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札记》里，先生抽丝剥茧，从启蒙的词源出发，强调启蒙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现象，好比在一片黑暗中划开一道光，这道光与社会的互动越来越强，预兆它将驱散黑暗、愚昧和落后。“这样的历史现象怎么能用‘运动’两个字来概括呢？”陈先生的意思，启蒙并不是一场有开端和终点的事件，甚至都不是一个历史阶段，而是“一项长期持续的和反复的社会任务”。我曾和先生聊过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提及维科和尼采的“循环论”，也表露出对人类理性局限的担忧，陈先生当时就明确说，复潮是可能的，但最终还是会螺旋式上升。

世界范围内启蒙之重要，再次验证了陈先生的呐喊并非杞忧，“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十年来，世界已经不是此前的世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令人忧心忡忡。我2018年夏天去过希腊，在比雷埃夫斯看到不少一家人横卧街头的叙利亚难民，其惨状令人揪心，如英国脱欧、法国动荡、欧盟离心，恐怕都不是十年前能够想象的；远在大洋彼岸的特朗普则秉承“美国第一”，从诸多国际组织里抽身撤步，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造成严重的社会撕裂……

我去年在日本访学一年，表面上看这个成熟稳定的发达国家，一如既往的温文尔雅，但世界范围内涌动的极端主义情绪同样在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大行其道，让人不寒而栗。个别有影响力的政治家、社会知识精英，在公开讲座中倡导赤裸裸的“人种论”，甚至说“朝鲜人、中国人分两种：一种是比较坏的，一种是非常坏的”，竟引发听众的欢呼。这和大正时期关东大地震前后的排外思潮有什么区别？小说家百田尚树把神话和历史融为一炉，在极短时间内攒出一本《日本国纪》，没有正式发行就被预订了40万册，里面打着“要让日本年轻一代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感到自豪”的旗号，贩卖修正主义史观和大和民族优越论。无法相信，这是在21世纪一个发达国家能够发生的事情。

世界范围内启蒙之重要，再次验证了陈先生的呐喊并非杞忧，“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欧洲之所以为欧洲——在我看来，陈先生的本意是说世界之所以为世界，我们并没有比十年前更完善的答案，却平添了更多的困惑与忧虑。

陈先生当年开创的事业算是 “万言以待来者矣”，而十年之后我们必须回答“一脉能继斯文乎”

对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十年来学界给出的解释未必能让先生满意。按理说，治学手段是越来越先进了，各种大型数据库几乎可以让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在一节课内，就能够完成前辈学者们一生都无法完成的文献检索数量。但书店里和网络上依然充斥着各种花样百出的宫廷权斗、风水五行、六柱测算，还有非常流行的虚无缥缈的历史穿越、戏说……陈先生健在的时候，还没有后来荒唐至极的“抗日神剧”，要是他看到这些状况，应该会怒拍桌子、斥其荒唐吧！这也恰恰证明先生当年的警示：“启蒙的任务任重道远，不进则退。”

记得陈先生在研究伏尔泰思想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驱散谎言，澄清混乱，解放被蒙蔽的人的精神。”作为社会的良心与希望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过去的十年中究竟有没有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面对那些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出现，面对网络中充斥的戾气，知识分子究竟拿出了什么样的反思，找到了什么样的病根，开出了什么样的药方？课题项目更多了，发达的网络平台可以让很多文化人成为“网红”，但我们教学的参考书目里，这十年增加了多少本有创意的新作？陈先生当年开创的事业算是“万言以待来者矣”，而十年之后我们必须回答“一脉能继斯文乎”。念及于此，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我二十年前曾在潘家园淘到过周恩来总理的诤友、日本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所著的《花好月圆》，是廖承志题写书名的遗文集。里面有松村先生手书的一张书法屏风照片，苍劲的行草和精致的语句我都非常喜欢。“功名角上无多地，风月壶中自一天；百年障眼书千卷，四海资身笔一枝。”上句来自金代诗人郝俣的《蜗居》，下句来自明代才子唐寅的《赠西洲诗卷》。两句放在一起，竟别有韵味。前者淡化了郝俣诗中本来的消极遁世，后者则洗消了唐伯虎吟唱里特有的癫狂不羁。十年来，这是我能找到的，最能体现陈乐民先生风骨的表述，也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至于陈先生留下的文字，我想陈寅恪对王国维的感慨，用来评价陈乐民先生也非常贴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年轻一代学者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在喧嚣的时代沉下心来，广博阅读，独立思考，继续陈先生的“冷眼向洋”

陈先生的呐喊与坚守，是基于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标准——理性和科学——的虔诚信仰。说是士大夫传统也好，说是知识分子的逐梦也罢。斯蒂芬·布隆纳在《重申启蒙》中说：“启蒙是这样一个运动，其中对真理的追寻比对它的获取更加重要。”前人所珍视的那一道微弱的光，终究会光耀寰宇，无论隐藏多深的阴暗洞穴，终将大白于天下。

十年来，陈先生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治‘西学’不谙‘国学’，则漂浮无根；治‘国学’不谙‘西学’，则眼界不开。”十年来，陈先生的质朴学风助我良多——“学问从来人间事，文章何必鬼画符。”十年来，陈先生的殷殷期待始终不忘——“读书人起码应该有良知，有一种对人世和社会的天然责任感。即使是一粒沙子，也该是一粒有‘灵性’的沙子。”

我想，年轻一代学者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在喧嚣的时代沉下心来，广博阅读，独立思考，继续陈先生的“冷眼向洋”——“摆脱恩怨情结和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以及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对世界作冷静的观察与剖析。这么做，说到底“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尤其是了解我们历史上所缺少的东西，以便在迈向现代化的大道上，尽快赶上去”。我也会继续思考先生提出的“永恒主题”——“改革开放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中国这个崛起的巨人，要认清世界和自己，“需要足够的清醒和勇气”。

在过去的十年和未来的岁月里，陈乐民先生都是我的灯塔，求知如此，为人亦然。在陈先生离开我们十二年之后，在欣慰地看到先生作品新编出版之际，记下这些内心流淌的文字，是对先生的思念，更是对自己的警醒。

作者：初晓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非研究所所长）

编辑：孙欣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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