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水40年（上）

市面出现了各种号称有神奇功效的药水，有的说能治头痛，有的说能缓解抑郁，还有的则说能固本培元、顺便壮壮腰子。和许多药水一样，初生的Coca-Cola，是打着“神经滋补品”的旗号推向市场的。

作者 |  左页

北冰洋风暴

1983年，央视举办了第一届春晚，由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四个演员担纲报幕和串场。

马季连场表演了3个相声，姜昆一共参与5个节目，全场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李谷一，为观众贡献了9首歌，并应观众点播要求，打破禁忌，一首《乡恋》引领了内地流行音乐新唱法。

这也是史上唯一没有广告的春晚，纯得只剩欢乐。

但节目意外火爆，却让演员席上一种橙色汽水火遍全国，这就是产自北京、以“橙桔香气、气足沙口”著称的北冰洋汽水。

1983年春晚过后，北冰洋汽水迎来发展爆发期。

1985年-1988年，1毛5分钱一瓶的北冰洋，创造了1亿元产值，利润高达1300万元。

要知道，当时北京工人月均工资仅120多元。截止1986年，北冰洋汽水占北京汽水市场一半的份额。

北冰洋食品公司老师傅说：

“最火的时候，在北冰洋食品公司等货排队的汽，车从永定门外安乐林的厂子里开始，一直能排到沙子口门外，算下来足有两三百米。这样浩浩荡荡的壮观景象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

此前，汽水生产分淡旺季，但1985年后，北冰洋工厂就没有淡旺季之分了，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

北京人有多爱这款桔子汁汽水？

有个形象说法：

90年代初北京有“二黄”：一黄为簇拥在大街小道上的黄色面的，一黄即为风靡于胡同里、小卖部、小餐馆、三轮流动摊子上的北冰洋汽水。

尤其夏天，北京人的肚子都让“黄水”淹了。

北冰洋汽水前身，可追溯到1936年原湖北督军王占元的侄子王雨生，开办的北平制冰厂（后更名为中国制冰厂）。

1949年，这家已经倒闭的工厂，收归国有，恢复生产，更名为北京市食品厂。

1951年，工厂开始生产汽水，没想到一炮而红。厂长邓毅，找来厂里美工，简单设计了个包含雪山和白熊图案的商标。

北冰洋汽水就此诞生。

与一般汽水不同，这款汽水有“真东西”。配方里含真正的果汁果肉，由桔子酱、砂糖和桔皮提取的桔油混合而成，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而不是由三精水、糖精、香精和色素勾兑成的桔味饮料。

北京作家肖复兴说过：

“只有“北冰洋”的颜色让你信任，让你觉得它就像是用刚从树上摘下的橘子挤出来的汁水那般新鲜。”

截止1953年，厂里职工增加至85人，实现利润16.8万元，生产的汽水愈发受欢迎。

但有个问题，即厂子产能始终上不去。

当时厂里没有汽水生产线，每一瓶汽水，从灌装到加盖，全靠工人“全手工打造”，工序技术要求高，非熟练工人干不了。

一款大众饮品，本身的配置和制作，不是难点，难就难在产量和成本控制上，所以产量规模上不去，就不可能成为经典饮品，更无法塑造一代人的记忆。

转折点，出现在1955年。

那年冬天，一向关心北京餐饮业的周总理提出：北京是首都，室内餐馆应具有各省市风味，繁荣首都服务业。

所以1956年，一大批上海的名店名企，响应总理倡导，纷纷北上。

同一年，周恩来得知，上海解放前夕，屈臣氏公司曾仍下几条可口可乐灌装线，于是要求把生产线调至北京，合并至北京市食品厂。

就这样，北冰洋拥有了一体化灌装流水线，尽管设备为三四十年代的，但当年北冰洋汽水年产量就突破44.9万打。

这是北冰洋汽水生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意味着北冰洋汽水，自此真正大规模量产，为它今后成为北京人心目中汽水的代名词奠定了基础。

5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之初，北京市食品厂没有受时局太大影响，反而生意越做越大，名声越来越响。

