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之后如何防止返贫？如何平衡发展和生态？重庆的这个县有答案

　　脱贫之后 如何防止返贫？

　　重庆市城口县位于三省交界，秦岭和大巴山深处，历史上，这里就一直都是川渝地区的深度贫困县。1986年出生的蒋成兵是家中的独子，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环抱的明中乡金池村。2016年，他家以人均年收入超过5000元脱贫。但一年后，突如其来的变故，又把他们家再次推向贫困边缘，那时蒋成兵的妻子杨代兰得了重病。蒋成兵挨个儿给亲戚们打电话，终于把钱凑齐，杨代兰顺利做了手术。

　　数万元的外债，对于刚刚脱贫的蒋成兵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2018年1月7日，手术两天后，正在医院照顾妻子的蒋成兵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电话。

　　重庆市城口县明中乡金池村村民 蒋成兵：给我打电话问你们什么情况，是怎么回事。(他是)网格员，就是专门管我们的片区。

　　给蒋成兵打电话的人叫赵长青，是金池村的村干部，他做了三十多年的村会计，自从2013年精准扶贫工作开始，他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清闲。甚至在脱贫摘帽后，他依然忙碌。

　　从2016年开始，城口县的贫困村陆续脱贫，2020年初，全县脱贫摘帽。但是返贫的风险，像一把悬在全县头上的利剑，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

　　2017年，蒋成兵家所在的明中乡开始了动态扶贫措施，全乡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按村民小组被划分成片区，由专门的人负责，这样的管理模式被称作网格化管理。

　　作为最基层的网格员，赵长青必须对自己网格内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了如指掌。早在2017年11月，赵长青就发现杨代兰生了病，经过村集体研究，蒋成兵家成了赵长青重点关注的对象。

　　重庆市城口县明中乡金池村村委会委员 赵长青：我就打电话直接跟他联系。他当时给我反映说医药钱可能要花很大一笔费用。照这个情况下去返贫风险大。我当时就给我支部书记汇报。

　　2018年1月7日以后，一级一级的网格员，织成一张保护网，全力把蒋成兵家从返贫的边缘拉回来。

　　当杨代兰还在重庆住院时，金池村的村干部们就已经为他们家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蒋成兵家当时5口人，有了最低生活保障，每个月至少就有了1000多元收入，解决了最基本的生活问题。而就在杨代兰住院的几天前，重庆市相关部门刚刚出台《关于加强深度贫困乡镇健康扶贫工作的通知》，要求农村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比例控制在10%之内。

　　经过了五种不同途径的报销、救助、补助后，蒋成兵家只负担了所有住院医疗费用的5%，也就是3726元。

　　蒋成兵家终于没有跌落到因病返贫的行列，但是赵长青对他家的重点跟踪并没有停止。

　　蒋成兵只上过两年小学，他从十六岁第一次出门，陆陆续续去过很多地方打工，但因为文化程度太低，打工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实质性改善。被赵长青叫回来后，蒋成兵参加了明中乡组织的养猪培训，乡里的技术员还可以随时上门指导。两年来，蒋成兵家最多的时候养过50头猪。

　　为了对抗养猪的风险，赵长青还鼓励蒋成兵利用自己家的承包地种植了药材和魔芋。现在，蒋成兵已经不再是金池村的重点监测户，并且正在申请退出低保。根据城口县委县政府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县仍有未消除风险的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21户90人，他们已经全部被纳入网格化管理。

　　蒋成兵深受不识字之苦，他一心让孩子好好读书，但是，村里并没有学校，他只好在离家十几公里外的明中乡小学附近租了房，让妻子陪着女儿在那里上幼儿园。在她们租住的这栋楼里，住着很多跟他们同样情况的孩子和家长。城口县山大沟深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居民居住分散的客观事实，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长期不能满足需求，近二十年来，特别是脱贫攻坚的过程中，移民集中安置成为改善高山居民生活条件的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如何安置，离开了原住地的村民们又何以为生呢？

　　脱贫之后 村民如何谋生？

　　山区村民居住分散，基础设施落后，直到2005年，城口县仍然有1.5万人缺地、缺路、缺水、缺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持续支持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口县数届党委政府也曾屡次用政府公务员捐款的方式，去解决极度困难地区的交通问题。无奈资金有限，基础太弱，每一次投入都显得杯水车薪。分散居住的村民，依然享受不到足够的公共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在自上而下的移民搬迁政策陆续下达之后。

