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吕梁烈士回家！复旦科研团队用上科技考古新手段

今天是烈士纪念日。记者获悉，今年3月，在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的带领下，一支由5名青年教师及11名学生组成的考古队抵达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南村，对长眠此地的49名革命烈士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跋涉千里，历时6个月，9月28日，作为此次科技考古之旅的重要里程碑——“巍巍太行，英雄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志和堂正式开展。

展览以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南村革命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项目为基础，通过发掘过程、DNA寻亲、烈士死因、复原照片、个体生活史等信息复原呈现的方式，集中展示复旦大学科研团队依靠学科融合和科技创新手段，对烈士遗骸进行分子考古鉴定及推动英烈DNA 数据库建设、体质鉴定、生活状况复原、面貌复原等的一系列原创性成果，讲述英烈故事，纪念和传承烈士精神。

缘起：让无名烈士变有名，解码中国革命的胜利密码

故事，始于一场寻亲之旅。

2022年底，祖籍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崔家湾村的崔玉岐根据晋绥边区发放的《死难烈士家属纪念证》和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新兵营负责人王公太所写信件记载，至方山县峪口镇南村寻找其三叔崔海治烈士墓，由于年代久远，墓地已难寻踪迹。

崔玉崎在寻亲途中

通过查阅史料、走访村民，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现方山县峪口镇南村一块占地面积约3—4亩的坪垣上，埋葬着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多名因抢救无效牺牲的烈士，崔海治烈士极有可能埋葬在这片烈士墓地中。

悠悠岁月，这片烈士墓地，无声诉说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廖承志等于1938年6月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争取获得更多国内外支持。截至1946年，“保盟”为八路军、新四军援建了8个国际和平医院、42所分院、11800张床位、20个流动医疗站，组成了国际和平医院网络，为支援敌后抗战和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方山解放后，晋绥第六国际和平医院下辖的第七分院转移到方山县，院部和住院部设置在南村，南村烈士墓地中安葬的应为第七分院中因抢救无效牺牲的战士。

为了让烈士魂有所归，2023年1月，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邀请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课题组对方山县南山革命烈士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

此前，课题组在烈士DNA寻亲方面已有多年技术积累及成功案例。2015年至2018年间，课题组与田野考古学者合作共计收集了8个遗址的572个烈士遗骸，完成了国家英烈DNA数据库的1期建设。

“烈士鉴定是当代人文精神的回归，是对烈士家属精神上最大的慰藉。”在春寒料峭的3月，带着这份热腾腾的信念感，课题组从复旦大学集结出发。

田野发掘现场

接下来的六个月，他们将经历田野发掘、实验室研究两个阶段的工作。对于此行的最终目标，课题组是这样诠释的：首先通过DNA鉴定和颅面复原获取烈士的身份和形象，让无名烈士变有名，并进一步通过体质鉴定和同位素分析，复原吕梁烈士“不怕牺牲”“官兵平等”“艰苦卓绝”等革命场景，“解码我党、我军在艰难困苦情况下，依然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密码”。

发掘：一日复一日坚守现场，“让每一节人骨都完整传递”

3月，南村烈士墓地旁，三棵旱柳已冒出一树新芽，考古队旗迎风招展，50个深深浅浅的墓坑在阳光下静默无声。

经过8天的作业，49具烈士遗骨全部重见天日，一同出土的还有包括铜纽扣、陶瓷帽徽、铜徽、子弹、步枪弹、玉印章、搪瓷碗、塑料牙刷、皮带及带扣等在内的90余件器物。

发掘现场

从3月13日初探洛阳铲，到3月24日结束田野发掘，考古队全员驻扎在墓地附近的峪口镇，每天7点起床，8点前赶到墓地动工，上午12点半收工休息，一个小时后再回来，下午5点半左右结束一天的工作。天干物燥，墓地附近没有厕所，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个灌得满满的水杯，但一天下来却难见水线明显下降——“没时间喝，也不敢喝”。

考古队中，队员的研究方向跨越分子考古、人骨考古、同位素考古、历史人类学、古环境DNA、病理影像学等不同专业领域，形成优势互补，文少卿任项目总负责人，科技考古研究院在站博士后熊建雪为领队。

这是复旦大学首次组织考古队对烈士墓地进行独立发掘工作。整支队伍在墓地现场的工作可以分为田野发掘和体质鉴定两部分，首先需要将骸骨从墓葬里发掘、提取出来，进行清洗，并转移到帐篷内进行解剖图摆放、体制测定、病理分析、人骨三维立体扫描等检测，上述工作将为其后的四项实验室研究工作——建立烈士DNA数据库、完成烈士体质分析、还原烈士个体生命史、复原烈士真实面貌建立基础。

考古队在发掘现场清洗人骨

为了做好统筹分工，领队熊建雪早早建立起详细表格，及时记录每人每日的工作内容和总体进度。随着工作的开展，一切运转得越来越顺利，每天完成检测的骸骨数量也稳步上涨，到田野工作后期，“所有的初学者都可以单独完成各项任务了”。

