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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杜小华6岁的儿子杜后琪在内蒙古包头市兴胜镇顶独龙贵村南村一处木器橱柜厂门前失踪。此后十三年，除了西藏、港澳台，杜小华的寻子足迹遍布全国。
杜小华的寻子之路。新京报《剥洋葱》出品
八年前，陈可辛导演的电影《亲爱的》上映，《亲爱的》四位家长原型如今只剩他还没找到孩子。杜小华说自己最害怕过年，十三年来都没挂过红灯笼，连对联都没有贴过，儿子没回来，家就是不团圆的。
“这十三年来我一刻不停地在寻找，就像赌徒一样，总感觉明天就能赢。”阅读全文>>>
在中国男足国家队以2平1负、一球未进的惨淡战绩结束亚洲杯征程后，中国足协再次开启选帅工作。2月24日中午，中国足协正式宣布布兰科·伊万科维奇担任国足新帅。
伊万科维奇曾率山东鲁能夺得中超冠军。 资料图/IC photo
从伊万科维奇的执教履历来看，他非常符合中国足协“熟悉中国足球、亚洲足球”的要求。2000年至2002年，他是伊朗国家队的助理教练，并在2003年至2006年出任伊朗队主教练；2009年至2011年执教山东泰山，率队夺得2010赛季中超冠军，他本人获得2010年中超最佳教练荣誉。
离开中国联赛后，伊万科维奇一直在亚洲俱乐部执教。2020年1月，他成为阿曼国家队主教练，直到双方合同2024年2月1日到期，而他执教的阿曼队命运和中国队一样，2平1负，未能从小组中出线。
执教山东泰山时期，伊万科维奇对球队的要求是加强跑动、主动上抢、体系化防守及快速由守转攻。与此同时，注重科学训练、通过数据分析球员状态和临场发挥，也是伊万科维奇的强项。在外界看来，这些有助于国足取得提升。
事实上，执教国足也是伊万科维奇感兴趣的工作。他在亚洲杯结束后曾表示，对下一份工作的规划依然是执教国家队，而非俱乐部球队。就在几天前，伊万科维奇抵达北京，与中国足协就执教国足一事洽谈。最终，中国足协与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帅达成一致。
但从换帅调整的速度来看，国足并未占据先机。与中国队在世预赛亚洲区36强赛同组的泰国、新加坡已先后完成换帅，韩国足协也在球队结束亚洲杯征程后宣布解雇克林斯曼。在对手做出调整的同时，留给伊万科维奇的时间并不充裕，在球队兵败亚洲杯的低谷期，他上任后的首要工作是帮助国足重拾信心，遏制下滑颓势，尽可能发挥出水平上限。 阅读全文>>>
火从隔壁山上来，借着风烧过山头和密林，在2月19日下午五点左右，逼近贵州普安县龙吟镇吟塘村。镇上两个年轻人，开着洒水车，往山上去。一个是23岁的项姚兴，负责控制车辆方向，一个是29岁的邓璞，负责喷水灭火。两人在去年春天，就打过同一场火。但今年，他们没能脱身。
2月19日晚，龙吟镇吟塘村附近的山火。 图源：新京报我们视频截图
“这个火力不得了了。”2月19日晚上七点二十八分，项姚兴发了一条朋友圈。位置在吟塘村的马脚岩。视频镜头摇摇晃晃一圈，闪着灯的警车、面包车、洒水车停在路边，洒水车罐体的前部已经被熏黑，背景是急促的说话声和电锯轰鸣。哥哥项姚忠看到后，打去电话叮嘱：“我看火很大，你注意点。”项姚兴回复说，火还没烧过来，他们要把路边洒湿，不让火蔓延。
在火场，项姚兴和邓璞是搭档，项姚兴开车控制方向，邓璞在后面掌控喷水枪。那天，从下午五点五十分开始，项姚兴已经拉了三趟水上山。一车水有十多吨，洒完一车得半个小时。晚上八点十二分，朋友接到项姚兴打来的电话，“不行了，跑不了了。”之后，他的电话再没被打通。
项姚忠赶到当地政府设置的火场卡口，有人告诉他，里面有两个人受伤。空气中都是火星和浓烟，项姚忠往里跑了近一百米，看到了那辆洒水车。车里没有人，项姚忠抱着一丝侥幸，“说不定弟弟都跑出来了。”但刚绕到车尾，便看到在离车十几米的地方，两个人倒在地上。他一眼认出被烧得衣服都没了的人，是弟弟，再往后四五米，邓璞趴在地上。两个人都没了气息。
去年，镇里也曾发生山火，项姚兴和邓璞都参与了打火。项姚忠记得，2023年3月一个下午，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项姚兴自发拉了三车水去灭火。邓璞也在那次火灾现场。两人共同的朋友邓安（化名）曾在镇上看见邓璞，他跟着警察的车一起，打招呼：“那边着火了，去救火。”
2月20日晚，邓安去为好朋友守灵。邓璞的照片放在棺木前，邓安觉得不太真实。今年大年初五，也就是五六天前，他们还一起去看望初中同学的父母，一起吃饭，喝酒，吹牛。母亲守在灵前，静静地和邓安讲述那天的经历：出事那天下午，她曾打通了儿子的电话，叫他回家吃饭，邓璞说：“一会儿就回去。”
和邓璞的母亲一样，项姚兴的哥哥也对弟弟没能吃上的那顿晚饭耿耿于怀。项姚兴原本还有些打算，比如，今年在兴义买房子，明年1月和女朋友结婚，再多跑几趟车，赚点钱，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
按照当地的习俗，去世的人要“送上山”埋葬。两家人请风水先生看好了墓地，搭上灵棚。项姚兴和邓璞“上山”的时候，有上百人去送他们。 阅读全文>>>
春节返乡，顺便为老乡们义诊，乡亲们免去舟车劳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成为一些医生返乡过年时的新方式。他们之中，有人“单打独斗”，有人与同籍专家“组团作战”，涵盖多个科室，相当于把一家综合医院搬回老家。“能为家乡做点事情，很开心”，几乎是他们共同的感受。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专家薛卫成教授（右下）查看患者病历资料。
