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先进的思想武装人，我是曹教员。
今天要来读的是毛选第一卷的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篇文章，它对于提升认知维度，有着很高的实用价值。这一点，我在后面会重点聊一聊。
为什么在毛选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只收录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因为，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基础问题进行的体系化的论述，其思想是作为主线始终贯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而非对一人一事或某个会议单独的看法。
如果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对中国社会大背景的宏观叙事，那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微观剖析，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又涉及了革命的方法论。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于1927年3月，全文约2万余字，分为八个篇章。这么长的文章，阅读起来很容易让人陷入到具体的文字内容或者某个章节的局部阐述中，从而丧失对文章全貌的把握，流于就事论事的表面。
所以，今天的精读会有别于第一课。我在开始就会给出了自己多次阅读后总结的三个关键词。顺着三个关键词，再来逐一剖析与文章之间的逻辑，解释这里面的关联。这样串联成基础的知识脉络之后，也便于后续大家自己去阅读理解。
这三个关键词，分别是，警醒，哲思、根基。
警醒
先说第一个关键词，警醒。这是梳理了1927年前后的历史背景和文章写作缘由之后，我对文章最大的感慨。
在上一节课提到，早在1925年，国民党内部已经形成了立场对立的左右两派。到了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是国民党右派的一次反动试探，也是国共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这个事件，已经在提醒需要对国民党右派加以足够的警惕。但即便如此，在经历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陈独秀在我党五大上，依然坚持着反对土地革命、反对武装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虽然，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并没有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
这又一次错过了避免我党重大损失的机会。
随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汪精卫正式“分共”，对我党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宣告了大革命的失败。直到南昌起义，我党紧急召开八七会议，才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
会议上伟人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一是高度重视军事运动，其二是关于农民土地问题。而这些观点背后的依据和思考，都是源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才有了后来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才正式开启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历程。
从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国民党阶级本质的揭露，到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国民党右派观点的驳斥，伟人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已经看透其面目，认知到了“枪杆子”之于革命政权的重要性，几次在文章中对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方向进行预警和提醒。
这是警醒的第一层意思。
可惜的是，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十分不同意伟人的见解，并且猛烈反对其观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早是以连载的方式，在我党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首发。但文章并没有刊载完毕。而未能刊载的部分，正是“主张在农民运动方面采取新路线”展开论述的内容，恰恰是考察报告的核心和关键部分。而后我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发表了文章部分章节，也因陈独秀阻挠被中断。