其生产的饮料食品，除了汽水外，还包括果汁、果子露等，而且还向苏联、东欧、蒙古和朝鲜出口，光1957年，就向苏联、东欧出口了790.6吨果汁，实现利润201.2万元。

它生产的食品，质量确实过硬，频频得到国家官方权威机构的认可。

1955年，首批解放军授衔、授勋酒会，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面前摆放着北冰洋汽水。

1959年，北冰洋汽水被定为人民大会堂国宴专用饮料。

1970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宴请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及夫人，人们发现他们围坐的桌子上也摆着北冰洋汽水。

一次次官方的背书和认可，使得北冰洋这一品牌愈发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北京市食品厂经历了一番改制，原来的食品厂、食品总厂供销部，以及北京市饮料厂，合并成了北京市北冰洋食品公司。

这意味着，北冰洋这个单品品牌名，成为食品厂的名字，因此进一步强化了北冰洋的品牌价值。

虽然人们一提到北冰洋就想到汽水，但它早已不单单是汽水了，可能是北冰洋罐头、北冰洋果汁或北冰洋雪糕等。

在市场经济大潮涌来时，不像许多国营老厂经不起风雨，北冰洋依靠自身品牌强大的号召力，经受住了市场的残酷考验。

北冰洋食品公司成立后，公司学习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等外国汽水公司生产模式，开始向30多家饮料生产企业提供“北冰洋”饮料主剂，进一步扩大了产能，发展进入鼎盛期。

此后它又引入瑞典、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和美国的生产线，不断推高产能。

1990年，北冰洋食品公司发展达至巅峰，汽水年产1043.6万打，连带包括公司的罐头、冷食、其他饮料产品，也都火爆起来。

北冰洋食品公司，跃居全国食品行业前列，成为轻工业部骨干企业，北京百家重点企业，晋升国家二级企业。

但是，谁能想到呢？

就在北冰洋进入最为辉煌的1990年，一场迫在眼前的危机正悄然而至，几乎让它遭遇灭顶之灾。

天府之乐

“我感觉到，人不可出名。就我个人说，今年达到了高峰，但是相比过去，办事更难了。”

北冰洋汽水如日中天的1986年，在中国西南重镇重庆，另一中国本土汽水品牌——天府可乐，也正处发展高峰期。

但是，品牌创始人李培全，却有点高处不胜寒。这一年，全国总工会给他颁发了“五一”劳动奖章，授予他“立志改革者”光荣称号。可他感觉，荣誉越大，办事越累，“以前能办的事，现在反而办不通了”。

1978年8月，刚刚脱下戎装的李培全，兴冲冲来到重庆九龙坡区石坪桥。

彼时，他刚好40岁，过去在部队里任政治处副主任。他对办企业一窍不通，可转业时，上级却把他任命为重庆饮料厂厂长，要他重振这家仅有200名职工的小厂。

重庆饮料厂，前身叫重庆美华汽水厂，是一位英国商人在1936年创办的，生产的汽水，曾得到宋美龄赞美，抗战时期为一线输送过紧缺物资。

解放后，厂子收归国有，后来几经更名、合并，1977年，石坪桥汽水车间独立出来，成立重庆饮料厂。

李培全刚来时，厂子非常破，车间几间临时搭起来的毛毡棚子，纯手工作业，出产的汽水常常挤压在仓库，卖不出去。

李培全作为一厂之长，也只能住在冬冷夏热的临时工棚里。

这让他爱人叫苦不迭，加上他本来也不懂企业生产，一度萌生退意，曾去找上级部门调动工作。

不过上级没答应他，还让他学习前辈吃苦耐劳的精神。

李培全没了脾气，只有初中文化的他，白天扎进车间，晚上回家啃财务、经济管理书籍，硬着头皮干了起来。

1979年夏天，李培全来到北京考察，发现北京的旅游景点商店，在卖一种专供外国游客的饮料，叫可口可乐。

他好奇，托人买了一瓶尝鲜。那凉爽的液体流入他的口中，突然一道灵光闪现，他好像找到了振兴饮料厂的钥匙。

1980年，国家医药总局发布报告称，全国挤压在仓库的中药白芍，每年报损达4亿之巨。

报告引起舆论关注，连最高国家领导人也亲自做出批示：要更好地利用这些原材料。

这事再次刺激了李培全，他想起在北京喝过的可口可乐——这种味道古怪的饮料，不就有股中药味吗，中国的中药传统历史悠久，如果能利用闲置中药材，配置出中国人喜爱的饮料，岂不比可口可乐更强？