　　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通过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政策，城口县4万多居住条件差的高山居民，有3万多人实现了移民搬迁，但因为财政补贴相对较少，真正实现搬迁的大多数是条件相对好的村民，仍然有一万多人依然生活在原地。

　　重庆市城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肖冬辉：这一万多是最难啃的，家里面家徒四壁，他拿不出来钱搬。如果他下不了山，他就脱不了贫。这一次国家下决心就是搬这部分人。

　　2017年，在脱贫攻坚政策支持下，建档立卡贫困户寇泽坤家终于也搬出了吊脚楼，搬下了高山。搬迁时，他们家拿到了72000元移民安置补贴和老宅复垦补偿款108700元。

　　重庆市城口县河鱼乡河鱼社区村民 寇泽坤：买下房子花了十几万，那基本上是政府给我支持的。

　　城口县高山峡谷遍布全县，可用于集中安置的、地势平缓的土地非常有限，移民搬迁后，超过60%的高山困难村民就近搬迁到了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完善、居住相对集中的山村。而其他高山困难村民，被安置进了全县47个集中移民安置点，目前，居住在集中安置点居民共有38000人。

　　重庆市城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肖冬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事，但是也是难事。他最后搬下来公共服务、就业、产业怎么发展，这个就要同步考虑了。

　　祝仕明家2015年住进了钱家大院安置点，寇泽坤家2017年搬进了赵家沟安置点。他们都隶属于河鱼乡河鱼社区，这里是河鱼乡最大的一处移民集中安置社区，从2009年就开始兴建。

　　在河鱼社区附近，有学校、医院，统一的集中供水、污水处理，还配备了公共活动空间和休闲设施。移民们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得到了保障。但远离了自家的山林、田地，他们靠什么生活呢？

　　河鱼社区的第一期工程河套坝和第二期工程钱家大院都是河鱼乡政府按照农家乐的形态提供的建筑图纸，当祝仕明夫妇搬进钱家大院的时候，全县的农家乐已经有了统一的品牌——大巴山森林人家，祝仕明夫妇给自己的民宿起了个名字——“柳堤人家”，但刚开业的时候，生意做得并不如意。

　　汪胜友不太识字，也没有经营的技能，家里主要靠祝仕明的收入维持生活，这些年来，河鱼社区的建设施工一直没有中断过，祝仕明经常被社区干部安排进施工队，做一些零工，每天两百块钱，没有工程的时候，祝仕明就骑摩的载客。

　　虽然搬到了集中安置点，每天清晨，寇泽坤依然会骑着摩托车，到自己的老家平溪村，去照看他养在自家山林里的鸡、老房子旁边的猪和田地里的庄稼。寇泽坤老家的宅基地已经上交，等待复垦，但是山林、猪舍、田地依然保留。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城口县主张“人口下山，产业上山”，意思就是人搬下山，产业还留在山上，要求家家有产业。而产业方向的选择几十年来一直是当地发展的最大难题。城口县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称号，极其有限的耕地难满足城口20万人的需求。三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毁林开荒。毁林开荒不仅没有解决城口县脱贫的问题，还给城口的生态环境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2005年后，全国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城口县也不例外，经过八年生态恢复工作，2013年，城口县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城口·中国生态气候明珠”称号，当时对城口的评价是：“生态系统完备，森林覆盖率达62.9%，森林面积位居重庆市第一。植物资源种类丰富，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多样的生态景观，河谷、森林、湿地、草地等遍布全县……”。

　　恢复了被破坏的生态，意味着原有的农业产业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不仅关系着城口县的生态改善，也关系着城口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更关系着未来乡村振兴的前景。

　　脱贫之后 如何平衡发展和生态？

　　城口县全境只有6.8%是耕地，而且其中75%是25°以上的坡地，不仅如此，全境60%处于生态管控红线中，35%为自然保护区，大规模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思路，并不适合城口县。这里发展的任何一种产业，都要权衡规模和生态的平衡。

　　近几年，城口县选择了多种生态农业产业并行发展的方式。重点考虑生态消纳能力和特色产业。

　　中共重庆市城口县委书记 阚吉林：现在我们的产业，我是这样描述的，山上种药材，林下山地鸡，坡上核桃树，百花种蜂蜜，香菇八掌田，杂粮“鸡窝地”，火坑老腊肉，冷水生态鱼。

