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作者：杨国明（上海海关学院副教授，《园花寂寞红》一书编者）

　　季羡林先生散文用情极深，或赋花草猫狗以灵性，或寄天地以悲悯，或追述母爱，或抒发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怀。这在东方出版中心新近出版的季羡林散文合集《园花寂寞红》里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合集按“雪猫扑影”“藤影荷声”“春宵轻梦”“馨爱市井”“似水流年”“人间真情”分类，可算是对季羡林散文按主题重新集纳的尝试。

　　品读季老的散文，会发现几乎篇篇有“情”，细味之，又几乎篇篇有“书”。

乱中有序 季羡林/绘

　　熟悉季老的人都知道，他欣赏一句简单朴素的老话：“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他自言：“我教了一辈子书，从中学教到大学，从中国教到外国，以书为命，嗜书成癖，积七八十年之积累，到现在已积书数万册，在燕园中成为藏书状元。”读书于他而言不仅是学术滋养，也是心灵给养。他将读书获知的中外文化精华写进散文里，作为抒发真情实感、表述人生态度，体现审美情趣、阐立道德信念的载体，给读者以感染、启迪和享受，令人称奇。对此，乐黛云先生有佐证，她表示每次读季先生的散文，都有新的体味。

　　季老的散文创作看似与他的学术研究几无关联，实际上，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文章里有他学术成长的步履。少小离家、求学清华、负笈德国、从教北大，读书生涯与学术活动均成为其散文创作的源泉。在“似水流年”集纳的散文中，我们看到，季老在蒙学阶段基本上是按兴趣读书，其读小说的兴趣超过了正课：“桌上摆着《四书》，我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旧小说。”而在叔叔严格要求下，他课余参加了一个讲习班，专学《左传》《战国策》《史记》一类的古籍。在《忆念荷姐》一文中，他介绍了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原因。让读者印象深刻的当是他“博士（学位）拿到手，我仍然毫不懈怠，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有的散文，则是他看书、写作疲倦时放眼休憩的见闻，如《喜鹊窝》。他在《别稻香楼——怀念小泓》中告诉读者：“我在开会之余，仍然看书；在看书之余，我就散步。在散步之余，许多联想，许多回忆，就无端被勾起来了。”有些散文，调侃中透露出了他求学治学的苦与乐。如《听雨》：“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文字拼命。”寥寥数语，一个“顽童”的形象跃然纸上。

　　季老精通12门外语。在散文中，他透露自己学习英文是与形象和美感相连。在《我的童年》中，他写道：英文“只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居然能发出音来，还能有意思，简直是不可思议。越是神秘的东西，便越有吸引力。于是英文对于我就有极大的吸引力”。“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零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原来的校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有几个花畦，春天一到，芍药盛开，都是绛紫色的花朵。”这美妙的情景伴随了他一生，融入了他的学术研究里。正因为如此，读者能从他本应枯燥无比的《印度语言学论文集》里，读出些许美感。

　　季老学贯中西，其成就之最著者当数“外”，然其散文中弥漫着更多的恰是中国文化，喜恰到好处地直接引用或化用古代经典诗文。“借古人的生花妙笔，抒我今日盛衰之感怀”——以《蜀都赋》《芜城赋》之一盛一衰，来描述时隔将近两千年、距离超数万里的柏林战争及城市的兴废。实际上，他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的更重要的养分，是遣词造句之外的精神。首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在《我和北大》中，他写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一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他接着说：“我身上的优点不多，唯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其次是“淡泊名利”的心态。他对陶渊明的诗句引用相对较多，常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自勉。在《大觉寺》中，他写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我不想争名。我的收入足以维持我那水平不高的生活，我不想夺利。”由此可知，季老达到了一种与天地游、同古今心的人生境界。

　　当然，季老的散文中，也有将中西文化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例子。如《三个小女孩》，写自己在燕园看圆明园变化的感受时，拿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笔下的《瑞普·凡·温克尔》的经历作比，称“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记叙《黄昏》《回忆》《寂寞》等主题时，则借鉴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等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手法，用细腻的笔触捕捉稍纵即逝的思绪，让种种意象在意念间滑行，构造出一个幽邃奇异的境界。

　　也许，学习与治学又是寂寞的。季老在其早期的散文《寂寞》中写道：“寂寞像大毒蛇，盘住了我整个的心。”留学之旅中，“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做学问的过程也免不了寂寞。而这些寂寞，却构成了季先生诸多散文中如歌的行板，仿佛一条时断时续的潜线。诚如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作者的寂寞，或许可以说是散文的幸事。

　　有“情”，待万物以悲悯。有“书”，其学者之宗明。

　　实际上，读书在季先生那里有着特别的意义，他是将读书与民族希望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春归燕园》中说：“我听到的（读书声）难道不就是那美好的理想的社会向前行进的开路声吗？”

　　在散文里寻觅到季羡林读书的影子，继而领略学者之精神，或许是我在编辑与品读《园花寂寞红》一书时，得到的别样收获。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21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