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长：过去中国领导阶层里最小的官，全村最忙的人

原题：《生产队长 | 王桂田》

生产队长，是那时的生产队里最大的官，管理着全村一二百口子的社员，带领着人们早出晚归地劳动，是广大社员群众的直接领导者。

生产队长，也是那时候中国领导阶层里的最小的官，都小到“无职无衔”，同样要和人民群众一样早出晚归地去劳作，同样生活居住在村里，还大多都是本村里广大群众推荐出来的劳动中最能干、最积极向上的一个人。

生产队长，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生事物了，诞生于1958年，消失于1984年，共存在了26年。这26年，也正是那时新中国大干社会主义的那26年。所以，那生产队长，也就是一个村庄里，那时最忙的一个人了。之所以最忙，是因为一个村庄里的大小事情，人民群众的“吃喝拉撒”，都是要他亲自去操心和管理的。大干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就更需要他去策划去安排了。所以，这样的“兵头将尾”的一个生产队长，在那时也就不是一般地忙了，常常都忙得走起路来都是“大步流星”的。

那时候的生产队长的产生，有两种，一种是公社大队的领导干部喜欢上你了，上级直接任命的，这样的生产队长，一般情况下，还都是不苟言笑，作风气势多为雷厉风行，走路的姿势也是颇具领导味，在生产队里的那一方天下里，也是说一不二的；另一种便是在那个大干社会主义的氛围里，靠苦干实干，工作上带头，拼打出来的，这样的生产队长，也就大多都是人民群众遴选出来的了，同时也就毫无“架子”可言了，看起来，也就和土生土长的村民没什么两样了，从事着忙忙碌碌的劳动生产这项事业，他们的那脸，也是会被太阳晒得和劳动人民的脸是一样的黑的，过着和村民们一样的生活，说穿了，也就基本上是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罢了。

作者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不但完整地经历了那个生产队的时代，还亲眼目睹了那时生产队长的一言一行。

幼年时期的作者生活在原安徽省宿县蕲县公社吴谢大队小柳元生产队，那小柳元生产队还是原宿县的一个偏远地区，西与濉溪的双堆交界，南与那时的怀远大营相邻。这样的偏远农村，在那时是极不发达的。由此，那时的这小柳元村庄也就完全处在农耕状态下了。

那时，小柳元自然村的生产队长叫王明外，我们小时候都喊他“大外老”。这生产队长王明外，年纪那时也不算大，也就三十多岁，之所以我们喊他“大外老”，是因为按辈分他要比我们都要大上两辈，自己的父母都还要喊他叔叔，又加之他个子也很大，所以那时也就连个子带姓名带辈分，综合起来，就叫他“大外老”了。

这“大外老”的生产队长这一职，据大人们说，是五八年“大跃进”那年“挖大河”时，年轻的王明外，担起土来比别人跑得都快，劳动时喊起“号子”来，声音也比别人更加洪亮，又兼最脏最累的活，还总是抢着干，由此，深得上级领导赞赏，也就于挖大河的“劳动现场”火速入了党，后来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生产队长了。

这小柳元村庄的生产队长王明外，虽然这时已是个管着全村一二百人的生产队长了，但文化程度也是和那时的许多村民一样，都是极低极低的。据说入党申请书也都是别人替他代写的，写好后他在上面签的名，按的手印，他那时的文化水平也只能仅写下自己的名字而已。所以，他这样的生产队长做起事来就比别人更累了。上级开会传达的精神，人家都能记个重点什么的，而他是全要靠心和大脑去硬生生地记住这些内容，之后再回来给广大社员群众去转达。

就是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欠佳，为此，他还成立了自己的生产队领导班子，任命了俩副队长，一个会计，协助自己做好生产队里的大小事情。

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由于人民公社以及生产队才成立不久，土地也才收归生产队里也不久。当时，他们这些生产队长就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难题，那就是给生产队里的地块取名字。因为当时是集体劳动，要去哪块地里干活，大家是都要去哪块地里干活去的，地块没有名字，也就造成了他们这些生产队长不好表述这个地块的方位了。

