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天子的鸵鸟术

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春。

三月二十一日，朝廷大赦天下。

这是汉灵帝刘宏即位的第十六个年头，也是他第十五次大赦天下。

是的，你没看错，几乎每年都来一次。纵观刘宏一生，在位二十一年，足足大赦了二十次天下。据《后汉书》记载，仅登基之初的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是例外，之后每年必赦，相当持之以恒，可以说是不死不休。

在中国古代，大赦天下本也是常事，但凡登基、改元、册封皇后什么的，通常都要赦一下，可像刘宏赦得如此频繁、如此一以贯之的，委实也不多见。

其实，刘宏也并不想把“大赦天下”当饭吃，可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自从当上大汉天子，这个将近四百岁的老大帝国就仿佛开启了末日模式——外有鲜卑年年入寇，内有叛乱此起彼伏，还有干旱、洪水、蝗灾、瘟疫、地震、山崩、海啸等自然灾害，也跟约好了似的纷至沓来，轮番肆虐，把刘宏搞得很头大。

所以，刘宏只能频频以“大赦天下”来安慰臣民，顺便自我麻醉。到后来他几乎形成了条件反射，连京城有个民妇生了一对“两头四臂”的连体婴，感觉不祥的刘宏也要赶紧大赦一下（《后汉书·孝灵帝纪》：“洛阳女子生儿，两头四臂。”）。

都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话诚不欺我。若是个别妇人生一两个怪胎倒也罢了，问题是连畜生们也跟着添乱。

就拿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来说吧。这年四月间，中央官署“侍中寺”里有只母鸡竟突然变性，“雌鸡化为雄”，不但长出鸡冠还打起了鸣；六月，天子寝宫温德殿东边的院子里，突然有条十几丈长的“黑气”从天而降，目击者声称看见了一条龙；等到了冬天，洛阳坊间有匹马居然生下了一个人……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人存心恶搞，反正《后汉书》是正儿八经把它载入史册了，《后汉书·孝灵帝纪》里白纸黑字写着：“是岁……京师马生人。”

刘宏被这一系列诡异事件弄得心神不宁，就责成大臣们做出解释。议郎蔡邕上奏：“这是上天对天子的告诫和谴责，因为天子亲近宦官、女子和小人。”

刘宏一听就很不爽，加上宦官头子大长秋曹节、中常侍王甫在一旁煽风点火，便把蔡邕打入了大牢，还准备押赴闹市砍头。后来有人替蔡邕求情，才改判为流放朔方。

蔡邕说天子亲近宦官，这事天下人都知道，算不上什么秘密，但很多事就是这样——他当领导的可以做，你做下属的就是不能说，敢说就死定了。

平心而论，“宦官乱政”并非灵帝一朝的特产，而是东汉王朝由来已久的一大痼疾。若究其病因，就不得不追溯到东汉历代天子的寿命问题。

东汉共有十三任正统皇帝（在安帝和顺帝之间，还有一位北乡侯刘懿做过半年多皇帝便去世了，正史未单独为其列传，故不被视为正统），光武帝刘秀活得最久，按周岁算，卒年62岁，之后就开始一路走下坡：明帝刘庄47岁，章帝刘炟32岁，和帝刘肇27岁。再往后的儿孙皇帝们，更是竞相刷新天子早亡的纪录：殇帝刘隆不到1岁，安帝刘祜31岁，顺帝刘保29岁，冲帝刘炳仅2岁，质帝刘缵仅8岁，桓帝刘志35岁；而我们眼前的这位灵帝刘宏，到头来也只活了32岁（一说33岁）；少帝刘辩仅24岁，最后一位亡国之君献帝刘协，尽管一辈子活得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反倒是苦撑苦熬地挨到53岁才闭眼。

如果掐头去尾来算的话，中间的十一个皇帝平均寿命才24岁半。放在今天，也就大学毕业两年多，职场的门道还没摸清呢，就莫名其妙毙了命。

没有人知道东汉的天子们为何都那么短命，仿佛被下了什么恶毒的诅咒一样。

其实，东汉皇帝早亡的原因并不重要，就历史而言，重要的是研究这个现象所导致的后果。

翻开史书，我们不难发现，“东汉诸帝皆不永年”这一事实，直接导致了两个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

