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中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

(一)没收土地不要国民政府下令，须由下级没收。

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有一般同志还说农工的行为并不幼稚，原来他们是照着共产国际的训令在那里做，但总理在民生主义中说得很清楚，要实行耕者有其田，须以法律同政治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要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我们不必批评是由下级没收的好，还是由上级没收的好，苏俄当日就是由下级没收，然后政府再加以承认。共产国际应如此，但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国民党就应该怎么办?

(二)在中央委员会之中，增加工农领袖。

本党的中央委员，是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他们有错误，当然可以制裁，如杨希闵、蒋介石等之受处分，但中央不能任命谁作中央委员。他们要本党在中央委员之中，多增加工农领袖，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如何能干涉代表大会的权限?这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要我们背违党章。

(三)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改变。

这是何等的大事，中央委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而且又改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四)由二万武装的共产党员及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的军队，消灭旧的军队。

我们的军队向来不分共产党不共产党，为什么单单要二万武装的共产党员组织军队?这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完全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好了!

(五)组织特别法庭处分反革命派，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由老党员组织。

这就是说，让国民党来做刽子手!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但这个电报是本党中央名誉主席、共产国际中央委员送来的，不能说他是假的。而且共产党员已在讨论，只有国民党的同志不知道。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

“政治委员会主席团，除了谭平山同志因病请假之外，天天讨论，到昨天才有结果。有两件事要做：

(一)罗易同志已经回国，鲍罗廷同志也要走了，本党应该派很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说明总理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

这其间应订出种种关系，不要暧昧行事。

(二)对于本党内的共产党员，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

例如土地问题，本党是要由上级没收，共产国际是要由下级没收，共产党员究竟是照那一边的政策去造?照这样下去，一天到晚只是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最高机关与最高机关冲突，如何能不求一个处置的方法。这是本席自己工作经过的报告，还有主席团的意思，请别的同志讲。”

2、孙科发言

“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团在一月之内天天开会研究，自此问题发生，将国民党根本摇动，不但摇动了主义，也摇动了政策。我们可将他们天天所喊的口号‘拥护三大政策'的口号研究一下，看是否与总理的政策相符?”

“我们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他们国民党化。但从第三国际这个电报看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国民党共产党化，将国民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工具，由共产国际发号施令，以农工专政，将国民革命变成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这可以证明同总理的政策是两个东西，不但是两个东西，而且是互相冲突，绝不能继续下去。”

“现在国民革命已经走到三叉点的歧路：

一条路向右转的，同帝国主义者妥协，同军阀联络，收容一切反革命派，拉拢资产阶级，建设资本主义的国家，南京的一般旧同志走上了这一条路。

一条路是向左转的，接收共产国际与共产党的训令，使三民主义变成共产主义，主张农工专政，阶级斗争将国民革命变成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同苏俄的建国方法完全相同。假使国民党只有此唯一的方法，我们也不妨牺牲，但据各方面的经验看来，可以肯定这个办法不会成功……

向右转我们不愿，向左转此路不通，左右两条路既然都不能走，还是走第三条路。这第三条路并不是新发现的，乃是几十年来所走的老路，就是三民主义这一条大路!

总理在建国大纲中说得很清楚，并替我们留下了许多很好的方法。

但从去年自广东北伐到现在，没有人提起三民主义，也没有人提起建国大纲，天天读遗嘱，只是同背诵歌诀一样，共产国际放一个屁，也要说是香的!

我们容纳共产党，真是太过信他们了!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不然，就是受共产国际的指挥，完全破坏了民族主义，还说什么自由平等?要决心走第三条路才有希望!要决心走第三条路国民党才负得起几十年来所负的使命!”

3、顾孟余发言

“刚才汪同志和孙同志已经说的很清楚，本席还要补充几句，一个党的成立，有三个要素，主义、政策同组织，这三个要素如果是有一不在，党即灭亡。

现在先说主义，汪同志和孙同志已经说得很清楚；三民主义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但当初为什么定下这个容共政策呢?

因为当时共产党曾声明认为中国现在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愿服从三民主义，一致努力国民革命。但共产党竟不履行这个条件，违背了三民主义，那么，容共的政策当然是失掉了效用。

其次，再说政策，国民党在历次的宣言中，本来有许多政策，但外间宣传的所设三大政策，却找遍了总理遗教、历史宣言，以及各种决议案，找不出这么一个东西。实在说三大政策的历史很短，不过只有七个月。

何以知道只有七个月呢?

因为三大政策的内容，在七个月以前还没有定。今年正月，本席由江西到武汉来，才听见鲍罗廷同志说起三大政策，并劝大家要遵守，而当时他所说的三大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同现在天天嚷的不同，可见得三大政策的内容，在正月时候没有定，而且未经过任何会议决定，是共产党替我们想出来的。

于是各军政治部、各报馆、各团体的宣传，只有三大政策，绝不提起三民主义。但我们要知道：

第一，所谓三大政策的历史很短，不出七个月；

第二，所谓三大政策，未经任何会议决定，是共产党的越俎代庖。

本来政策要靠宣传，不过这个政策是共产党代我们定的，也是共产党在替我们宣传，所以弄得外间对于本党很是怀疑。就是说联俄，也要有一番解释外交方面，有外交方面的联络，人民方面，有人民方面的联络，党部方面，有党部方面的联络，用什么主体和联络，这都是要研究的。至于说容共，究竟是有条件的容，还是无条件的容，也须加以考虑。还有农工政策，也要以这样的态度来研究。总而言之，所谓政策，一定要将它的内容解释清楚。

