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一场“运动”的发生

    2019年4月10日至14日，我有机会跟随刘华杰前往云南省勐海县，看他如何进行植物考察。大树参天的森林里，山中小径上，听他随手指点着说出一串植物名字，每种植物什么科属，有何特别之处，如数家珍；看他轻松爬上一棵坚核桂樱树，摘果子给大家尝……几乎是植物小白的我，只有膜拜的份。这是刘华杰2018年至2019年间6次勐海之行中的一次。他的目标是写一本记录勐海县植物的书。12月18日，这本取名为《勐海植物记》的书已摆在了我的书桌上。

    《西方博物学文化》是刘华杰今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他担任主编）。该书以对若干有典型意义的博物学家——包括塞奥弗拉斯特、约翰·雷、林奈、利奥波德等——的研究串起了一部西方博物学史，其中很多研究均属填补空白。书出版后，入选了“中国好书”月度榜、《中华读书报》好书榜、华文好书榜等榜单。

    上面两本书分别代表了他近年来工作的两个方面：前者为一阶研究，后者为二阶研究（“一阶”“二阶”是刘华杰喜欢使用的词语，据说来自逻辑学），共同点是都属于博物学。

    大约五六年前，几乎在一夜之间，书店里自然、博物主题的书雨后蘑菇般成片冒了出来：覆盖了看花识草观鸟赏虫等各种主题，引进很多而原创也不少，主要是一阶但也有少量二阶作品，有“西方博物学大系”那样的皇皇大编也有“自然文库”“博物学文化丛书”那样连续出版多年的丛书，有科学家的专业著作但更多是普通人的业余写作……有这么多的书，就表明有一个相当可观的作者群体，也意味着有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体。数年间，“博物学”渐为公众所知，在国人文化生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可以说是一场“运动”——“博物学复兴运动”。而在这场运动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刘华杰的身影。

    早在2000年左右，刘华杰就开始在包括本报在内的报刊上撰文呼吁“复兴博物学”（那时，我虽然觉得其言之成理，却对这件事的前景半信半疑）。——他的呼吁似乎把自己先给唤醒了，从此，就看到他到处拈花惹草，写的文章不再是高大上的科学哲学，而是这里那里的植物发现，讨论的是植物的手性、或者本土种外来种入侵种之类的问题（关于他的一阶博物学文字，中科院植物所王文采院士曾评价说：“我完全想不到的是一位哲学家竟然对植物界、对大自然高度热爱，对北京平原和山区的植物如数家珍……这需要查阅大量植物分类学文献，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很艰巨，对此，我深为钦佩，并感到刘先生是一位不多见的多才多艺的业余植物学家。”）。再然后是一本本书的出版，有翻译，有著作，也有策划和主持的丛书，《玫瑰之吻》（译作）《天涯芳草》《博物人生》《檀岛花事》《博物学文化与编史》《青山草木》，等等。

    但他最大的贡献也许还不在于自己的作品。我们说，这是“博物学复兴运动”，而一场运动，没有理论的支撑是走不远的，刘华杰就尝试为这场运动提供理论的说明和引导。他再三论说英文词组naturalhistory之中history的“探究”含义十分关键，他认为从历史传承和大众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博物”比其他译法更加合理，这样做求的是名正言顺事成。他指导自己的学生开展对约翰·雷、林奈、日本博物学史等的研究，其中期目标是搞清西方博物学史，远期目标则是梳理中国博物学史。他提出博物学编史纲领（此可谓三阶研究），把博物学和对数理科学、工业文明以及现代性的反思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思考推进到哲学层面（哲学本是他的专业，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想了多年，他终于想清楚了博物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给出“平行说”的定位。

    一场运动，更离不开出色的组织工作。通过对北京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出版社发挥影响，刘华杰推动博物学出版不断升温，很多优秀博物学图书的出版，他都是幕后推手。2015年，他发起、组织了首届博物学文化论坛，到今年，论坛已举办到第四届。2017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中国博物学评论》杂志，刘华杰担任主编之一。“这意味着新博物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建制化开始了”，论者认为。

    一场运动，也必有其精神领袖。近年来，很多人因为读了他一本书，或者听了他一场演讲，心中埋伏已久的博物情愫苏醒过来，由此开启“博物人生”的新阶段。如今，在刘华杰身边，集聚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有的从事一阶的博物学实践和写作，有的开展二阶、三阶的博物学研究和思考。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可以断言，这场运动绝不会转瞬消歇，而能够可持续发展。

    关于刘华杰在这场运动中的贡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总编单之蔷说：“中国的博物学在现代意义上的复兴和发展，是华杰教授他们努力的结果。记得2004年在北大上课时，华杰教授提出博物学的复兴，并且身体力行，率先投身植物识别，在华杰的影响下，我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创办了《博物》杂志。当时也不知道是否能为社会接受，没想到，10年过去了，华杰开创的事业红红火火地在中国开展起来，我们的《博物》杂志也获得成功，发行量节节攀升。”