2月22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专家薛卫成教授再次来到山西省汾阳医院病理科义诊，这是他今年春节的第二次义诊。稍早前的2月6日，薛卫成教授也在这里进行义诊，对病理科疑难病例进行会诊及答疑解惑，涉及肝脏、胃肠、甲状腺、乳腺及妇科等方面。
返乡过年为老乡义诊已成为他的常态。“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离家工作后，常惦记着这里。我家离医院不超过50米，小时候经常在医院玩，这里是百年老院，风景好，工作后也和这家医院的医生有联系。”聊起利用春节返乡休息时间做义诊的初衷，薛卫成笑着说，以前回来，老家人都知道他是北京大医院的病理科医生，总有亲朋好友或老家的同行会带着资料来咨询。与其别人折腾，不如自己利用返乡时间集中义诊。于是，薛卫成萌生义诊的想法，今年是他回乡义诊的第三个年头。
与薛卫成的“单打独斗”不同，一些返乡医生“组团作战”。在莒县人民医院，每年大年初三上午的义诊，颇受当地老百姓欢迎。
今年，共有50多位山东省莒县籍在外医疗专家参与义诊，包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结构性心脏病外科中心主任、教授来永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师、教授蔡超，上海市东方医院心脏医学部心律失常中心副主任张建强等，覆盖科室包括心脏外科、精神科、肿瘤科、中医科、口腔科、急诊科等30多个科室，几乎相当于一家小型综合医院的规模。每位专家按20个号源预约，因为老百姓的热情，很多号都是“秒空”。
来永强是回乡义诊的发起者之一。早在2019年，来永强和其他几位莒县籍医疗同行在老乡会的微信群里聊起义诊的想法。山东莒县属于沂蒙山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的来永强，跟很多同龄人一样，在上大学之前，没有走出过莒县。在来永强看来，莒县当地的医疗水平总体尚可，与高水平的医疗还有差距。很快，来自北京、广州、上海、重庆、济南、青岛等多个地方的30多位莒县籍医疗专家组织起来，“组团式”义诊就这样开始了。到今年，这一数字增加到50多人，其中还有从多伦多、亚特兰大返乡过年的同行以及“莒县媳妇”“莒县女婿”们。“从除夕当天回到莒县，到初七回京，除初一外，几乎天天都有人找我（看病）。我能给他们一些帮助，提供一些治疗方法，觉得挺好的。”来永强说。 阅读全文>>>
据公开统计，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都已明确设立了独生子女父母陪护假。但诚如一些网友对于增设非独生子女陪护假的呼吁，将子女陪护假由独生子女“专享”，上升为面向所有子女的“普惠”，同样有着很高的社会期许和现实需要。
▲老人及家属在一起吃“团圆饭”。图/新华社
据浙江省民呼我为统一平台网站2月21日消息，有浙江网民留言称，建议浙江省增设非独生子女陪护父母假。浙江省卫健委表示，在下一步启动修订《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时予以考虑，并鼓励用人单位支持子女在老年父母患病住院或生活不能自理情况下，每年给予一定天数的照料假。据澎湃新闻报道，此前，北京市民政局在答复网民关于“增加非独生子女陪护假”的留言时也透露，设立护理假（陪护假）势在必行。此次浙江、北京两地相关部门的回应，也传递出一种官方层面的共识。
这背后需要立法思维的转换。根据浙江卫健委的回应，立法设置独生子女陪护假，是“针对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父母的奖励保障”。也就是说，子女陪护假最初在立法考量上，只是定位为对独生子女的特殊奖励或者说“优待”。
但从现实来看，社会整体养老负担和护理压力不断上升，通过设立“普惠”式的子女陪护假，让更多人可以在陪护父母上有更多便利，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需要。所以，相比只从“奖励保障”角度去审视子女陪护假，立法重新从“普惠保障”角度去推动子女陪护假的升级、扩容，无疑更能体现对社会现实的关照力度。
事实上，这方面也已有部分地方作出了积极探索。像天津、贵州、四川、湖北等多地出台的子女陪护假政策，就将非独生子女也囊括其中。当然，鉴于独生子女群体的相对特殊性，在具体实施上，也可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假期长度作出区别安排。
不过，推动子女陪护假的升级、扩容，除了需要各地积极探索实施，也有赖于更高层级的立法跟进。目前，国家层面上仍没有法律法规对陪护假作出明确规定，这方面的全国统一立法，或者出台全国性的指导性政策法规来给予地方更多鼓励和敦促，不妨早日提上议程。
无论如何，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更多的社会资源向应对老龄化的方向集中是大势所趋。这里面也自然包括一些假期的增设及其配套的资源保障与利益协调机制的完善。 阅读全文>>>
编辑 孙琳智 设计 张瑶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