓷釉会产生一些微小的气泡，那些气泡犹如清晨的露珠一样在光线下时隐时现，这种现象就是人们口中的“聚沫攒珠”。这也是哥窑瓷器所有特征中十分重要的一点。

“金丝铁线”“紫口铁足”“聚沫攒珠”等哥窑的特点在这件月白牡丹花式小洗身上一一得到了展现。

此洗做十瓣牡丹花造型，口沿微微内收，腹壁随着花棱而呈起伏状，器底平坦，唯中心处微微内凹，未设置圈足。全器施月白釉，底部因烧制工艺的需要做无釉处理，露黑色胎体。

多变的釉彩

两宋时期的瓷器以青、白瓷为主流。唯有钧瓷，它带着绚丽多变的釉彩横空出世，在非青即白的宋瓷世界中开出了一朵斑斓如彩虹的鲜花。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一语道出了钧窑的艺术魅力。钧瓷属于人为不可控制的窑变瓷器——胎体入窑后遇火会产生自然变化。而正是这种变幻莫测，造就了钧瓷绝妙的自然本色。除了精美的造型，钧窑的制胜法宝唯有一个，那就是“釉”。

钧窑的釉色种类十分丰富，在青釉色系的天青釉、天蓝色釉以外，钧窑还烧制有紫黑釉，以及突破了一瓷一色局面的窑变釉——“红铜釉”（朱砂红）。这种神秘的“红铜釉”让钧窑一跃成为五大名窑之一。

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葡萄紫葵花式花盆正是钧窑中极为珍稀的“窑变”——釉色瓷。

花盆通体施晶莹的葡萄色釉，内壁釉色与外壁不同，呈润泽的天青色，至口沿处又渐变成绚烂的亮紫色，颜色富于变化。花盆胎体较厚，釉层厚而釉色浓烈，釉色深浅不一，颜色渐变，此器通体施釉至足底，足端一圈釉色平整，可能在入窑烧制前经历过人为修正。花盆足底及器底并未露出素胎原色，从颜色来看，似乎涂抹了一层酱褐色的护胎汁。从这几处细节可见钧窑工艺之完美。

花盆厚润的釉面上有细微的开片，由于这些纹路形似蚯蚓过后的痕迹，因此被称为蚯蚓走泥纹。这些纹路有长有短，有的为单线，有的纵横交叉，极具特色。细观花盆釉层表面，浮现有许多棕色的小气泡。花盆外壁靠近口沿处有修补过的旧伤痕迹。花盆底部有皇家玉工刻制的“四”字。

那么“窑变”的釉色是怎么烧制出来的？而花盆盆底的“四”又是什么？钧窑“红铜釉”的烧制工艺难度极大，其原料中含有铜氧化物，这种天然的着色剂会随着窑炉温度的高低而产生变化，最后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百变釉色。但是由于宋时的多数窑口采用松木烧窑，窑内温度非人力可把控，因此很难达到均衡。这也就意味着，在烧造过程中，有大批钧瓷成了废品，而烧出上品钧瓷极为艰难。

钧窑主要烧制御供陈设用瓷以及各类花器。其中最考究的要数造型百变的花器，钧窑的花器中有各式各样的花盆、配套的花盆托、仿古铜器造型的出戟尊等。钧窑的花器在送入宫中后，掌管御瓷的内官会将送来的器物归类，然后对同类器物按大小规格编号，在其底部或圈足一侧精心刻上“一”至“十”的汉语数字。器物编号越小，尺寸越大，如编号“十”是规格最小者。此花盆底刻有“四”字，说明它属于尺寸适中偏大的器形。

买花赏玩是古代文人生活中的乐趣之一，除了园林栽种，插于瓶中，盆景也是花卉赏玩的主体。宋时，盆景艺术在文人雅士的推崇下走向巅峰，宋末元初吴自牧撰写的《梦粱录》记载了宋朝盆景艺术盛行的景象：“钱塘门外溜水桥、东西马塍诸圃，皆植怪松异桧，四时奇花，精巧窠儿（盆景），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每日市于都城，好事者多买之，以备观赏也。”盆景是宋人“脱俗”的神器，摆于室内可增添雅趣，置在庭院可带来生趣，这样优美的点缀之物谁能不爱呢？

此盆高18厘米，口径26.5厘米，底径13.5厘米。呈六瓣葵花形，广口，口沿向外延伸如厚唇，沿边一道细棱向外突出，腹内壁较深，上部丰满较圆润，下部微微向内收。器壁内外随着六瓣葵花形棱而凹陷突出，线条流畅雅致。底部较平坦，下设五个排水孔，圈足较矮，足圈颇有巧思地设置了葵花形，与上部口沿上的图案交相辉映，形成呼应。

以上内容来自《世界博览》2024年第6期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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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李存信

责任编辑：马南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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