他非常兴奋，很快联系重庆中药研究所，成立科研生产联合体，准备利用白芍，配制出即健康又好喝且符合国际标准的可乐饮料。

利用中药配置可乐饮料，绝对堪称中国大众饮料史上的一次革命。

广州、杭州、上海、天津和吉林等地，都曾效仿重庆，利用中药配置并推出本土可乐品牌。

李培全带领研究小组，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投资高达130万，历经4个阶段的毒理和保健功能试验，最终配置出了新饮料，

上世纪80年代初，这算是非常罕见，可以说下了血本。

李培全早就迫不及待了，新饮料刚研制成功，他就背着一批样品到处送专家品尝，同时去政府和高校征求意见。

得到的反馈，让他又喜又忧。

有人说喝起来像十滴水，还说他不务正业，几乎没人说它好喝，唯独让他欣喜的评价是，“这就是可乐嘛”。

李培全找理由安慰自己：许多人刚喝啤酒时，还认为啤酒像“马尿”、“潲水”呢。

他没有管不好的评价，要求厂里立即试投产，并确定了“天府可乐”这一名称。当时经济改革氛围浓，省里批给他160万贷款。

但是，世上不缺王多鱼，就缺真实需求啊，残酷的市场给了李培全一记闷棍。

新饮料刚上市，反应平平，销量上不去。当时中国人，大多没喝过可乐，更别说“中国人自己的可乐”了。

庆幸的是，李培全推出天府可乐的同时，还推出了巧克力香槟和芸香汽水两款饮料，并获得空前成功，销售利润丰厚，让他的可乐梦得以延续。

转机出现在1982年。

这一年4月，美国《华侨日报》刊登消息称：

“这种饮料（天府可乐）经过1.8万外国游客品尝鉴定，被认为既像‘可口可乐’，又具有中国特色，它在中国会供不应求。”

这则报道给了李培全极大的信心，看来，天府可乐的口味过得了关，且能与国际上最受欢迎的可乐相媲美。

同年，重庆饮料厂开始在省内布局分厂，在米易、南充两地共建共营，效果不错。次年，涪陵、自贡、绵阳、泸县和广汉等地也建起了分厂，产品进一步渗透到四处各地。

与此同时，各种市、省、部、国家经委颁来的奖项多了起来，几年内，数量竟然多达14种之多。

这是对李培全利用中药配置可乐的开创性贡献的奖励，实至名归。

1984年，建国35年国宴，天府可乐成为国家领导人用于招待中外来宾的国宴饮料，声誉达至鼎峰，“一代名饮”就此高调走红。

有了如此强大的权威“广告”背书，天府可乐终于走出了刚推出时的低迷，销量节节攀高。

就像北冰洋成为北京人的国民饮料，天府可乐也成为重庆乃至四川人的国民饮料，市场份额一度占到75%。

1984年，天府可乐正式冲出国门，东渡日本，南下东南亚，一时风头无两。

到1988年，重庆饮料厂，在27个省市自治区组建了102家饮料生产合作企业，加上6家科研、机械制造和原料基地等合作单位，形成了拥有108个成员单位的庞大研销网络。

这是天府可乐最辉煌的时刻，为其生产服务的员工人数达2万多人，年利税超7000万，纯利1000多万，总资产近亿元。

雄心勃勃的李培全豪言：

“天府可乐的目标是与美国的可口可乐抗衡，逐步缩小美国可乐在中国市场的覆盖率，进而打入国际市场。”