一、外戚擅权；

二、宦官乱政。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恶果？

道理很简单：天子早亡，自然膝下无子或仅有幼子，结果便是幼主即位。而幼主即位，母后自然要临朝听政，然后一帮外戚就会入主中枢、独揽大权。等到小皇帝慢慢长大，必然不甘心大权旁落，于是就与最亲近的宦官联手，诛杀外戚。宦官由此立下大功，遂取代外戚掌控大权，然后迫害忠良，祸乱朝政，种种倒行逆施比起外戚有过之无不及。没过多久，宿命降临，天子年纪轻轻又驾崩了，于是新一轮的“幼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擅权、宦官乱政”的戏码便再次上演……

整个东汉中后期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毫无想象力的老套剧情中绕来绕去，求出无期。

用哲学家尼采的话说，这叫“永恒轮回”。

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这就叫“鬼打墙”。

于是，帝国政治就在这样一个令人无奈的死循环中渐渐糜烂。等交到灵帝刘宏的手上时，东汉王朝早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不过此刻，距离这个烂摊子的最终破产还有些时日，所以刘宏尚且可以慢慢折腾。

如果给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做一个昏君排行榜，刘宏能进入前十，相信不会有太大争议。

至于上榜理由，除了前面提到的频繁大赦，其他随便列出几条，都足以令人大跌眼镜。

首先，就是公开卖官。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卖官鬻爵”向来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腐败行为，历代统治者无不对此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刘宏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竟然堂而皇之地在宫中设立了卖官署，明码标价地公开出售各级官职：官秩四百石的卖价四百万，官秩二千石的卖价二千万，以此类推，一石官秩卖一万钱。

除了全自费的，还有半自费的。比如那些被朝廷征辟或地方察举的官员，想要走马上任，就得先交纳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

除了固定价格，还有浮动价格。比如要当一个地方的县令，就要视此地的财政收入和经济水平来厘定价格，一线的膏腴之地卖得贵，十八线小县城就便宜得多，品种多样，任君选购。

除了一次性付款，还可以办理分期还款。买官者若无法全额付清，可以先交首付就去上任，然后分期还款，当然还要加上贷款利息。总之，规则跟我们今天的按揭买房并无二致。以后要是有人跟你说，“按揭”这种玩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发明，或者说是什么现代化的金融工具，你大可以拿这个证据去告诉他这不过是我们古代皇帝玩剩下的。

以上都是公开出售的，还有一种属于内部特惠，如果你有本事跟天子身边的人攀上关系（诸如宦官或奶妈之类），就能享受更大的优惠：三公之位，一千万；九卿之位，五百万。

就这样，“卖官”在灵帝一朝成了一项新型经济产业，“买官”也就成了一种全新的投资方式。不论你是商人还是农民，也不管是文盲还是流氓，只要凑够本钱，就可以买个一官半职，等到了任上再去拼命搜刮。

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想而知，到头来，老百姓还是所有成本的最终承担者。

刘宏把卖官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四面八方的财富滚滚而来。不过，要是以为这些钱都进了国库，那你就错了，刘宏没那么傻。从头到尾，所有卖官收入分文不少地流入了他设在皇宫西园的小金库。

皇帝天天躺着数钱，可怜的是下面一些穷得叮当响的清官。当时，一个叫司马直的官员，按正常程序准备就任巨鹿太守，却因为两袖清风、囊中羞涩无法上任。刘宏知道他没钱，就破例给了他一个优惠价，减免三百万。可司马直还是交不出，只能仰天长叹：“为民父母，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求官，吾不忍也。”于是托病辞官。

刘宏不准，强迫他交钱上任。

司马直走投无路，被迫自杀。

除了卖官，刘宏还喜欢各种搞怪，借以丰富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

他挖空心思地在后宫开发了一条商业街，让宫女们扮成商贩和顾客，买卖货物，讨价还价，卖力吆喝，相互竞争；还让宫女扮成小偷，挤在人群里偷东西；而他本人则扮成招摇过市的大款和她们做生意，玩得不亦乐乎。