不然，使一般人听了，只是迷离彷徨，不知适从。

复次，再说组织，一个党若是没有组织，决不能存在，但共产党的组织，与本党的组织，往往有妨害的地方，例如左右派之分，无论那一党都是免不了的，不过最近一两年来，共产党替我们分左右派，实在是分得太不得当了。

从前西山会议派是右派去年春天，孙哲生同志和伍朝枢、吴铁城成了新右派；到了秋天，新右派的人更多了，本席同在座的同志很有几个都是的。这种分法本是毫无道理，而他们居然在报上宣传。还有理论上的主张，同组织也有关系。

如果社会上只有两种阶级，那么，共产党的主张恰恰是正式，但可惜社会的组织不是这样简单。不过共产党总不愿抛弃他们的迷信，至多也不过是加上一个小资产阶级，例如去年10月，共产国际的报纸公然将国民党分为几派：

(一)右派，代表买办阶级。

(二)蒋介石、戴季陶，代表资产阶级。

(三)汪精卫同志，何香凝同志代表小资产阶级。

那个报纸行销有二十几万份，英法德日几国的文字都有，照他们所说的看来，国民党没有一个干净人，国民党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假如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敌党，他们发表这样的言论还情有可原，但一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友党，他们这样在国际上任意宣传是很不对的。

他们的根本错误，就是不应该说某一个人代表某一个阶级，现在汪同志何同志都在座，试问他们两人承认不承认代表小资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区别又在什么地方?

理论上的错误姑且不管，但根据这种错误的理论而批评友党，批评友党的领袖，总是很不对的。

在他们眼光中看来，汪精卫同志和蒋介石，一个代表大资产阶级，一个代表小资产阶级，不是性质上的不同，乃是程度上的差异；简单一句话，都不是东西!这种说法是摇动一般人的信仰，减少了本党的组织力量。

总之，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三个要素，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我们承认共产党有革命势力，但不能任他们破坏本党存在的三种要素。

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

4、谭延闿发言

“今天政治委员会主席所提出的问题，很是严重，请到会的各位同志详细讨论。刚才汪孙顾诸同志所报告的，都是研究了很久不得已才提出来的。

一直到最近，湖南因为有种种错误，而影响及于军队，江西也有同样的事实发生，只有在武汉的中央，仍保持原有的态度继续努力，但莫斯科的电报来了之后，恐怕这种原有的态度也保持不下去。

就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主义上之异同看，就客观上环境之事实看，这个问题现在都有解决之必要，但政治委员会主席团认为这个问题很是重要，非几个人所能解决，所以提出了几条意见，贡献给各位同志讨论，现在请书记长宣读。”

5、会议总结性发言

汪精卫发言：

“刚才程同志(指程潜)提起总政治部的问题，也很要紧，但我们还是先讨论了三点再说，现在写出来了宣读一遍：

(一)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之意见，并解决之；(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以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彭泽民发言：

“刚才听到汪同志报告第三国际的来电，多数认为不该如此。但是第三国际领袖在中国者为数无多，犹有罗易其人，宁受该党处分而效忠吾党，即本党中共产党员为本党努力工作者，更不乏人，如果不分良歹，一概拒绝，未免有些失当，此层似宜考虑，况且汪同志刚说尚要本党派员赴俄，切实相商联合办法，可见本党与苏饿合作未能一时断绝，对于制裁共产党员，似宜留些余地，不可过火”。

会上决定由陈公博起草保护农工及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

潘云超问：“今天所讨论的，可否发表?”

汪精卫发言：

俄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不足怪；中国共产党接收共产国际的训令，也不足怪。但是发表之后，结果只是使帝国主义者高兴，只是使政治委员会主席团负恶名，又要说我们怕这个，怕那个，恐怕会发生大风潮，引出意料之外的结果。而且他们里面，也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将那个训令交给国民党的领袖看，一派仍主张保守秘密。

二、从声讨到镇压

7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发出两个训令，一是关于保护共产党个人身体自由之训令，二是关于保护农工的训令。

7月15日的分共会议，标志着武汉国民党决定正式分共；7月16日的两个训令，说明武汉汪精卫集团还缺少勇气和条件来负分共的恶名，以此掩人耳目。

7月18日，汪精卫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发表《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

汪精卫说，7月15日会后，他才看到中国共产党7月13日声明。他认为中共声明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破坏本党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原来不敢公布分共的决定，这时找到了“七一三”声明为借口。

汪讲道：

国民政府是本党执行命令之最高机关，既然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乃偏说退出国民政府以后，仍在国民党，于理论上实为矛盾。且国民政府及各级政府机关，都属于国民政府的统系，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

7月19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表告全国劳动青年群众书，号召青年为打倒“屠杀民众”的武汉“左派”而奋斗。

汪精卫看到这个声明又大发雷霆，并借机在25日的政治委员会上杀气腾腾地声言：

我们几时杀过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凭空造谣?我们苦心孤诣维持到现在，并不是不敢翻脸，只要稍微放松一点，哼!看有没有屠杀!他们这样毫无道理的随便造谣，向我们进攻，简直是有心逼得我们翻脸。在国民党的权力之下，是由他们这样乱闹还是怎么办?应当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乱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要闹，只好捉人了!

7月26日，汪精卫又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发表了《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不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和政府内工作。

其内容为：

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在国民革命时期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从7月下旬到“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为武汉政府及所辖湘、鄂、赣、豫等省政权以武力屠杀共产党人时期。

这时，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成了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惨杀害，革命运动转入低潮。

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也结束了，这之后，一方面，国民党各派军队仍以国民革命军名义为打倒奉系军阀政权而战，至1928年底，由于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达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随后又是各派军队的连年混战；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高举革命大旗，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继续奋斗!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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