后来，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为其作序：“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可见文章的价值和影响力。同年5月、6月，文章更是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这是伟人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还被评价为：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那为什么陈独秀会在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上如此？究其原因，根本还是土地革命与农民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冲击触动了国民党右派的利益。而当时又正值北伐战争。这种矛盾开始影响到了国共合作的根基。这是，共产国际和右倾机会主义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严格奉行共产国际所指令的“国共合作“方针而坚持维护与国民党的合作，力主回避农民运动所带来的矛盾以迁就国民党，这才有了对农民运动产生如此之大的质疑与责难。
有趣的是，最早伟人只是受国民党中央委托“巡视党务状况”去的，考察农民运动是委托进行的工作之一。当时，身兼国共两党农民运动观察员的双重身份，伟人仍然不希望农村发生大的社会震荡，出发点也还是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其对地主阶级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但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伟人对农民运动的认识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
正因为在考察中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伟人才会在几个月后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向井冈山进军，才有了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端。而很多耳熟能详的革命理论就是发端于这篇文章。这些关于革命的预言，最终一个一个被中国历史证明了其正确性和前瞻性。
这是警醒的第二层意思。
哲思
再来聊第二个关键词，哲思，也就是我在视频开始提到的提升认知维度的部分。
伟人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写给普通民众看的，所以在文字和表达上，多的是浅显易懂。这是好事，但同时也多了一些烦恼，因为，看懂，不等于看透。字面上都认识，并不代表能理解内里。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之前读过几次。我个人的阅读速度是比较快的。每次看完，除了惊叹文章描写之形象，文笔之生动，内容之具体外，总感觉少了一点什么。文章题目冠以报告之名，表面上看的确是一篇堪称典范的研报之文，值得拿来好好学习。
但深究写作的初衷，文章又绝非一般意义的调查报告。当时，伟人身兼国共双重身份，最初只是站在独立于农民和地主之外的第三视角的观察者，但从文章最终的输出口径来看，这完全是站在第一人称视角的一份辩护词。从回应责难的观察，到自成观点的思考。这32天所见所闻，对伟人思想的冲击，显然是巨大的。
没有读明白这一点变化，文章就不算真正读透。
在之前的一篇图文笔记中，我曾经说过伟人的思维方式最终可以归纳为两大精髓，其一是继承的批判性思维，其二是继承的实践性思维。两大精髓都是马克思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后的成果。
这两大精髓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中国革命长期的斗争过程中，反复锤炼、反复思考，总结而成的。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可以被视为继承的批判性思维的一堂生动的思维训练课。看明白了这一点，基本上就能感知到这篇文章阅读的上帝视角。
这里，先来做两个知识点的说明。第一，什么是批判性思维。通俗的说，就是对外来的信息不能照单全收，在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基础上，进行理性质疑。批判性思维让你能站在更高的维度解读这个世界。第二，批判性思维的起点是什么？分清事实与观点。
说到这里有人一定会问，别闹了，又不是小孩子，怎么会分不清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呢。遗憾的是，我要告诉你，很多人真的分不清。尤其是当一些观点被多数人所接受的时候，它看上去就会更像是一个事实。事实有真假，观点无对错。
在早期，伟人的批判性思维尚未能熟练运用，但在文章中已经有了不自觉地体现。阅读前可以先忽略具体文字内容，尝试对标题进行区分，看看哪些是观点，哪些是事实。观点必须靠事实佐证，事实必须为观点服务。一般情况下，同一文章中，观点与观点之间互为辅翼和倚柱，事实与事实之间也会保持一致。这样，通过对观点和事实区分，章节与章节之间的关系就能一目了然。久而久之，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也就相应得到了提高。
将这一点代入文章，逐一梳理八个篇章的标题，先来把握文章整体架构。
第一章“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一个看似中性的观点，态度不明确。但是这个观点，之于全文，是总领，也是总结。关键是站在哪个立场来看。第二、三章，分别用事实交代了农民运动的形成和行动。到这里，就把整个农民运动的前因后果交代了。
第四、第五章两个观点，前者论述农民运动性质的好坏，后者涉及农民运动行为的程度，第六章所谓“痞子运动”，是一个反面观点的陈述，目的是想证明农民运动局部的问题。第七章革命先锋，直接针对“痞子运动”予以驳斥，进行反证。
第八章，十四件大事。大量的事实对第一章“严重性”观点形成支撑，有理有据，最终完成观点到事实，再回观点的论证闭环。
一篇好的文章，首先应该是自洽的。这可以减少读者阅读时的疑虑。思维上的畅通，让文章整体结构更清晰，也让阅读过程更加有的放矢。针对每一章节，带着明确的问题去寻找答案，最终补全对全文理解的每一块拼图。
这是文章之于我最大的启发。
根基
第三个关键词，根基。这是需要结合具体的内容来聊的。
