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7日电 题：世界百年变局 全球发展如何纾困？

　　——专访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徐浩良

　　 中新社记者 肖欣 王帆 廖攀 文龙杰

　　1993年，一名来自中国上海的青年进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做实习生，2023年，他履新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从实习生到副秘书长，徐浩良在联合国系统多个岗位上走过30年职业生涯。他以勤勉、高效的工作，与同事们一道，在世界各地架起发展、合作的桥梁。

　　当前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联合国将如何回应全球性复杂危机和挑战？国际社会又该如何支持发展中国家对于实现发展的公正性和可持续性的期待？中国在其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日前邀请到徐浩良副秘书长与大家分享和解读。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联合国的经历可以用30、70两个数字来概括：服务30年，常驻和访问超过70个国家。能否与我们分享您这30年在联合国这个最大多边舞台上的感受？

　　徐浩良：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到过很多国家，见过很多高官政要，更与很多底层百姓和弱势群体相处过。在这些国家，我和同事们一起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在东帝汶战后重建时，帮助他们重建机构、设置政府部门、培训当地官员；又如，2007年在哈萨克斯坦工作时，协助当地政府制定了2030年长期发展规划。到目前为止，哈萨克斯坦还在执行这个纲领性文件。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联合国的中国籍雇员，我是第一个被派到伊斯兰国家常驻，在伊朗；第一个到战后重建国家工作，在东帝汶；第一个被任命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和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在哈萨克斯坦。很多这样的第一次，令我记忆深刻。

　　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通过30年的努力，从联合国的实习生到现在被任命为副秘书长，我感到非常高兴。

　　 中新社记者：您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实习生的岗位起步，到今年履新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一职，这对您个人意味着什么？您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徐浩良：对我个人来讲，我感到责任的重大。作为副署长，其中一个特殊任务就是作为“首席风控官员”，要帮助开发计划署控制所有的风险，包括安全、名誉、运作的可持续性等等各方面，责任非常重大。

　　有几个工作重点非常重要。现在社会的发展让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都是相关的，而不是某一个部门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说城镇化的问题，在有的国家，牵涉到很多部门，城乡建设部、环境部、农业部、人社部、卫生部等等。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如果要解决发展的问题，搞试点只有小范围的影响，要有全国、全地区甚至全球的影响，一定要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扩大到一定的规模。我今后工作的重点就是要和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国别办公室合作，来寻找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方法，能够保证在足够大的范围内起到影响作用。

　　还有一点，现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在变化，包括地区组织的出现和重组，都影响到世界格局将来的发展方向。这牵涉到传统的发展合作模式还适不适应当今形势的问题。传统上，有援助国、有受援国，但现在这种概念已经非常模糊，传统的援助国已经不能给传统的受援国提供足够的资金，发展中国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传统援助国能够提供的援助相对重要性已经减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来面对新的变化、组织新的合作方式？也是我在今后一两年肯定要花比较多精力来关注、寻找解决方法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您在工作中长期关注发展问题。联合国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制定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年9月即将举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这也标志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迎来“中期节点”，在您看来我们取得了哪些重要的进展？

　　徐浩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169个子目标。它是在2015年，193个成员国在国家首脑的层面，在联合国通过决议来实施的。现在已经过了7年半，到了“中点”，取得了很多成绩。

　　比如说，很多国家在消除最贫穷的目标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中国的贡献非常大，中国已经帮助7.7亿人口脱贫。在其他领域，比如减少儿童死亡率，减少艾滋病、肝炎等传染病的传播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取得不少进展，受保护的海洋面积在过去几年已经增加一倍。

　　有很多好的进展，但还有很多问题。根据联合国秘书长最新发表的报告，在140个有数据的子目标里面，只有12%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按计划进行，所以挑战非常大。

　　 中新社记者：的确，当今国际局势面临深刻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向前推进也似乎遇到一些困难。此次峰会上联合国将如何回应当今全球面临的复杂问题与挑战，您对此有何期待？

　　徐浩良：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发展中国家面临很多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发展融资、如何使用新技术，还有怎么保证(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把这些资金、技术使用好。

　　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速度不均衡。根据我们的数据，大概六十几个国家今年的发展增长速度约为4%，说明在疫情、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等挑战下，经济在慢慢恢复；有65个国家的增速在2%以下，经济处于低迷状态，还不能有效地应对危机所造成的影响；还有55个国家增速大概是2%到4%之间，说明它们的经济在开始寻找方向，在徘徊，也在向前移动。

　　发达国家应对问题的能力非常强。它可以利用货币政策、财务政策的手段来调节经济。比如美国和欧洲央行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很负面的影响。因为利率的变化，很多资金从发展中国家移动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