熊建雪（右一）与队员在现场

“希望这次经历，能让同学们对发掘工作形成初步认识，甚至发现自己在考古发掘上的技能与天赋。”熊建雪说。

蒋紫溪是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20级本科生，3月18日，她作为考古队的第二批成员前往吕梁，在熊建雪的鼓励和安排下，她亲自体验了所有的工作——发掘、清洗、检测，这场收获满满的体验给她留下了很多鲜艳生动的回忆。

但辛苦也是难免的。受当地条件限制，清洗人骨时使用的水每天只有两桶，需要队员们自己拎到发掘现场。发掘工作辛苦却并不死板，有时，现场会播放一些鼓劲的歌，一曲《太行山上》，仿佛把大家带回那段峥嵘岁月。

队员在一起整理资料、撰写报告

每天傍晚结束工作后，所有成员会一起聚在居住酒店的会议室里整理资料、撰写发掘报告、分享所见所闻与心得体会，尽管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些疲倦，但说起成果时总是又惊喜又好奇，恨不得第二天就知道这些烈士生前的生活史。

在发掘手记里，蒋紫溪真挚地写道：“每位发掘人员都是一丝不苟的，希望将每一滴点细节都落实至字面，使每一份工作都善始善终，让每一节人骨都完整传递。”

震撼：“沉睡着的烈士们不再是党史里遥不可及的人物”

蒋紫溪

3月20日早上，蒋紫溪接到的任务是发掘M46号墓，随着熟土沿着画好的交界线被一片片铲落，一些较为完整的棺木裸露出来，在棺木之上能够看到一些加工痕迹和疑似榫卯的结构。头骨南边，蒋紫溪发现一个青绿的碗，这是个意外之喜，考古队员都很兴奋，纷纷前来围观。

M46号墓里还有几枚铜币，数十颗扣子，此次发掘前，这些珍贵的遗物伴随着这位烈士长眠地底。

在发掘现场，考古队员们看到了无数令人扼腕叹息的景象：一具遗骨在头骨眼窝上方有个穿透式的弹孔，而从牙齿的磨损痕迹判断，这位烈士年纪尚小；一具遗骨右腿股骨处有平整的切痕，应该是在当时简陋的环境下接受了截肢手术，但出于各种原因最终还是在此不幸离世；还有的烈士墓里挤着两具骸骨，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过去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些都还不得而知……

王克

“在发掘现场，看到的震撼景象太多太多。”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22级硕士生王克感叹道。

王克师从文少卿，在此之前，他从没有亲身体验过真实的考古发掘。3月15日，他的任务是发掘M10号墓室，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对一处墓室进行完整发掘。

当他小心翼翼地铲出墓里人骨的轮廓，扫净每根骨头上的浮尘，使这具骸骨露出全貌后，便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一具未完全发育成熟的骸骨静静躺在墓葬里，从膝盖处骨头显示出的特征判断，这名烈士的生命大约停止在16岁。

一瞬间，王克百感交集，甚至有点想掉眼泪。“那一刻，我突然想到自己16岁时还在高中读书，还很幼稚，有时偷懒，有时无所事事。而几十年前，同龄的孩子却站上战场面对枪林弹雨，甚至失去了生命。”

许怡冉

作为王克的同门，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22级硕士生许怡冉在本科阶段便跟随文少卿接触烈士DNA寻亲项目，这次，除了现场常规工作，她还负责和烈士亲属联系，接触了不少烈士亲属寻亲的动人故事。

“这里沉睡着的烈士们不再是党史里遥不可及的人物，而是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人，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甚至年纪比我们更小的鲜活生命。如果不去发掘，英雄们将永远在土地里沉睡，如果不去追寻，无名烈士们将只是墓碑上一串冷冰冰的数字。”许怡冉说。

技术：建设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国家英烈DNA数据库

专门为烈士寻亲，课题组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坚持了8年。

时光倒流回2015年5月30日，一条由同行发布的微信朋友圈信息吸引了课题组的目光：“首批中国远征军将士（缅甸密支那战役）DNA鉴定失败，委托机构建议送到英美权威机构测试，获得国际顶级技术支持。”

“在生物学领域，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是足以完成这项鉴定的，不应该假手于外国人。”文少卿感慨。

经过与同行积极沟通，课题组当即获取了27具中国远征军遗骸，通过检测遗骸的Y染色体遗传类型，推测了其可能的地理来源，为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亲人的家庭带来希望。

此后，2015年至2018年间，课题组依据考古发掘的标准方法，共计收集了8个遗址的572具烈士遗骸，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平遥遭遇战、高台战役、淮海战役等。

在前期的烈士鉴定中，课题组意识到法医学陈旧遗骸鉴定的现状和技术难题，于是在2020年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国家英烈DNA数据库建设”。