那时候，农村人管东南西北这样的田野是叫野湖的，东边方位就叫东湖，西边就叫西湖，但一个方位的土地又那么多，还是要细细来区分的，为此，生产队长王明外还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集思广益，让大家说说看，哪块地该叫什么名字，那时候，社员们的文化程度也都很低，所以，那地块的名字，也就都起得五花八门，朴实无华了。

东南湖那里有一块地，正好是六十亩，那地的名字也就叫“六十亩”地了，北湖里有一块地，是四面小河沟包围着的，故而也就叫它“小海岛”了，西北湖那里，原本地中间有大片的坟地，因此，也便就叫它“老海林”了，这样的地名已经确定，社员们还会“广而告之”，基本上是要做到人人都必须牢记住的，因为，那时候下地里干活，是要生产队长站在村中间大声喊叫的，不但要说清去哪里的地块，还要说清干什么活，需要带什么农具。

这样的地块名，那时十来岁的我们也是要熟知的，因为，那时庄稼收获后，还有“捞庄稼”这一行为。这行为就是，生产队里收获过庄稼后，要把遗漏掉落在地里的农作物再捡拾回来的，这些捡拾的农作物往往还都是归个人所有的。

那时候，人们的口粮还都是比较紧张的，所以，这样的“捞庄稼”的积极性也就十分高涨了。往往一听到生产队长发布了这消息，哪块地里可以“捞庄稼”了后，大人孩娃都会飞快地蜂拥到那地里去。去地早点，获得地庄稼就会多点；去地晚了，获得地庄稼就少。所以，那时就连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为“捞庄稼”能早点跑到那地块里，也会把那地块的名字都记得牢牢地。如此，就是为了一听消息，便能铆足劲儿地往那块地里飞奔。

尽管这样的“捞庄稼”，生产队长都是会扯着嗓门，以最大的声音来呐喊的，但还是有村民因干别的事，没听到，耽误了“捞庄稼”这一行为，为此，还会就此产生抱怨。所以后来，生产队长为使自己的喊声更大点，就用那种废旧报纸卷成喇叭筒那样的“纸喇叭”。需要喊话时，便把它罩在嘴上，跑步从村这头喊到村那头了。这样的“纸喇叭”，后来大队还给换成铁皮的了。这样的铁皮喇叭筒，传播起声音来也就更远了，人们去哪块地里干活也就听得更准确了，也不至于跑错田块地了。

那时候，生产队里，也经常开会，那会，会在村里家庭成员较少的社员家里开。这样的会议通常由生产队长来主持的，大多还都是传达上级地会议精神，以及商讨如何提高庄稼产量，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这些事，这样的会，那时的会场里，往往也都开得“烟雾弥漫”，因为那时的父辈们抽得还都是那种“老旱烟”，从生产队长到村民，人人都在抽。所以，那开会的屋里，也就烟气腾腾了，这时，去喊父辈吃饭的我们，也都是站在门外喊的，进那屋里去，是都会被那烟雾呛得受不了的。

生产队长，还是那时社员们分口粮时的掌秤人，那一杆大杆秤，抬秤地是社员，移动秤砣地，往往就是生产队长了。

那时候，给政府“交公粮”，就更是一个村庄里的头等大事了，早在“交公粮”的前几天。人们就会把要交公粮的粮食，仓库里扛出来，打麦场上再晒一遍，尽量做到把那些公粮弄得干干净净，这时的生产队长，也会一遍一遍地往政府粮库跑，确定交公粮的日期以及场地后，之后再把要交的公粮，用口袋码在牛拉大车上，还是由生产队长带领，去交公粮，由于那牛拉木轮大车速度很慢，这交公粮，尽管都是早早就起身去了，往往却也要天黑才能回来。

那时候的农村，由于农业机械还没普及，凡事都是要靠人们体力去劳作的，虽然皖北地区的季节里，有农忙和农闲这两个季节，但由于那时候，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都十分高涨，农闲也是闲不住的，一般情况下，冬天农闲里，都是会去“挖大河”的，这“挖大河”的领任务，分河段这事，又是生产队长的分内事了。领来任务后，社员们就会套上牛拉大车，拉上挖河工具以及生活物资，奔赴工地。这大河，往往还都是一挖就是一整个冬天。这样的“挖大河”，也是那时的大事情，那事情都大得，从上到下，人人都是会去认真地对待的。

