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这种疾病现在已成为世界领先的生物医学科学家的主要研究重点之一，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惊讶。这都归功于惠特尼·达富的父亲-斯坦福大学生物化学与遗传学家罗纳德·戴维斯（Ronald W. Davis）教授。

当今最伟大的发明家

戴维斯于1972年加入斯坦福大学生物化学系，他与他人合著的一篇论文中用新方法将基因与基因所引起的特征联系起来，从而创建了一个图谱，这成为了基因组学领域的基石，这也促使戴维斯和他的同事写了“关于整个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建议”。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1979年拒绝了他们的计划，称该计划过于宏大。

但是戴维斯不断创新，最终为他开发的技术积累了30多项专利。最终，世界赶上了他的远见。这个耗资38亿美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始于1990年，以戴维斯的基因测序技术为核心。该计划于2003年完成，掀起了一场科学革命。2013年，《大西洋》杂志将他评为“当今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

而当这位有着绘制整个人类基因组图谱先见之明的伟大发明家，在意识到现有的科研水平无法使他的儿子获得太多的治疗手段或治愈方法时，戴维斯毅然放弃了他当时正在做的研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个被他称之为“最后要征服的重大疾病”的研究中，去拯救他的儿子。

招募科学梦之队

照顾一个SEID病人不仅会耗费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大量精力，甚至不得不辞职全天不休的照顾，所以如果没有正确的治疗手段，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昂贵的疾病。戴维斯意识到弄清楚如何有效地治疗SEID才是重中之重。

而在科学前沿度过的一生中，戴维斯与许多有成就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合作。他利用这些关系来组建世界一流的团队，希望能帮助他一起找到SEID的分子基础。在这个团队中，包括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980年获得化学奖的保罗·伯格和2007年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玛丽奥·卡佩奇。

当时，NIH每年投入不到600万美元用于研究这个仅影响美国1%人口的疾病。为了争取NIH更多的科研资金资助，戴维斯和他的团队在开始进行研究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例如大数据研究，想由此产生研究假设（hypothesis），这也是为什么戴维斯的研究团队将所有到目前为止的数据都放在相关网站上的原因。为了方便其他研究人员可以查看并生成他们自己的研究假设，从而加快SEID研究进度。没有研究假设，NIH就不会进行科研资金资助，而没有大量的数据观察也就无法产生假设。

虽然2017年，NIH在该疾病上的研究支出翻了一番，达到1200万美元，但戴维斯认为，与其他严重程度和患病率相似的疾病相比，这还远远不够。在NIH资助的研究中，多发性硬化症（比SEID病患数量少）每年的投资超过1亿美元。现在SEID更多的资助还是来自于私人捐助，这个疾病领域还很“年轻”，NIH不会像他们看到癌症或其他非常成熟的研究领域那样，从而给予大量资金投入。

缓慢但稳定发展的研究

过去几年，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努力寻找SEID患者特有的特定分子异常的血液检查，以使该疾病得到更多的认可。在戴维斯的实验室中，科研人员开始通过成千上万的测试工作来运行戴维斯儿子惠特尼的血样样本，包括细胞因子分析，基因组测序，微生物组测序，代谢组学，病毒PCR分析，霉菌毒素抗体分析等。一系列的测试结果解释了惠特尼细胞的异常，包括免疫系统过度活跃和异常的基因突变。

（在斯坦福大学基因组技术中心，戴维斯儿子的血液样本在测序仪中搅动）

对于疾病研究，生物标志物（biomaker）可供客观测定和评价一个普通生理或病理或治疗过程中的某种特征性的生化指标，通过对它的测定可以获知机体当前所处的生物学过程中的进程。为此，戴维斯和他的团队发明了用于血液检测的“纳米针”，可以通过它来检测患者血液中免疫细胞对应激因子的反应。最终，戴维斯团队成功检测了他们的纳米针，并于2019年将相关研究成果发布于PNAS上。他们发现，SEID患者的血液对“压力”的引入与健康人的血液不同。戴维斯希望该设备最终能够进行廉价的临床检测，医生可以通过该检测快速、准确地识别SEID。戴维斯和其团队一系列的努力最终使慢性疲劳综合征被认为是一种生物疾病。

现在，80岁的戴维斯依然在研究SEID的一线，他希望通过探索找到预防这种疾病的措施，例如，为什么患有单核细胞增多症的人经常发展为SEID。而对于所有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来说，关上的门被打开，掩盖的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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