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文学作品不直接表达意思,而是要把意思放到语言以外,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为什么会有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写法?
文学要表达含蓄一点,不能完全直露、直白,如果和大白话一样,和人说话一样,也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含蓄表达是一种审美标准,当然也有豪放派的敞亮,但也不是不讲究用词含蓄的。就像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那样,写到结尾来了一句“西北望,射天狼。”没有明说,而是用了天狼星的隐喻意义。明说了就显得文气浮露,甚至有些轻浮了。含蓄一点反而让人觉得词人有点谦虚谨慎,有些不心浮气躁的脾气,也就有些认同了。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似乎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典范,恰到好处的描写和抒情,尤其是以关雎作比喻的青年男女的爱情,读来一唱三叹,确实可以让人回味无穷。当时不允许有直白的表达,那样会被认为“淫”,也就是过度的意思,反而误导年轻人。陶渊明得其真传,写下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只能让读者通过文字去体会当时的情感了。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官场黑暗,他不得已远离了官场,避世隐居,也就不敢对官场有什么腹诽了,以免招来杀身之祸。后来,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有些辞气浮露,但一个“愁”字仍然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让人不禁思之弥深。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写法很明显受了禅宗思想的影响,很多禅师都这样写诗,写得很潇洒,也很自在。唐代无尽藏写道:“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偶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乌巢禅师写道:“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事一同。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在梦中。”写得颇富哲理,似乎开了宋代哲理诗的先河。禅宗把文字比喻为指向月亮的手指,而月亮才是“真意”。用文字指向“真意”,而文字是有表达限制的,“真意”却不具备限制,用有限去表达无限,本身就是不可能的。那么,用有限的文字指向无限的“真意”还是有可能办到的,于是就有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写法。
文字可以指向无限、虚空、真理,而文字本身却不一定就是那些东西,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禅宗有着“不立文字”的教规,就是让僧人们抛弃文字所代表的名相,追求内在指向的“真意”,从而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受此思想的影响,文学表达就不那么直白了,开始追求言约义丰的效果,也开始引人深思了。
除却艺术标准之外,就是政治的影响。陶渊明们不愿受官场羁绊,回到农村,躬耕田园,却不敢对官场有什么大的怨恨,只能隐晦地表达,还有经历文字狱的那些清代诗人们,大多也不敢直抒胸臆,只能曲折地表达。似乎《春秋》曲笔影响了文学创作,朝堂讽谏也大大影响了文学创作,以至于很多作家都开始用曲笔来写了,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写法引人深思了。其实,还是受到了压抑,而不能“不平则鸣”,又要担当“文以载道”的使命,就不得已而为之了。
后世的作家大多为了赚稿费,不惜把意思说尽,也就没有什么含蓄之美了。简省而含蓄似乎是古典文学的审美风格,刻露直白反而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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