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出生的张伯驹，来自于河南项城，其父张振芳正是清末的直隶总督，民国时期又担任河南总督以及民政长等数个职务，张伯驹还是袁世凯的表侄，多重身份，也让他从小衣食无忧，并且对收藏产生了兴趣。

由于战乱影响，清末民初，文物大量流失，一些封建贵族也开始了大肆变卖，而张伯驹养成了收藏古董的爱好。

从1926年开始，这一位富家公子就四处奔走，收留在民间的中国古代书画，里面包括了不少名品，比如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

而正是在收留文物的时候，张伯驹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从单纯的兴趣爱好，变成了保护文物不外流河迫害作为志向：“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为此张伯驹不惜变卖家产，甚至受到了人身安全的威胁，1941年，张伯驹从宗室溥心畲处以四万大洋的价格，收得东晋时期的《平复帖》，然而这幅古董却被汪伪政权的大佬看中，张伯驹为此被非法绑架8个月，特务威逼张伯驹交出他珍藏的国宝，张却宁死不从，一直到当年秋天释放之后，张伯驹带着举家迁徙，这幅《平复帖》被缝在被子里带出，足以见证期当时的危险性。

而《上阳帖》更是来之不易，1937年春天，张伯驹前往另外一位著名收藏家郭葆昌的家中做客，看到了李白的这幅《上阳帖》后，爱不释手，立刻向郭葆昌提出购买的请求，而郭葆昌同样也是识货的人，并没有讲究任何客气，开口便是20万大洋，这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30大洋，就已经能够买下一个四合院，即便是张伯驹的财力，想要完成这样一笔贸易，也是异常艰难的事情。

但是张伯驹在做出剧烈的心理挣扎之后，依然答应了郭葆昌的请求，他一时间也无法拿出这么多钱，因此先支付6万大洋作为诚意。后续14万另外时间支付完毕，张伯驹也拿到了这一张《上阳帖》。

没过多久，七七事变爆发，张郭二人的交易随即停止，即便如此，张伯驹还是付出了将近460个四合院的代价。根据统计，如今这一幅上阳帖，加上众多名家的收款，价格至少在10亿以上。

时光荏苒，当来到了50年代，张伯驹却还是将《上阳帖》、《平复帖》等众多文物上交，并且最终被放入到故宫博物院当中，极大地充盈了馆藏，从隋朝展子虔《游春图》、宋·赵佶《雪江归棹图》，再到明代唐寅的《王蜀宫妓图》，先后成为了故宫的重要宝藏，张的贡献，也让人难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