搞完了商业街，刘宏余兴未消，又把西园改造成了动物乐园，让成群结队的狗都戴上官员的冠帽，佩上官员的印绶，前呼后拥向他朝拜；刘宏则亲自驾驶四头驴拉的车子，一边在西园来回转悠，一边对着那些狗大喊“狗官”。

不知道刘宏的这声“狗官”有没有指桑骂槐的意味，反正我料想，当时的朝臣们听了，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

据史书称，天子“驾驴巡游”的行为艺术很快引发了一场时尚潮流。一时间，洛阳的官绅士民纷纷效仿，满大街都跑起了驴车。驴市行情立刻看涨，价格贵得跟马一样。

碰见这样的皇帝，我们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

这真是一个奇葩。

时至光和年间，将近四百岁的大汉帝国已经像一间破茅屋一样四面漏风、摇摇欲坠，可灵帝刘宏依旧活得轻松自在。虽然接踵而至的外患、内乱和各种天灾人祸不时也会让他心烦，但充其量就像微风掠过湖面，荡起几丝涟漪后，一切便又复归平静。

就拿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来说，夏天，多地爆发严重干旱；入秋，金城郡（今甘肃兰州市）一带的黄河暴涨，泛滥了二十多里；不久，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又发生了山崩。可想而知，一定有不少百姓受灾，而且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遍翻史书，却很少看到朝廷有什么赈灾举措，倒是在《后汉书·孝灵帝纪》中，有一条这样的记载：“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冷冰冰的十二个字，不动声色地躺在泛黄的史料中。稍不留意，你可能就错过了。

能让惜墨如金的史家愿意记录下来，想必不是个例，况且“河内”“河南”本身就表明事件在多地发生。我不敢去想象大规模的“夫妇相食”会是怎样的一幕人间惨剧，光是这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十二个字，就足以刺痛我的眼睛了。

对刘宏而言，拨款赈灾是没有的，心生忧患也是没有的。

你干旱，你涨水，你山崩，你母鸡变性，你夫妇相食……都没问题，我刘宏大赦天下了啊！

是的，任你妖孽横生四海沸腾，大汉天子刘宏有且只有大赦天下。

千百年来，无数后人读史至此，或许都会在内心深处发出一句诅咒：“大汉不亡，天理难容。”

这一年，有个名叫张角的巨鹿人想必就在发出这样的诅咒，因为时隔不久，他就喊出一句震惊天下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不过此刻，他还躲在历史的暗处，尚未走到聚光灯下。

早在十余年前，差不多与刘宏登基同时，张角就以传道的方式开始招揽徒众了。

张角称自己是神派来的救世主——“大贤良师”。他告诉那些贫病交加的人：你之所以受苦，是因为在道德上有罪，所以要向神跪拜和忏悔。

神在哪里？

凡夫俗子们看不见。

张角说：你们被罪恶覆盖，所以看不见。不过没关系，你们可以看见神的使者，那就是我——大贤良师。

可是，您为何能做大贤良师呢？

张角微微一笑：行吧，那我露一手。

他端出一碗声称被自己祝福过的符水，让信徒喝下去。说来也怪，喝完那碗浑浊的符水，有些病人的病居然就好了。原本还半信半疑的信徒们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随即奔走相告。

“太平道”迅速风靡天下。十余年间，张角的信众就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有人甚至变卖了财产前去投奔。据说，由于投奔的人实在太多，一度引起了交通堵塞。而且，来不及赶到地方就病死在半路的，有上万人之多。

当时，很多州牧郡守得知张角治病救人后，无不交口称赞，说他深受群众爱戴，还鼓励人民向善，推广教化，是个好人啊！

消息很快传到朝廷。当朝太尉杨赐听说后，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警惕。因为聚众传道这种事，在任何朝代都是很敏感的，何况今日汉朝正值内忧外患、四方骚然之时，这个张大师搞出这么大动静，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杨赐随即起草奏章，建议朝廷立刻捕杀张角等人，把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可是，奏章刚刚呈上，还没等皇帝批示，杨赐就被调职了，此事遂石沉大海。他的秘书刘陶一看，这样不行，于是赶紧又写了一封递了上去。