　　城口县地处南北气候交汇处，秦巴山阻隔了北方冷空气，这里气候温润，物产丰富。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后，城口县委县政府也曾陆续引导过众多农业产业发展，这期间，农民们种过白肋烟、金银花，养过长毛兔和牛羊，都以失败告终。

　　中共重庆市城口县委书记 阚吉林：这里没有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在外面，外面有点风吹草动，你这里农民就直接受害。当时我们发展的这些产业，老百姓搞一次，失败一次，实际上农民在这方面失去了信心，这些产业最终还是没能成为主导产业。

　　4月19日，明中乡柳家村的村民2020年度最后一批药材被城口县天宝药业公司收走了。

　　柳家村海拔1600米，非常适合种植高海拔中药材，村民世代有种中药材的传统。但即使是村里通了公路后，药材也很难卖得出去，这样的尴尬一直持续到城口县天宝药业开始运营后。2014年，城口县常年在外打工，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劳务输出经纪人的熊兴桂回乡创业，注册了一个专门经营灵芝的中药材公司，三年后，受销售渠道之困，公司陷入了窘境。2017年，在城口县委县政府的直接推动下，我国西南地区的大型药企重庆慧远药业跟熊兴桂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成立了以收购加工中药材为主业的天宝药业，第二年，天宝药业正式开始在城口县展开收购，在城口县委县政府的扶持下，成为城口县中药材产业最大的市场主体。

　　根据种植条件，城口县不同的乡镇选择不同的中药材品种，与此同时，在政府的引导下，所有发展中药材产业的乡村都成立了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导下的药材合作社。村民们把药材交到药材合作社，由合作社跟天宝药业对接。

　　每年四月，天宝药业核定当年的收购保护价后，逐个跟各个村的药材合作社签订收购协议。

　　柳家村是药用独活的重要产地。

　　重庆天宝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建林：价格、质量要求，包括收购方式，我们都写得非常明白。独活，这是品名，我们最低保护价，就说低于12块5一公斤，我们就必须得按12块5收购，那么高于12块5，我们就按市场价进行收购。

　　2019年柳家村顺利脱贫，那一年柳家村全村一共卖给天宝药业40吨独活。

　　因为增收，柳家村全村药材的种植面积大幅度提高，253户村民中188户都加入了药材专业合作社。

　　天宝药业2018年在城口县独活的收购量是200万吨，而到了2020年度，已经超过了1000万吨。

　　为了更大规模收储，天宝药业建了两个一万平方米的库房，即将还要继续投资建冷库，与此同时，城口县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也在出谋划策。

　　重庆市城口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江成敏：我们要做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产业的这个附加值提升不了，还是会有这种风险，现在我们就是研究独活的提取物，如果天宝药业下一步解决了独活提取物的升级产品，就是一个不受市场影响，或者市场影响较小的全产业链。

　　记者采访时发现，凡是涉及产业发展的问题，城口县的政府主管部门都积极参与和协助。他们明确了产业发展方向，扶持市场主体，帮助农民成立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建立了从农户到市场一整套机制，带领城口走出了世代贫穷的历史，但生态容量的瓶颈，始终限制着城口传统农业产业的规模和品种的发展。

　　经过十几年的保护和抚育，城口县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了70%，秀丽的山川景色，夏季怡人的气候，逐渐成为旅游者的目的地。大巴山森林人家有统一的收费标准，包吃包住每人每天80元。汪胜友家的民宿也逐渐有了收入。

　　在脱贫攻坚的这几年，城口县乡村公路网发展迅速，而城际交通正在逐步完善，这里不通高速路，也没有铁路经过，每年只有夏季游客较多。随着今后几年高铁、高速路陆续通车，城口县委县政府看到了旅游业发展的契机。

　　脱贫摘帽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乡村振兴，城口依靠优质的生态资源，许多乡镇都开始大力发展中高端旅游业，而广袤的森林和植被，已经在为城口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重庆市城口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江成敏：我们在全国率先创了一个森林覆盖率指标交易，我们去年就卖了3750万。我们最具价值的就是森林资源，生态保护好了，未来就是碳达峰、碳中和这个点是我们生态可转化的点。

　　2021年3月，碳达峰和碳中和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我国承诺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直至2060年，我国要实现碳排放和碳消纳平衡。碳达峰和碳中和，推动了碳交易，可以预见的是，城口县巨大的碳消纳能力，将换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中共重庆市城口县委书记 阚吉林：生态是成功的根本，算好生态账，谋好生态局，走好生态路，依靠生态富，我们大体的思路是这样。实际上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过这几个途径实现下来，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