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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出自清代学者彭端淑（1699－1779）《白鹤堂文集》中的名篇《为学一首示子侄》（简称《为学》），意思是：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分吗？只要肯做，即便困难的事也会变得容易；如果不做，即使容易的事也会变得困难。此语有两层含义：一、难易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二、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躬行实践就是化难为易的过程。这告诫我们：凡事都要付诸实践，任何宏伟计划和美好愿望，若无实际行动，只能是空中楼阁和镜花水月。 

　　彭端淑与李调元、张问陶被誉为“蜀中三才子”，他受先辈“崇实黜浮，又宜力学”的教诲，一生所获成就除了源于先天才气，更主要得益于后天努力。彭端淑为官期间，兴利除弊，力求进取，上报国恩，下慰民望。他晚年主持锦江书院，以“实学”育人。《为学》可以说是其勤学实行的心得体会。文中一则故事讲，四川边地有贫富二僧想去南海朝圣，贫者仅凭一瓶一钵和坚定意志就实现了心愿，富者虽有条件雇船前往，但因其犹豫畏缩，终未如愿。由此说明，事在人为，只要志向坚定，敢于实践，不怕困难，勇于前行，就一定有成功的希望。文末对资聪材敏者“可恃而不可恃”和资昏材庸者“可限而不可限”的辩证认识，超越了天赋决定论，对不同天资的人都有勉励作用。此文旨在劝人强学力行，并寄望后辈继承发扬这种优良品质，这也是清初学人崇尚实学实证风尚的体现。 

　　中国实学传统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实干践行的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如：推崇笃行的孔子四教“文、行、忠、信”、内圣外王之道和格物致知之学。实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和演进，到明末清初形成一场思想变革运动，并成为社会主流思潮。明代的王廷相、李贽、徐光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傅山，清代的颜元、戴震、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是明清实学的代表人物。实学以明体达用、实事求是、经世济用为宗旨，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向近代转型过渡的桥梁。 

　　清初大儒颜元集实学之大成，融合了胡瑗实学、张载思想、王安石新学、陈亮事功学和王守仁知行观，形成其“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实学体系。颜元目睹明季世风日降，兵散而弱，士腐而靡，痛切不已。他为养祖母守孝期间，恪守《朱子家礼》，几乎病饿致死。随后，他发现该书不合古礼且违背人性之处甚多。由此发端，他全面反省理学，抨击空谈心性、不问实行的流弊，以阐扬实学、匡时济世为己任。他深刻体会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遂将书斋“思古斋”改名“习斋”，并以之为号。他为漳南书院制定“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主张道术并重，培养德才兼备的“实才实德之士”。他在讲堂安放琴、竽、弓、矢、筹等器具，每日带队习练礼乐、歌舞、骑射及武艺，探究兵、农、工、商等实用之学，力戒空言玄虚。他别开生面地解释“格物”为“习行”，即“实作其事”，身体力行，并以获得实际效果、解决实际问题为准则和目的。王夫之指出，知先行后之说，容易误导人们忽视实行。颜元的“习行”说则发展了王守仁的笃行即知论，强调行先知后和行中生知，认为真知必依赖于行，并受行的检验。其高足李塨弘传颜元之学，后世合称“颜李学派”。 

　　近代以降，为救亡图存，需要一种沟通中西的学术，颜李实学重新流行，备受新派推崇。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赞颂颜李学派“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并撰文《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大力推介。“五四”前后，一些爱国者试图推行颜李之学以转变惰弱民风，振兴中华。毛泽东1917年发表《体育之研究》对颜李“习行”精神十分赞赏，后来他发展了传统知行观，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 

　　天下之事，为之则易，不为则难。习近平主席引用的《为学》篇名言，与他所说“知行合一”“撸起袖子加油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警句一样意味深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任重道远，我们砥砺前行、行稳致远，需要这样的精神。发扬实学的实干实行、求真务实传统，对于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