刘宏拿到奏章，只瞄了一眼便扔到一旁：不就是个乡下神棍吗，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你刘陶最近是不是没有事做？那你去帮忙重新注解一下《春秋》。

然后，刘陶就被打发走了。

刘宏很淡定，他并不认为这个神棍张角比洪水、地震、瘟疫更值得关心，甚至都不认为他比某个生了连体婴的民妇更为不祥。

于是，社稷灭亡的灾难就在刘宏的淡定中悄悄降临。

当一个皇帝对天下大势麻木不仁、对社稷苍生漠不关心，只会频繁借助“大赦天下”来自我麻痹，像只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历史性的灾难就注定要降临了。

凛冬将至。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在这个世界上，宗教和政治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有时候甚至很难分清。

宗教许诺来世的天堂，政治追求今生的乐土，共同点都是对现实不满。一般而言，宗教的下手处，是消灭自己灵魂的罪恶；而政治的目标，则是要消灭这个世间的罪恶。然而在历史上，二者经常混淆不清。政治一旦披上拯救苍生的外衣，就会化身为宗教；宗教倘若丢掉爱与慈悲的精神，就会蜕变成政治。

说白了，政治利用宗教洗脑，看上去就尤其吸引人；宗教利用政治杀人，成效也会特别显著。

而东汉末年，我们中国的张角大师，显然也深谙此道。

十余年间，他利用宗教特有的魅惑力量吸引了许许多多善男信女，然后等时机渐渐成熟，就以政治化、军事化手段把万千徒众打造成一个严密的组织。他按照区域，把信众们划分为三十六方，所谓“方”，相当于分舵，也可以理解为军区。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任命一个统帅。

为了区分敌我、亮明旗号，也为了彰显“黄天”必然取代“苍天”，所有太平道信众一律以黄巾裹头，故号“黄巾军”。

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组织，特工部门或者说谍报工作自然是标配。张角手底下有一个叫马元义的分舵舵主，大概就是负责这项工作的。此人建立的谍报系统，居然渗透到了洛阳皇宫中——灵帝刘宏身边的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就被他发展成了卧底。

一切准备就绪，张角向数十万部众下达了行动口令：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岁在癸亥。甲子，就是次年，这是中国古代历法中新一轮干支的开端，在张角看来，这显然象征着新的天命。

确切的起义时间，就定在甲子年（公元184年）的三月初五。

外有建制化的几十万部众枕戈待旦，内有中常侍这样的高级间谍做内应，张角即将发动的这场起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可能会一举颠覆东汉王朝。

然而，墨菲定律告诉我们：如果意外会发生，不管概率多小，它总会发生。

在张角的几十万信徒中，终究还是出了一个叛徒。

此人名叫唐周，于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春上书告发了马元义。刘宏如梦初醒，这才意识到杨赐和刘陶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赶紧下令抓捕了马元义，并处以车裂（五马分尸）之刑；同时展开大搜捕，不论官民，只要信奉太平道的，一律处死。据说，仅在京师洛阳就杀了一千多人。

眼看天机已泄，张角立刻抛弃了温情脉脉的宗教人设，由“大贤良师”摇身一变，成了霸气侧漏的“天公将军”。他的二弟张宝称“地公将军”，三弟张梁称“人公将军”。

是年二月，张角提前起兵。一声令下，三十六个军区数十万部众同时响应。

黄巾之乱就此爆发。

一个金戈铁马、征战杀伐的百年乱世就此拉开了序幕。

黄巾军起兵后，四处攻城略地，州郡官兵莫之能御，纷纷弃城而逃。旬月之间，洛阳北面的幽州（今河北北部）、冀州（今河北中南部），西南面的帝乡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东南面紧邻的颍川（今河南禹州市）、汝南（今河南平舆县西北）等州郡相继失陷。据说，安平国（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区）、甘陵国（今山东临清市）两地的亲王甚至被当地的变民给绑了，直接送到了张角面前。