所谓根基，其实更多的是站在现在的角度对过去发生历史的解读。正是从湖南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伟人归纳总结出了中国革命的很多思想和方法论，而这些思想方法论在日后又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给予了指导，直至最终走向胜利。
对于伟人而言，湖南农民运动的实践是其理论思想的来源，而对于中国革命而言，伟人的理论思想又成为了其走向成功的基础。这其中，承上启下作用的，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种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过程，其实也是伟人继承的实践性思维的体现。
根据各章节的内容，我个人更倾向于把文章的整体结构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章是第一部分，开篇即说明了写作的过程和立场观点，先声夺人。这里的“严重性”包含着多层理解。
一是革命者对农民运动认识不足的严重性，对其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二是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封建压迫的严重正是运动迅猛异常的根源。三是农民运动健康发展的严重性，因为革命者领导的缺失，农民运动存在盲目性。四是社会舆论对农民运动错误处置的严重性。
为什么对于农民运动会有存在截然不同的声音。伟人直接给出了答案。立场。站在一起的，是同盟的领导。站在对面的，是反对的敌人。站在旁边的，是批评的围观。立场决定了态度，也决定这个时代下的命运。
第二、三章属于第二部分，是对农民运动情况的进一步陈述。
“组织起来”，围绕运动发展的时间、规模、区域做了详细说明。一年的时间跨度，从秘密进行到公开活动，从组织兴起到革命开展，会员和群众人数的爆增，湖南全域半数的覆盖。组织的建立是农民运动席卷而来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赖以生存的土壤。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具体阐述了农民运动斗争的对象和斗争的成果。前半句是行动方向，后半句是行动结果。前半句是手段，后半句是目的。这里是明确蕴含着一个对立关系的。
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是当时乡村社会政治关系的主要矛盾，只有彻底推翻了旧政权，才能建立一个新政权。当然，这里的农会也不只是代表贫苦农民，根据1927年7月，我党的相关文件的解释，当时的农会不仅团结了一般农民，也包括了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还联合了一部分脱离了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示同情之小地主。可以说，这也算是最早的统一战线了。
随后四、五、六、七四章，为第三部分。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全方位的观点论战，对立而尖锐。
第四章“糟得很”和“好得很”，是对农民运动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背后代表的是两个阶级截然不同的立场。立场不同，评价的标准不同，标准不同，自然结果也就不同。
在基层斗争处于完全劣势的情况下，地主阶级试图通过舆论影响社会，全面否定农民运动。在当时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即使是很革命的人或者很进步的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个“糟”字。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根源上的斗争。
这一点，伟人也同样从根源入手，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反驳。伟人指出，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的很。今日农民运动及其胜利正是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和毕生的心愿。
同时，伟人又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作为依据，论证了农民运动之于革命的合理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农民运动合法性的立场上，将“好的很”稳稳站住。
第五章关于“过分”的观点，是企图在程度上否定农民运动，对其范围、力度和强度进行限制。这是一种泼冷水的策略，目的就是想打压农民运动的气势，挫伤其革命积极性。本质仍然是反对农民运动。
这里，伟人提到了两个非常著名的革命理论。第一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大，反抗就越大。这是从因果逻辑上对“过分”做了说明。第二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是从必然逻辑上对“过分”做了背书，破而后立，不破则不立。
第六章，当整体和局部都行不通的时候，对立阶级采取了重点突破的策略，提出了所谓“痞子运动“的观点，把矛头直指农民运动的基层领导者，诬蔑他们是“痞子”，是“惰农”。还翻出了他们以前的经历，“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以此混淆视听，误导民众。
第七章，革命先锋是针对第六章的反驳。在这里，伟人的反驳是有策略地。对于农民运动实际情况地复杂性，他应该是相当清楚地。形形色色地人，被农民大革命浪潮裹挟着前进，很难区分每个人的成色。贸然将这些人归类于同一个群体，是很容易被对立阶级抓住把柄，乘虚而入的。