　　在过去三四年间，由于疫情影响，很多政府要增加对社会领域的支出来保证人口的安全，进行了很大投入，资金来源就受到了压力，五十几个国家已经处于高负债状态，一方面要不断地偿还过去的债务，同时又需要有更多的支出投入教育、环境、基础建设，它没有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发展中国家就面临如何能够保证社会保障、扶贫等社会领域的发展，又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的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一些具体建议。第一，要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短期的发展融资问题。比如要暂停债务偿还，包括暂停利息偿还。第二，希望现有的公共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最大限度地在现有资金池范围内增加低息贷款，让发展中国家有财务空间可以应对危机。第三，要创造机会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发展融资。可以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的特别提款权，把发达国家不需要的特别提款权通过公共开发银行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让它们可以有更多的财富空间投入到不同的发展领域，来解决发展问题，刺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中新社记者：如果要持续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找到一些创新的模式和方法。我们知道，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也走过了十年，您觉得中国如何能更好地把发展经验介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徐浩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面临很多挑战，12%的目标在按期进行，实际上还有30%的目标没有进展甚至倒退，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就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所有的国家共同努力，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它们的发展目标作出贡献。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能做的事情。比如金砖国家和G20中都有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在新兴国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您刚才提到“一带一路”，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实行10年了，它是在基础设施领域要打通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联系，互通互联，然后要双赢。

　　“一带一路”已经产生很多正面结果。比如，在过去几年内，中欧班列的增长速度非常之快，这是因为“一带一路”打通了从中国到欧洲的陆路连接。去年一年，来回的中欧班列数量已经超过16000列(次)，标准集装箱的运输数量已经超过160万箱，“一带一路”已经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面动力。实际上，欧洲已经是“一带一路”的受益方，当然中国也是，沿线国家都是。

　　我也知道有一些负面的报道，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最要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或者投资国家，对当地经济，对当地老百姓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

　　您的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关于发展。谈到发展，就讲到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倡议，叫全球发展倡议，从联合国的角度来讲，全球发展倡议是与可持续发展直接相关的。联合国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曾多次对“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做过评论，表示支持。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引擎。关键就是我们要怎么把这些倡议用好。

　　全球发展倡议明确了不同方向：数字、金融、扶贫方面的发展，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密相连。如果把中国提出的这些国际倡议，和其他国家提供的可持续发展倡议联系起来，共同努力来实现大的发展愿景，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都应该支持。

　　作为联合国，我们会和中国政府合作，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把这些资源用好。

　　 中新社记者：就像您说的，如果要实现发展，必须是全球协同合作。您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回应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对于实现发展公正性和可持续性的期待？

　　徐浩良：实际上现在很多国家发展的速度不一样，在不同的平台上用不同的速度向前走，有些国家已经滞后了。更大的危险是这些滞后的国家可能会更加滞后，因为各种原因：经济体的大小、国内市场的大小、应对危机的能力、发展系统制度上的一些问题，有可能要掉队。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口号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现在问题是怎样帮助已经有些滞后的国家赶上来，不要再有更多的滞后，不要掉队。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会面对一个更加不稳定、更加不安全、危机更多的全球社会。解决这些严峻的问题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要找出有效的方法，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发展。这里有很多事情可以由国际社会来担当、来支持，但是有很多问题也需要这些国家自身的不同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社会精英来做出重要的选择和决定。

　　两年前，一位牛津大学教授写了一本书，在不同地区选取不少案例进行分析，结论实际上很简单：一个国家如果要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精英和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相关方做的决定，很多问题不是外界力量可以改变、可以决定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结果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精英阶层的选择。

　　但是，在选择做出之后，国际社会可以提供大量的帮助，解决发展的融资问题、技术问题、人力资源问题，来加速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这方面做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项目。比如，我们现在在帮助世界上八十几个国家解决发展融资的框架设计。我们与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把所有的发展资源整合起来，包括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当地资源、国际资源。把所有人的积极性动员起来，从探索主要目标、重大问题开始，分析所采取的行动和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否相关，然后制定系列措施，共同协作解决复杂问题。

　　 中新社记者：您非常强调“发展决策”。刚才您分享的内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联合国的这些工作正是在推动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发展的决策中来？

　　徐浩良：可以这样说。我刚才讲到世界格局在变化，有很多不同的地区组织在出现、在壮大，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我觉得，联合国还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组织。在联合国，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发出它们的声音，是一个国际合作、共赢互利的平台。

　　在今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的背景下，也给所有的国家，包括联合国的机构，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商讨怎么样在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能够加大投入、共同合作，加快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真正地为现在已经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情，让它们的发展能够加快速度，让老百姓能够得到真正的好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