一时间，朝野震动，天下骚然。

刘宏万般惊骇，慌忙把自己的大舅子、时任河南尹的何进擢升为大将军，命他率禁军在都亭（京郊驿站）一带布防，同时分兵进驻洛阳外围的函谷、伊阙、太谷、广成、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险关要隘，共同拱卫京师；稍后，又命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兵分三路征讨黄巾军。

可是，没有钱是打不了仗的。皇甫嵩直言不讳地上奏皇帝，请他把小金库里的钱拿出来，充作军饷。

若是平时，谁敢打自己小金库的主意，刘宏一定会让他提前退休。但值此社稷存亡之秋，尽管刘宏很不情愿，可掂量一下轻重后，也只好忍痛割肉。

钱有了，皇甫嵩又说军中缺战马，要求征用皇宫马厩里那些膘肥体壮的宝马良驹。刘宏也没辙，只能照办。

是年四月，皇甫嵩、朱儁出师，兵分两路进击颍川。朱儁迎面碰上黄巾将领波才，双方展开遭遇战，朱儁失利，被迫退却；皇甫嵩遂孤军进驻颍川东北面的长社（今河南长葛市）。波才旗开得胜，自信心顿时爆棚，率部将长社团团包围。

孤军深入，又身陷重围，此乃兵家之大忌。皇甫嵩的部众人心惶惶，都觉得这回死定了。不过，皇甫嵩却很镇定。他知道，眼前的对手虽然来势汹汹、挟新胜之威，但终究只是一群不懂兵法、缺乏战争经验的暴民而已。对付他们，皇甫嵩心里还是有底的。

果然，当他登上城楼，举目朝波才的营地望去，便忍不住笑了。

这群草包！他们居然把大营扎在了一大片茅草地的边上——只要拿火把一扔，不就可以火烧连营，把他们全都烤熟吗？

当然，要火攻，还得有风。

幸运的是，此刻，皇甫嵩身旁的一杆汉军大旗正在大风中猎猎招展。

波才，是你自己蠢，那就别怪我下狠手了。

当天深夜，趁黄巾军酣睡之际，皇甫嵩派遣了一支突击队，手执火把，策马直扑波才大营。同时命部众登上城墙，配合突击队鼓噪呐喊，制造大军合围的声势。

行动开始后，一切不出所料，当睡梦中的波才及其部众猝然惊醒时，周围已是一片火海和震天的喊杀声。黄巾军瞬间溃散，争相逃命。紧接着，皇甫嵩又亲率主力杀到，早已魂飞魄散的波才根本无力抵御，只好带着残部仓皇逃窜。

就在这场歼灭战接近尾声之际，一位年轻将领恰好率一支轻骑赶到了战场。

他是得知皇甫嵩被围，拼了老命连夜赶来救援的，不料刚一到，人家就打赢了。史书没有记载这位年轻将领此刻的心情，不过我想，在庆幸官军得胜之余，他一定多少有些失落。

憋足了吃奶的劲头一拳挥出，结果却打在了棉花上——不，是连棉花都没打着。

如果只是错过一次战役，这种失落感很快就会过去，问题是，在接下来的好几年时间里，这个年轻人的满腔报国之志，却一直派不上什么大用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感，将在不短的岁月里始终萦绕着他。

直到有一天，他把一个叫刘协的落魄天子从残破的洛阳接到了许都，属于他的时代才终于来临。

说到这，想必读者早已猜出这个未来的弄潮儿是谁了——没错，这个人就是曹操。

眼下，他的职务是骑都尉，官秩二千石。级别虽然不算低，但在此时的大汉帝国，年轻的曹都尉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当然，锥处囊中，迟早是要刺破麻袋露出锋芒的。而到了锋芒毕露的那一刻，它就不再是一把锥子了。它将成为一柄利剑，一柄令天地为之变色、历史为之改辙的倚天长剑……