尽管如此自信，就在他向记者发出豪言的同一年（1986），李培全也向外界说出了盛名之下的隐忧。

其中包括国营体制中常见的资金、管理、人才等方面的短板和掣肘。

以天府可乐的“出生证”问题为例。

天府可乐尽管得到了市场认可，可四川省卫生部门却认为：这款可乐加入了中药白芍，违反了食品卫生法，所以一纸公文曾让价值80万的可乐被各地退货，最后因为过期不得不销毁。

这场争议，与天府可乐的崛起相伴相随，让李培全苦不堪言。

可颇为讽刺，就在四川省卫生部门不认可的同时，我们前面也说了，各级政府部门却从1982年开始，给了这款饮料多达14种奖项。

其实“出生证”非李培全最担心的，他最担心当时国内对外资的痴迷和推崇。

当时改革开放之风正劲，外资入华受到鼓励，利税优惠甚多，让本就在市场、生产方面更有经验、资本更为雄厚的跨国企业无往不利，形成了所谓“外来和尚好念经”的局面。

这其中就包括天府可乐的竞争对手，百事和可口可乐。

比如，为了获得1990年“北京亚运会”“唯一指定饮料”这一荣誉，李培全曾拿出数百万人民币捐赠给“亚运组委会”。

谁知，财大气粗的百事可乐拿出了十倍于此的经费，把天府可乐轻松挤走了。

李培全为此焦虑异常，所以在天府可乐最辉煌的时候，他就跟记者说过有提前退休、卸任的打算：

“我现在觉得再往前迈一步已经很难，被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

李培全的预感极其精准。

多年后，一度风光无限的天府可乐，正是折戟于外资。

蝌蝌啃蜡

1976年，可口可乐公司总裁马丁，突然造访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商务处。参赞张建华和商务秘书佟志广，接待了他。

这一年10月，中国刚结束10年动乱，寒冰解冻，春意萌芽，但乍暖还寒之下，大多数人还不明确未来局势走向。

马丁是听闻中国局势有所松动后，迫不及耐地要求在中国开辟市场。

张佟两人，一面惊叹老美的反应速度，一面向马丁解释：

“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中，可口可乐是与美国大兵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中美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可口可乐不只是一种饮料的商业行为，更是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侵略的象征。”

所以佟志广坦诚相告：“可口可乐现在进入中国还为时尚早。”

收到反馈，执着的马丁难免沮丧，但他不愿意轻易放弃。

他殷勤地向中国驻美联络处送来了免费的饮料，同时邀请联络处官员到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总部参观。

在可口可乐公司总部，联络处的官员见识了它的传奇。

1886年，美国药剂师约翰·潘伯顿，在他位于亚特兰大的药房，无意中发现，店员贺斯利用古柯碱止痛药水加上糖浆勾兑出的红色液体。

他添加上冰块后，惊觉味道神奇，再加上苏打水，便开发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人间快乐水，这就是Coca-Cola。

Coca指古柯，Cola指Kola的果实，潘伯顿为了名字统一，将K改成了C。

彼时的美国，正从安逸的农业国急速转型为匆忙的都市国家，随处可见为发财致富而生机勃发的欲望和躁动，人们活得焦虑且抑郁。

一名叫乔治·比尔德的作家说，整个美国人都患上了“神经衰弱”症。

于是，市面出现了各种号称有神奇功效的药水，有的说能治头痛，有的说能缓解抑郁，还有的则说能固本培元、顺便壮壮腰子。（大多含有可卡因、酒精或致幻剂。）

和许多药水一样，初生的Coca-Cola，是打着“神经滋补品”的旗号推向市场的。

但在它刚问世时，没有任何人预料到，它会成为一款畅销全球的大众饮料，更不可能预知它会成为美国文明的符号。

1927年，这种“神经滋补品”以“蝌蝌啃蜡”的名字出现在上海和天津街头。

它棕褐色的液体、甜中带苦的味道、充盈的气体，加上古怪的名字，让中国人感觉既好奇又有趣。

当时的中国人，对汽水饮料已不陌生。

1884年，开药房的英国人维森（Watsons）在菲律宾开了第一家汽水厂，并将业务扩张到中国。

他来到香港注册开办药方分号，因为不通国语，按粤语读音，将Watsons翻译为屈臣氏。

屈臣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汽水厂，不仅自产自销，后来还为可口可乐代工。

比屈臣氏还早，清末葛元熙的《沪游杂记》、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也早有关于汽水的记载，清朝人叫这种西方舶来饮料为“荷兰水”，在官场社交、乃至皇室婚宴中已颇为常见。