据介绍，国家英烈DNA数据库网站建设的整体设想为“点亮方案”，寻亲者可以批量或者手工输入上传自己的DNA数据，自动与英烈DNA数据库进行DNA数据比对。一旦比对成功，该遗址点将变为红色，点击以后会有该遗址的详细背景介绍，以及成排的虚拟墓碑，比对成功的遗骸将会显示为红色，点击开这座墓碑，会显示墓主人的详细出土情况、DNA数据、复原的颅面部形态等。

过去，法医学陈旧遗骸鉴定中存在四大技术瓶颈，一是埋藏环境复杂，遗骸高降解DNA提取效率低；二是传统PCR-毛细管电泳法的检测位点少，无法灵活地迭代检测多套遗传标记，扩增子过长，遗骸DNA的分型结果不稳定；三是缺乏适用于遗骸DNA鉴定的基于二代测序的成品试剂盒；四是缺乏有效地污染评估。

针对上述情况，课题组独创性地采用了应对策略。他们优化古DNA的提取方案，解决遗骸DNA提取成功率低的问题；采取短扩增子/探针的二代富集测序方案，弥补传统PCR-毛细管电泳法试剂盒不适用于遗骸降解DNA鉴定的问题；开发基于高通量测序的母系线粒体高变区I/II和性别鉴定系统和父系47 Y-STRs & 485 Y-SNPs系统用于检测高分辨率的母系线粒体谱系和父系Y染色体谱系，为区分中日/中美士兵、复杂亲缘关系鉴定和外籍华人鉴定，他们还专门研发了东亚人群祖先信息位点145 SNPs系统和复杂亲缘关系鉴定1240K SNPs系统；针对缺乏有效污染评估，他们参考古DNA的数据分析方法，结合遗骸DNA的损伤特点，开发污染评估软件。

目前，相关成果均已国产化，并申请了专利。在新技术加持下，课题组已完成572具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基于国家英烈DNA数据库，他们确认了平遥遭遇战中牺牲的原八路军某团政委邹开胜的遗骸，了却73岁女儿的一生寻亲之愿。

成果：还原真实历史，让红色故事更打动人心

纳米级X光断层扫描重构设备(Nano-CT)、autoflex speed 质谱仪、超景深三维立体显微镜、手持式三维扫描仪(3Dscanner)、全自动DNA提取仪、高通量基因测序仪……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环境楼的分子考古实验室里，一应俱全的实验设备等待着南村烈士遗骸数据的到来。

从3月至9月，课题组在实验室里对上一阶段工作中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运用多学科交叉手段完成了DNA数据库建设、体质鉴定、生活状况、面貌复原四项研究工作。

依靠高通量测序技术，他们建立南村烈士DNA数据库，对疑似亲属进行DNA鉴定，建立了亲属数据库；通过人类骨骼考古的方法，他们全面采集烈士遗骸的生理特征和病理特征，鉴定了烈士的性别、年龄及其生前所遭遇的创伤与疾病；通过稳定同位素，他们努力还原烈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通过最前沿的三维扫描、计算机及古DNA技术，他们首次对烈士面貌进行复原，以数字化形式直观展现烈士形象……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2023年7月9日。经过DNA比对，课题组确认方山县烈士墓地M19个体即为崔玉岐的三叔崔海治烈士，经过漫漫寻亲之旅，崔玉岐和三叔终于迎来了“团圆”。

崔海治烈士容貌复原图（左）与其哥哥照片（右）对比

今年清明节，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指导组织方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出土的49具南村烈士遗骸重新安葬于兴县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7月20日，崔玉岐在陵园里给三叔立了一块墓碑，并赋诗一首：

“六月初三良吉日，方山军人事务局。南村协会一行人，驱车前往兴县城。手持鲜花敬先烈，三鞠躬后化纸钱，一一看候众先烈，整齐埋在山怀抱，面朝河水流万年。”

除了寻亲之旅的圆满结局，研究成果还向公众诉说着更多生动的故事。

此次南村烈士墓地出土遗骸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20.5岁，遗骸上有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创伤，多个个体下肢骨上发现了严重的感染。“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环境下，他们依然能不惧生死，奋勇前进。”文少卿如是感慨。

经过碳氮同位素分析，根据骸骨的碳、氮值变化，课题组为烈士们还原了个体生活史，从食物类型和营养级别方面来看，他们发现烈士们在生命最后阶段摄入的主要食物是C₄植物，“很有可能是小米，所以‘小米加步枪’的革命成功方法是真实存在的。”

更重要的发现是，所有烈士的碳氮同位素比值基本相同，“说明所有烈士生前摄入的食物种类没有区别，这是官兵一致最生动的体现，是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密码。”文少卿说。

展览现场

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经过这场科技考古之旅，课题组对吕梁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科技手段从这些普通官兵身上获取了鲜活的数据，复原着当时的抗战和生活场景，震撼着课题组每一个师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课题组表示，期待这组展览能让吕梁精神以更鲜活的故事和形式给更多人带去力量，同时，他们也等待寻亲的烈士亲属前来联系，通过口腔拭子采集DNA与国家英烈DNA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动态比对，一旦比对成功，课题组将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帮助更多烈士“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