那时，“挖大河”时，生产队里还会“管饭”，所用的面粉，也是由生产队长来安排赋闲在家的母亲们磨出来地，所以，那大车里装载地，也就还有米面油盐这些生活物资了，这些物资，就自然还得都由生产队长来亲自筹备了。

那时候，十来岁地我们就由衷地感觉到，这些父辈们都是身强力壮地，是都有着无穷无尽地力气的，走路大步流星自不必说，干活更是生龙活虎。冬天里，如果上级没有分配“挖大河”的任务时，赋闲在家的大人们，这时，就会在生产队长的统一指挥下，去大田地里，去挖那种田间的“台田”沟了，那“台田”沟，很笮，也就一米多宽，大半人深，但一块大田地里，往往都是会挖出好几条这样的小沟地，主要是留作渗水泄水用的。挖这样的“台田”沟，那时还有说法，叫“兴修基本农田水利建设”。这样的新兴用语，十来岁的我们是不会在意和关注它的， 但这小“台田”沟，在那时的我们看来，好像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些孩子来挖的了，因为有了这些小“台田”沟在那里，我们再去偷生产队里的甜瓜和花生时，就能从这“台田”沟里，运行到那瓜地的中间了，偷好瓜后，再顺着这“台田”沟里来逃跑。

由于这“台田”沟，为我们偷生产队里的甜瓜提供了大大的方便，所以偷到后来，也就忘乎所以，胆子越来越大了，不单只偷自己村里的甜瓜了，就连附近村庄的甜瓜往往也会去偷了，自己村庄的生产队长，对我们这些偷甜瓜地调皮捣蛋的孩子，都是会“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但别的村庄地生产队长，就不会顾及这些了，他们甜瓜被偷了后，往往还会去我们的学校，去找我们的老师，汇报我们的恶劣行径，所以那时，我们偷了人家甜瓜后的那几天，都是要时刻紧盯着学校教室外面的情况地，只要发现有“同村同学”被罚在那教室外面站着了，这时，我们是绝对不敢再去学校上学地了，都是会背着个书包，迅速逃离学校，跑到旷野，河沟里一蹲就是一半天，那时候，我们还管这一不良行为就叫“逃学”。

那时候，由于那生产队长都是本村土生土长的一个人，所以对本村的基本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又加之，小柳元村的生产队长的辈分又高，故而，夫妻间生气闹矛盾这事也就都是去找他去给辨别是非了。那时候，还有“回娘家”这一说法，就是夫妻俩生气了，女的气得回到娘家那里去了，这时，生产队长还会押着你，去到那女的娘家，去给那娘家人去“赔礼道歉”，也就是，由那生产队长去给那娘家人说上“一箩筐”的好话，当着人家娘家人的面，再把你臭骂一顿，之后承诺，保证今后从严管教你这个不懂事的本村社员，这样，那回娘家的女的也就会不计前嫌地再回来了，一天乌云也就就此烟消云散了，所以，那时候真正离婚的家庭也便就“少之又少”了。

那时候，小柳元村庄的生产队长王明外，和我们父辈差不多大，所以他家的孩子也和我们是同龄人，早在四五岁懵懵懂懂时，就在一起玩的玩伴了，生产队长的孩子叫“毛伱”，关于为什么叫“毛伱”？谁也说不清楚，因为那时候大人给孩子起奶名，都是随心所欲想怎么起就怎么起的。

那时，家里的大人经常告诫我说，“不要和那毛伱骂架打架，论辈分你还要叫他小叔哪”。那时候由于实在太小，感觉到大人说的话就是对的，于是也就对那生产队长的儿子说“俺娘说了，咱俩不要打架，我还叫你小叔哪”。

本来四五岁的孩子说这话，也是不懂话里意思的，偏偏那生产队长的儿子的反问，就让作为孩子的我更懵懂了“你叫我小叔，那我叫你什么？难道叫你小老爷吗？”