1864年，广和洋行（后更名为正广和），在上海开设了专门生产汽水和瓶装水的工厂，其中正广和汽水，至今还是阿拉老上海人难忘的汽水品牌。

蝌蝌啃蜡入华后，没能引起市场太大的兴趣，销售一度惨兮兮。

1930年，蝌蝌啃蜡公司公开登报，悬赏350英镑，向全球华人征集中文新译名。身在英国的江西籍学者蒋彝以神来之笔“可口可乐”四字，夺得巨额奖金。

自此，可口可乐这一名字畅通中华大地，截止1933年，上海可口可乐瓶装厂，已成为美国境外最大的可乐汽水厂，1948年，上海更成为可口可乐海外首个销量超百万标箱的城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入华22年的可口可乐，随着美国大使馆撤离，撤出了中国大陆，到1976年马丁造访中国驻美联络处商务处那会，期间近30年时间里，可口可乐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毒药”。

1950年《人民文学》刊文《剥落“蒙面强盗”的面具》，把可口可乐形容为美帝倾销世界的“特权产品”，具有腐蚀被侵略民族青年意志的“功效”。

作为一家逐利的私企，可口可乐当然知道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只是时局和意识形态原因迫使它痛别中国大陆。

1977年，原驻美联络处的张建华和佟广志回国，调入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工作。

马丁紧随其后，飞来北京，再次找到佟广志，软磨硬泡，死缠烂打。

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复杂的政治环境，可口可乐只要能再次回到中国即可，销售人群可只限于在华外国人。

面对马丁的热情，已担任中粮总经理、参观过可口可乐美国工厂的张建华，终于松口了，答应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

很快，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也都纷纷表示同意。

1978年12月13日，北京饭店，中美两国代表正就恢复中美邦交而进行严肃谈判，而同一层的另一会议室，中粮公司则与可口可乐就未来合作展开愉快谈判。

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一天后，可口可乐正式宣布，与中粮达成合作，重返中国大陆市场。

此时的中国，本土汽水品牌林立，市场成割据之势。

我们前面说过，北京已有桔子汽水北冰洋，并浸入了老北京人的深层记忆；而当时的天津，也有一款当地老百姓特别中意的汽水，这就是曾经作为末代皇帝溥仪婚礼饮品的桔汁山海关汽水；

在青岛，崂山可乐以独特的口感，占据着青岛乃至整个山东人民的味蕾；在广州，则有创办于1946年的亚洲汽水，被誉为全国最佳的运动饮料；

在沈阳，传承于1920年的八王寺汽水，是东北老铁的最爱；而在武汉，同样有传承于1891年的汉口二厂汽水，且牢牢占据着武汉以及周边碳酸饮料消费市场。

所谓“一城一汽水”，这是在汽水生产和灌装工艺因无法适应长距离运输所形成的独特奇观。

实际上，除了上述品牌外，上海的正广和鲜橘汽水，西安的冰峰桔味汽水，都是当地人难割难舍的冰爽记忆。

1980年，横空出世的天府可乐，更开创了中药型可乐的先河，我们前面说了，它很快就把四川人民的魂勾走了。

总之，可口可乐1978年虽然作为第一家外企率先进入中国（百事可乐紧随其后，1981年入华），但形势并不容乐观，留给它发展的空间并不多，何况它天生就带着“资本主义毒药”的标签，被国人排斥。

但任谁也想不到，历史给中国人的味蕾开了一大天窗，且忘记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