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凯迪公元1232年正月，蒙金三峰山之战以蒙古军队的完胜而告终，金朝大将移喇蒲阿与完颜陈和尚等著名将领殒命钧州城，蒙古铁骑完成了对金国关河防线的突破。当年三月，蒙古第一先锋速不台领兵围攻金朝最后的都城汴京（也就是原北宋都城），金朝军民同仇敌忾，以铁火炮等武器与蒙古军队的数百家投石机硬抗，速不台一月之内竟无法破城，只得退兵，金人弹冠相庆。此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刚刚解围的汴京 (今河南开封)城内突发大疫。《金史》曰:“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朝的丧钟便随着这场疫病敲响了。
图/三峰山之战01 兵祸与大疫“疾病是战争不可避免的伴随者”。军队流行病学 (military epidemiology)研究表明,由于 “军队人群具有生活高度集中、流动性大、任务特殊等特点”, 非常容易发生和传播疾病。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医疗条件与卫生环境令人堪忧、而军队力倦神疲等因素,都会加大疫病爆发的风险主客体因素。当时的汴京城汇集了双方数十万军队，金军更使用了大量污染巨大的火器进行反击。
图/清明上河图中的汴京汴京保卫战中大量的尸体得不到及时清理,成为病菌繁殖的温床,腐败后极有可能污染附近的土壤、水源、食物等。这种背景为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大灾之后有大疫”提供了可能。史载 “汴京解严,步军始出封丘门采薪蔬”,这种高危的举动很可能感染金军,再带至城内引发大规模的瘟疫。
图/金朝军队02 人口密集的代价《蒙兀儿史记》提到:“夏四月……速别额台乃托言避暑,退驻汝州,掠其粮,欲俟汴京守者饥疲自溃。”这场大瘟疫大致开始于四月中旬之际，当时的汴京城内聚集了金朝境内黄河以南的“避兵居汴者”，更有黄河以北各族民众，总人数达到了惊人的两百万人之多，而金朝治下的开封城规模应当不会较宋朝更大，因此此时的汴京城内人口高度密集，为后来疫病的产生埋下了巨大隐患。因为战争导致人口密集而引发瘟疫的故事在中外历史中并不少见，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为了坚壁清野而将所有农民迁入雅典城中，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瘟疫，甚至“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伯利克里也因此殒命。
图/死于瘟疫的伯利克里除了这些因素以外，金朝末年河南地区气候异常，天兴元年（1232年）“五月辛卯,大寒如冬”，乍暖还寒时候正是人生理肌体免疫力最为虚弱之时，再加上当时粮食供应不足引发的饥饿问题，从而导致了疫病在此时的灾难性爆发，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百万人级灾异由此出现。
图/不断改道的黄河泛滥成为常态03 金朝的病亡城内疫病愈加严重、军队大量减员,这极大地削弱了金军的防御能力。汴京大疫爆发后,金政权屡次对外求援试图逃离困境，然而来自南阳与汝南的援军都被蒙古人围点打援而击败。长期的瘟疫最终导致了致命的恐慌，大量军士夺门而逃。到当年冬天之时，开封城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壬子,京城人相食。癸丑,诏曹门、宋门放士民出就食。”金哀宗最后也只得在当年12月撤离开封逃亡汝南，等待金王朝的只是最后的灭亡罢了。如同 “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 汴京大疫亦在金王朝的覆灭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成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场大瘟疫不仅仅在于加速了金朝的灭亡，更对后来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与历史进程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著名的文学家元好问和医学家李杲 因此“同出汴梁,于聊城,于东平”。 河南之地由金后期的人多地少地区,再次变为地广人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遭到严重摧残，直到明清时期方才有所恢复，但河南已经彻底失去了汉唐时期天下中心的地位。参考文献：1. 王星光、郑言午：《也论金末汴京大疫的诱因与性质》，《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2. 《金史》卷17 《哀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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