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26日电 题：当代中国学家不再是托着《圣经》来华的形象

　　——专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张朝意

　　作者 陶思远

　　11月24日，以“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为主题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数百年来，汉学和中国学是中国与世界进行广泛交流的文明结晶。从筚路蓝缕到蔚为大观，汉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最终汇流成一部波澜壮阔的文明交流史。今天的汉学发展如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中国学”替代传统“汉学”概念，又是为何？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与会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张朝意接受 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通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视角，详述汉学与中国学的发展现状。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今天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离不开全球汉学家和汉学爱好者的努力，但有人提出，目前全球中文学习者及汉学学习者的人数呈下行之势。您如何看待当今汉学发展现状？

　　张朝意：目前全球各国经济发展都遇到一定阻碍，疫情之后人员交流往来恢复也需要时间，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的人数出现调整非常正常。我反向举个例子，大概10年前，一部分小语种突然成为热门专业，中国开设这些专业的院校也呈几何式增长。但从实际应用上看，各行业对小语种的需求总体上是有限的，所以近年来它们又呈现出“缓步”态势。中文和汉学也是如此，并不是当今全球年轻人不向往中国和汉学了，而是“暴热”过后的一个“自然平稳期”，没有“人数骤降”，而是“回归正常”。从长远看，世界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需要与中国加强交流和合作，那么，对中文的熟悉、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仍是必要的。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因掌握中文而找到高薪和高价值工作的案例比比皆是。

　　今天的汉学发展，人数并不是主要变化。早期汉学更多的是传教士汉学，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大部分是“猎奇式”的，他们发现东方有这么一个国家，没有上帝，人们活得也很幸福。他们把中国的《明心宝鉴》、儒家经典译介到西方，促成了中西方早期的文化交流。但其根本目的，正如法国汉学家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所言：“是为了给新来的传教士教授中文”“从西方灵修学的角度去阅读儒家经典”。

　　自19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想家开始真正关注中国，深耕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思想，即便当时的中国在工业发展上已落后于世界主流，但汉学研究却从那时开始兴盛，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早期汉学侧重点的变化。

　　今天的汉学发展要从两个方面看。第一，我们不能只关注国际学者的汉学研究，目前国内对于汉学的研究也非常热门。近年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呈现出多元转型的趋势，跨文化研究是其中比较受欢迎的方向之一，所以很大一部分有外语学习背景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将目光投向汉学，他们以诸多微小的观察切口，来反观数百年来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这非常有意思，并间接推动了“世界中国学”的诞生。

　　第二，从国际汉学发展现状看，一部分人仍在坚守传统，立足于诸子百家、传统思想。另一部分人则侧重于对当代中国现实的探察，即“中国学”。他们以智库研究为阵地，审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这部分人的数量和影响力已远超传统汉学。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很多学者提出用“中国学”这个概念替代传统汉学，对此，您怎么看？

　　张朝意：针对当代汉学的发展现状，我更愿意用“中国学”这个概念，它涵盖了传统“汉学”概念与当代中国的内容，更为完整。汉学相对来说立足传统，没有囊括与当代中国有关的更广阔的研究范畴。如果从1814年，法国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鞑靼-满语言与文学教授席位”开始算起，“汉学”这个概念诞生不过200多年。时代的发展扩大了传统汉学的内涵。近年来，许多学者的研究从人文学科领域拓展到社会学科领域，并认为用“中国学”(China Studies)来表述“关于中国的学问”更容易被人理解。有些老先生很避讳用这个词，说这是美国人提出来的。但我认为这没关系，因为这种说法符合世界学界对一个创新名词的界定。

　　从学科发展角度看，今天的中国早已走出了利玛窦、马可·波罗的时代，汉学的内涵结构、目标导向、方法论都发生了变化，导出的结果自然也是创新的，所以它开始被称为“中国学”，这是一个学科的迭代。“猎奇式”的视角已无法满足今天世界与中国交往的双向需求，无论中方还是外方，都需要从更广泛、深入的角度，以更专业、科学的方法去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中国农业发展有何最新政策，中国有何全新动向，这都是国际学界非常感兴趣的，需要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介入。

　　当前诸多领域的议题，比如气候、经济，世界学界要听听中国人怎么说，所以另一个全新的变化是，今天的海外中国学学者会跟中国不同学科领域的人直接对话，而不仅限于文化学者，所以他们不叫汉学家，更应称之为“中国气候专家”“中国经济专家”，只是他们的身份是外籍。很多国际学者也不愿意被称为“汉学家”，他们更愿意被称为研究中国的哲学家、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他们脑海中的汉学家可能是托着一本《圣经》来到中国的古老形象。

　　 中新社记者：从汉学到中国学，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家看到了更加全面立体的中国。他们为当代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您对全球中国学的未来有何期待？

　　张朝意：在这些学者眼中，从汉学发展到中国学，背后是中国国力的发展、对世界影响力的扩大。那么多海外学者主动进入中国的学科领域，与中国学者对话，说明中国早已是被世界研究的对象。同时，这些海外学者也令中国学者的国际视野和国际表达能力大幅提升，他们带动了当代中国与世界对话，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这对中国学界甚至对中国来说都意义深远。因此，中国才能相继召开世界哲学大会、世界经济与环境大会……这离不开海外中国学学者的支持。

　　随着海外不同学科背景的中国学学者深入了解中国，我们发现更多的人从不同侧面理解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他们中的很多人敬佩中国的社会治理、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不再局限于历数中国古代先贤。即便他们中的一些对中国的审视带有批判性也没关系，任何文化、任何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都要接受不同立场的审视。几十年前，当代著名学者安乐哲(Roger T. Ames)就是带着疑问和审视来到中国，他后来很多时间都生活在中国，且带出了一大批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深耕中国学的学生。今天，这些年轻人为中国学的全球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谈到中国学的未来，我希望我们这些从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学者和海外中国学学者一起，共同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我们有责任这么做。很多西方人把中国文化归类到历史属性中：汉文化如何博大精深，唐文化如何享誉世界……但这些已是过去。中国今天的文化自信来自哪里？中华文明对当今世界有何启示？这种文化自觉需要我们通过中外不同视角共同阐释。

　　 中新社记者：正是因为很多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国学研究已日益显示出世界性、全球性，所以“世界中国学”也应运而生。在您看来，中国学研究、中国文化对当代世界有何价值？

　　张朝意：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今天还在发挥影响，是因为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还流淌着传统的基因。2000多年前的儒家思想仍是中国人的道德行为准则。这种根脉的传承是自然的，一代一代传到今天。但问题的关键是，它传承到今天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我们对外讲述中国的时候常常谈到“构建话语体系”，对此，学界做了诸多努力。但我认为，最有效的话语体系就是让海外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用它的主旨思想去解释中国对世界的态度，用它的实用价值去解决当代世界的问题。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以解释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做出的努力；10年前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它的理论根基是儒家的“大同思想”，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到当代的价值。

　　我们也常常在拉近与陌生人的关系时说：“我认识你的朋友某某某”，那么，今天的我们不妨用同样的方式告诉世界：“你知道的那个孔子过去这样说，你认识的那个孟子曾经这样想，你读过的《道德经》里其实早对这件事有了解释……”这样的方式会让更多不了解当代中国的人瞬间找到认识上的共鸣。因此我相信，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话语体系才是一种最有效的范式，它让世界更容易理解今天的中国。(完)

　　受访者简介：

　　张朝意，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中国国家版本馆首届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汉学》执行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海外汉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语言文学和跨文化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