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廪君统一了巴氏族,他死后魂魄世为白虎。此后,虎便成为巴人的图腾信仰。巴人的活动区域内还出土了不少虎钮錞于(战国时期一种青铜乐器),虎一般是以立体的形态立于錞于顶部中央。作为古代军中特有的打击乐器之一,虎钮錞于可能有展现威武军威的寓意。

常见的与军事相关的虎元素文物是虎符,造型一般为猛虎形象。虎符是战国至汉武帝时期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分为左右两半。从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杜虎符铭文来看,右符留存中央,左符在地方将领手中,需两半勘合验真,方能调兵遣将。

历史上关于虎符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信陵君“窃符救赵”了。《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秦赵长平之战后,赵国面临灭国的危机。作为赵国的近邻,魏国也感到唇亡齿寒。信陵君通过如姬窃取魏王的虎符,调动魏军救赵,抗击秦军,暂保了赵魏两国的安稳。

古人生活中的虎元素

古人认为虎枕可避凶除鬼、避邪压惊。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有“虎头作枕,辟恶魇；以置户上,辟鬼”的记录。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治卒魇寐不寤方》中也记有“以虎头枕尤佳”,可以治疗“卧忽不寤”的病症。

从存世的虎形枕来看,多是宋金时期磁州窑系烧造的瓷枕,主要流行于河南、山西等地。从上海博物馆藏的金黄地黑彩雁衔芦苇纹虎枕来看,整体为模制成型,做卧虎状,眼睛圆鼓,龇牙咧嘴,背部为白底黑彩的枕面,绘以雁衔芦苇纹,黄彩虎身之上以黑彩描绘虎斑。为防烧造时炸裂,瓷枕都要设出气孔。虎纹枕的出气孔在其虎头鼻孔位置,因鼻头施有黑彩,不细观很难察觉,隐而不露,设计甚是巧妙。

作为百兽之王,虎很早就被纳入古人的文化认知中。河南省濮阳县西水坡遗址出土的3组蚌塑龙虎图案,是新石器时代的人工遗存。其中,M45墓主人的东西两侧,各用蚌壳摆塑一龙一虎。其中,虎的形态极为具象,虎头向下,身躯呈行走状,略粗的尾巴末端下垂。这种左右龙虎的造型,自然让人想到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的四灵传说。考古学家认为墓主人应是氏族部落首领,这种布局在先民眼中可能是一种升天仪式,或是通过这种布局,让墓主人死后可具备与天神、祖先沟通的能力。

古人在早期茹毛饮血的生活中,与虎已经有过无数次接触。日本泉屋博物馆所藏的商虎食人卣,虎的前爪怀抱一人,人头正位于张开的虎口獠牙之下。《左传》中记有楚国的令尹子文曾被“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这件青铜虎卣的虎将人抱于胸前,人的手则放于虎身,有点类似虎母喂乳人类幼童的情景。不过,此虎大张虎嘴、獠牙外露,更像是其进食的模样。有学者认为虎卣上的人周身绘有怪纹,更像是鬼魅,虎卣表现的是虎食鬼魅的场景。

东汉王充的《论衡》引《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在东汉时期古人已有虎食恶鬼的迷信观念,虎食人卣为商代器物,虽年代更早,但确实有可能表现的是虎食鬼的形象。

以虎为载体的传世美玉

商周时期还有不少片雕的玉虎形象,例如上海博物馆藏的商代玉虎,雕琢简练神形毕现,玉虎圆眼大口、身躯矫健、尾部蜷曲上翘,整体线条颇有力度,似一狂奔中的猛虎。《周礼》中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的记载,其中的“白琥”一般认为就是虎形的玉器。

上海博物馆还藏有一件金朝的俏色虎纹玉饰,这件玉雕属于辽金时期春水玉和秋山玉的范畴。春水、秋山指的是契丹族在春秋两季狩猎捺钵的活动。辽人为契丹族,他们原来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所迁之地的行营谓之捺钵,这种习俗后被金人承袭,成为春秋两季的狩猎活动。

春水玉一般表现的是春天用海东青捕捉鹅的情景,秋山玉则体现了秋季围猎虎鹿的情景。北国秋景,树叶枯黄,秋山玉多以玉皮(玉料在未加工前,作为一种天然矿物,往往在玉质外有一层石质包裹物,俗称玉皮)做秋色,用俏色的手法表现秋叶。这件金朝俏色虎纹玉饰中,猛虎的身躯和灵草便是利用玉石原有的玉皮雕琢而成,与周边透雕的树木相偕成趣,充满秋凉的山野之美。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有关虎的文物数不胜数。在中国古人眼中,虎有别于其它猛兽。除了带有神话色彩的龙之外,十二生肖大都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禽兽,虎在其中略显另类。将虎纳入十二生肖,可以看出古人对虎与人密切关系的一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