    当然，一场运动的兴起和它取得的成绩，不能归功于一人。首先，在其中贡献了力量的人还有很多。其次，我们需要看到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动因——生态环境危机的加剧、人愈益被禁锢于电子化的世界而感到心灵的不满足，都促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许才是这场运动的根本动因。或者说，当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人们发现了自然的特殊价值，发现了对博物学的深刻需求。而刘华杰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说，高科技支撑的文明的推进，不能冒进，必须自然而然，与环境相适应。

    问答

    中华读书报：博物学越来越“热”，仅从出版来看，每年博物类图书数量多不胜数，这在十年前乃至五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您如何评估博物学发展的现状？

    刘华杰：一阶博物学热起来与经济基础直接相关，发达国家的社会中博物学均十分繁荣，中国步入小康社会，将不会例外。但二阶博物的发展需要契机、需要专门推动。中国恰好赶上全球学术研究的若干变迁，博物学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有趣的领域，科学史家、文化史家、环境史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一般历史学家、物质文化史家、边疆史家、可持续发展研究专家等都对博物感兴趣。各种因素汇集到一起，如果我们此时不关注，反而不正常。当下从全球范围看，博物相关研究形势大好。就中国来看，也开始起步，略显得保守些，但问题不大。这其中，命名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博物”这两个富有魔力的字要比其他叫法好得多，更有吸引力，更能跟传统接续。设想一下，如果不是选中了这两个字，恐怕发展不会如此顺利，也难吸引到如此多人关注。

    中华读书报：您多次谈到，我们很缺乏在地动植物手册类的书，您也一直在写这方面的书。您对这类书的写作和出版有何建议？

    刘华杰：在地博物手册、图鉴直接影响到一阶博物的发展。百姓参与博物活动，没有这类书根本不行。只引进外国的作品，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地质、地理、动植物是与处所密切相关的，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生命。之前我们欠账太多，短时间内快速达到一种较高的水准也不现实。但是学者可以推动这件事。我愿意特别提及中科院植物所马克平先生，他主编的“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已出版了许多册，这项工作非常基本、重要。希望其他科学家向马老师学习。没有这类基本图书，所谓环境工程、物种与生态保护、自然教育等，都不靠谱。

    中华读书报:当下“博物学热”似乎更多体现在出版等领域，是一个“民间”的现象，而在正规教育、学术研究、政府行为中，博物学仍没有什么地位。是否有必要推动博物学进入正规教育和体制化的学术研究中？

    刘华杰：确实！民间有活力，民间对形势的变化更敏感，而体制占据正统却也显得僵化。不过，没必要对立起来。博物学从民间重启，由下而上渐渐影响体制内的教育、科研、规划，是非常合适的。全球正规教育与科研都显露出一些顽疾，如果民间博物学做得好，让更多人觉得有趣、有价值，就有可能引起官方和体制的响应。不过，我觉得没必要着急，更没必要玩悲情，一步一个脚印做就是了。急于把博物学变成正规课程，反而有问题，对个体对国家都不负责任。当下，重启博物，主要还是着重于提供多样性选择，提供反思的材料，至少对于大多数人应如此。各级学校增加一点博物类选修课、人与自然互动的实践课，是非常好的想法。必修课不宜考虑，难道还要进一步折腾学生吗？

    中华读书报：有一个未来学家前几年出版了一本《2052》，对人们如何应对未来给出了20条建议，其中第四条是“不要教你的孩子去热爱野生生活”。他说：“人类正在将野生自然环境不断地从地球表面去除出去。因此，那些（包括我在内）曾经被父母教育要热爱野生环境的人发现，能够参观的地方越来越少，景点也越来越远。……如果你教育孩子，他/她应该热爱静谧的大自然，那么你就在教育他/她热爱一种越来越难以觅到的东西。更好的选择是，教会他们在大城市的喧嚣中，找到平和、平静和享受。”这与您的主张正相反，您如何说服读者接受您的建议，而不是这位未来学家的建议？

    刘华杰：这件事被极端化了，被二分法搞乱了。大自然并不只在远方，这是一个基本命题。如果承认这个命题，上述疑难就不重要了。如果人们懂得“分形（fractal）”概念的话，就更好解释了，人与自然形成了分形结构，荒野、郊区、城市、小区、人体内都有“自然”。对未来学家的观念不必太在意，他们也预测不了什么，社会系统太复杂。孩子广泛接触大自然、感受大自然，是其“成人”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本是普通的动物，来自大自然，人类的所有生活都基于大自然。当然，想走捷径，搞投机，可以不大理会大自然，但一定有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