就是这样俩不懂事地孩子，上世纪的一九七四冬天，十来岁的我们却干件天大的坏事，那时候的冬天，顽皮的我们实在无事可做了，于是便偷了家里的“手电筒”，夜里去捉麻雀玩，那冬天里房檐树上的麻雀，夜里“手电筒”一照，是动都不会动的，任凭你用手抓它或是用竹竿把它打下来，它都不带挪动一点身体地。有一夜，我们捉了一小布袋的麻雀，准备明天去野外聚集些柴草烧了吃。麻雀是让队长儿子毛伱先拿回家的，他拿回家那时，偏偏家里的堂屋当门为取暖燃得有一堆篝火，那篝火还在忽明忽暗地燃着，于是那毛伱便把那口袋里的麻雀往那篝火上一倒，欲在那火上便就烧了这些麻雀，偏偏那口袋里的麻雀，这时尚有苏醒过来的，遇火烧后，便扑拉拉地飞倒了房耙子上，那时候，房屋的耙子尚是高粱秸秆的，遇火极易燃烧，由此，那房屋也就被这麻雀引燃了，后来，虽经村民们的全力灭火，那损失却也不小，再后来，又经村民们的全力帮助，那土坯的房屋又恢复如旧了，但遭此变故后，生产队长王明外，也就性情大变了。

上世纪的一九七六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作为一个有着十几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地生产队长王明外，这时的心情就更加悲痛万分了，嚎啕大哭自不必说，寝食难安也是自然地，自此后，这生产队长王明外就更加郁郁寡欢了，那洪亮的大声音，也比以前低沉了很多，喊群众们干活的这事，很多时候也都是由副队长去进行了。

上世纪的一九八四年，随着“包产到户”地普遍施行，生产队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土地分到户了，生产队里的牛马也分了，虽然那杆生产队里的大杆秤还没分，但那秤砣后来却也丢失了。生产队就此没有了，这生产队长也就自然而然跟着没有了，自此，干了26年的生产队长王明外，也就和大家一样了，都是村民了，为此，那时的他失落得都卧床不起好长时间，这一卧，却也导致身体更加差了，六十多岁地人，看上去倒有七八十岁地样子，就连拐棍，也拄起来了，他那拐棍也还是大树上砍下的粗树枝去叶后凑合的。

又后来实兴了“打工”，小柳元村的适龄男女，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打工了，打工挣来的钱，也把自己的房子都“旧貌换新颜”了，老生产队长王明外，依然还是那三间土坯房，只不过那房墙的接地处，被镶嵌了几圈青砖而已了，这时，拄着树枝拐棍的他，身体似乎比以前也好了点了，以至于都好到，能拄着拐棍到野地里去转悠了，但这时他转悠的那地里，是肯定没有人在干活的那种地，有人干活的那地块，他是万万不会去的。

如今，老生产队长王明外虽然依然还健在，也都是快年近九十岁地人了，由于身体不好，也就无法野地里去转悠了，整天都是坐在儿子“毛伱”的院子里，个子也比以前矮缩了很多，也已严重健忘老年痴呆了，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更是认不太清楚人了，有时我们从他面前经过时，还会喊他一声“大外老”，但他还会反问你一声“你认识我？”，接下来就是“你都认识我了，就在俺家吃饭吧，”若是你不答应他时，他还会一遍一遍地说“求求你了”。

有时他也会扶着高板凳，在院门外站着，若是看你从南面过来，这时他就又清醒了，说出的话，听起来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了，更还会问你“从六十亩地来的吗？那里的庄稼要多施氮肥”说过这话后，就又是那句“在俺家吃饭吧”地这句话了。

由此看，老生产队王明外已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村民，但那些他起了名字的土地，他倒是依然还没忘记，“还知道六十亩地，是要多施氮肥的”。

作者简介

王桂田，笔名：文海钓客。于宿州市第九中学工作。系中国乡村杂志社，中国乡村人才库认证作家，安徽省诗风诗社会员，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2019年度宿州文学奖获得者，2020年度全国诗词大赛优秀奖获得者，2021年度安徽省邮储杯散文奖获得者。退役军人，当过兵，打过仗，参加过老山者阴山地区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位从战火硝烟里走出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