这里，伟人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富农、中农和贫农，不同生存状况、对待农民运动不同态度和立场的分析，得出了结论。只有贫农才是打倒封建势力的革命先锋，才是成就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相较于富农的消极，中农的游移，只有贫农是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其阶级的生存状况促使其从内心深处迸发了对农村大革命的激情，没有他们，是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的。
即使存在的少数不良分子，也是可以通过领导和教育，进行整顿和训练的，这属于内部矛盾，是次要矛盾。不能因为少数个案，就否定整个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对立阶级的气势，那是外部矛盾，是主要矛盾。
到这里，伟人主要是在理论上为农民运动正了名，系统驳斥了对立阶级反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言论，很有舌战群儒的气势。但确实做到了理据兼并，师出有名，让对立阶级无懈可击，让社会民众真心信服。
为了让整个观点更加的完整，伟人根据具体调查的内容，归纳整理了十四件大事，以详尽的事实，来证明农民运动的正确性。而这一整套从各方面开展农民运动的典型经验，后来也成为了其指导中国革命重要理论的依据，这就是第三个关键词根基的主要来源。
十四件大事，涉及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致梳理归类一下，这些大事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
其中，一、二、四、六、八，归类于政治方面。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所以要打倒土豪劣绅，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打破旧有的政治生态，势在必行。
而在当时的农村，政治生态已经被划分为明显的两个对立面，一边是被剥削者，一边是剥削者。在剥削者的阵营中，除了地主之外，还有县官衙门和都团。县官衙门-都团-地主是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同伙帮凶。三者在利益上捆绑，完全断绝了农民寻求公平的一切可能。所以，政治斗争的核心就是用农会的政权，取代县官衙门——都团——地主的管理体系。
这五件大事完全可以用三个词说明白，组织动员、思想宣传、付诸行动。在付诸行动中，改变意识形态，树立新的价值观念，又是首要的。从具体措施来看，包含了“清算、罚款、质问、示威、枪毙、收监、驱逐、戴高帽游街”等各种方法，土豪劣绅最害怕的是“戴高帽子游街”，害怕程度甚至是超过枪毙的。一旦游街，从此颜面扫地。
三、十一、十三、十四，归类于经济方面。这些大事，名义上是经济打击，实则是农民针对剥削而采取的一些自卫性措施，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改善生产作业的条件。从“五不准”、减息到废苛捐，从合作社到修路坝，这些举动充其量只是改良，还远没有达到改变或是彻底废除的程度。
五、十，归类于军事方面。其中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是最为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农民在思想上开始有了武装斗争的意识，迈出了主动争取自身权益的关键一步。不管是旧武装改编的“挨户团常备队”，还是梭镖队代表的“挨户团非常备队”，都是壮大革命的有生力量。尤其是广泛普及的梭镖势力，更是让伟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可能。
而清匪作为对各阶级都有益的事情，也是博得了难得的同情。值得注意的是，造成匪患绝迹的四个原因，都是农民运动的间接产物，农民运动在解决阶级对立的主要矛盾时，也同时解决了一些存在的次要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也反映了一些矛盾论的辩证关系，大家可以自己体会一下。
七、九、十二，归类于文化方面。这三件事，虽然都是农民阶级在文化层面的反抗，但在具体的内容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四权”的推翻，代表着思想的彻底解放，是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基础的冲击。
农民诸禁的本质是站在农民阶级的角度，反对一切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牌、赌、鸦片，属于恶习。花鼓、轿子、煮酒熬糖、酒席、猪、鸡等，属于陋习。杀牛断了生计，游民扰了平安。禁了，是大多数农民赞成的事。反抗恶习陋习，反抗城市剥削，都是其阶级诉求的表现，是农村革命的必然产物。
最后的文化运动，谈的是农民适应性的问题。好的不如适合的，农民阶级显然是有自我觉悟能力，可以去不断进步，不断成长，这也是其作为无产阶级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主要的原因之一。
十四件大事，件件都是来自农村社会民生的第一手资料。伟人不轻信不盲从，始终保持着质疑的态度，理性判断着农民运动。而其最后选择的立场，也并非是站在哪一个具体的阶级立场上，而是从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角度去考量，从是否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角度去评估。
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一句话，放在伟人和陈独秀身上再合适不过。站在那个年代，这种异于常人的思考，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这一年，伟人才刚刚34岁。
2021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