当年五月，曹操与皇甫嵩、朱儁合兵一处，乘胜追击，大破黄巾，斩杀波才、彭脱及部众数万人，接连克复颍川、汝南和陈郡（今河南淮阳），官军士气大振。

正当皇甫嵩等人扫荡河南战场时，卢植也在河北战场连战连捷，击溃了由张角亲自率领的黄巾主力。张角被迫退守广宗，发誓要在此血战到底。

卢植率部进抵广宗城下，将张角包围。他一边命部众沿城墙四周挖掘壕沟，防止张角突围，一边加紧制造攻城云梯，准备一鼓作气，彻底歼灭张角。

可就在决战前夕的节骨眼上，卢植的大营来了一位朝廷特使。

他叫左丰，是灵帝刘宏的贴身宦官（时称小黄门），此行是奉旨前来监军的。这一幕，想必经常阅读中国历史的读者都不会陌生，甚至常看古装片的观众都能猜出下面的剧情。

左丰一到，卢植的属下就劝他赶紧给姓左的包个大红包，否则这尊瘟神肯定会搞事。可是，卢植却一口回绝。

众所周知，卢植是东汉末年一代大儒，为人正直，品行高洁，日后叱咤风云的公孙瓒、刘备早年都是他的学生。不仅如此，他下马可读书、上马可杀贼，就在不久前刚刚平定了九江、庐江一带的叛乱，可谓文武双全。所以，张角才会跟他一交手就被打得找不着北。

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低三下四去跟宦官行贿？

左丰在军营里等红包，可左等右等，最后连个红包皮都没见着，一怒之下回了洛阳，对皇帝说：“广宗那伙贼人，分分钟可以灭掉，可我们卢大指挥能打却不打，出工不出力，怕是要坐等老天爷打个雷劈死张角才算完。”（《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

正直的将领在前线浴血奋战，卑鄙的宦官在背后造谣中伤，然后还有智商不在线的昏君坐在大殿上。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刘宏很生气，一纸诏书把卢植扔进囚车，拉回了洛阳，立刻判处死刑，只是念在他过去功劳的分上，“减死一等”，相当于给了死缓。

卢植进了大牢，可仗还得接着打。刘宏很快就任命了一个新的前线总指挥。

这个人就是董卓。

此时的刘宏当然不会知道，短短几年以后，这个董卓就将成为大汉帝国的掘墓人。

董卓，字仲颖，陇西郡临洮县（今甘肃岷县）人，长年在西北边陲与羌胡打交道或打仗，练就了一身过人的武艺。《三国志》就称其“有才武，膂力少比”。据说打仗的时候，这家伙经常背着两个箭囊上阵，然后左右开弓，嗖嗖连射，一副很拉风的样子，令羌胡闻风丧胆。

桓帝时期，董卓曾入朝担任羽林郎，此后辗转边境各地，历任军司马、县令、都尉等职，还当过西域的戊己校尉。黄巾起义这一年，董卓官居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刘宏任命他为东中郎将，命其出征河北。

平心而论，刘宏选中他并没什么问题，毕竟董卓也是刀尖上滚过百儿八十回的老将了，打起仗来怎么也得比文人出身的卢植给力吧？

可是，让刘宏大跌眼镜的是，董卓居然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他先是在广宗围着张角打了差不多两个月，但张角早已把该城经营得固若金汤，董卓捞不到丝毫便宜，只好放弃广宗，掉头去打据守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北）的张宝。他可能是想拣个软柿子来捏，或者是想有枣没枣总得打一竿，否则没法跟皇帝交代。不料，人家张宝也不是吃素的，攥紧拳头给了他一个迎头痛击。

这场仗具体是怎么打的，史书无载，反正董卓就这么败了。刘宏震怒，把董卓的本兼各职全撤了，然后扔进了大牢。

有道是世事难料，谁也没想到卢植前脚刚进去，董卓后脚也来跟他做伴了。直到这一年年底，刘宏再次习惯性地大赦天下，董卓和卢植才双双出狱。

前线又没人了。刘宏看来看去，实在没什么更好的人选，只好把皇甫嵩从河南调了过去。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困守广宗的张角突发急病，没几天便撒手人寰，扔下穷途末路的黄巾余众，跟他的神“中黄太乙”做述职报告去了。

张梁接过指挥权，领导余部继续抵抗。

皇甫嵩开赴河北后，与张梁在广宗又鏖战了两个月，一直打到了冬天，仍旧不能取胜。

这支黄巾军之所以这么能打，原因不外乎两个：首先，他们是张角亲自带出来的兵，属于黄巾中的精锐，战斗力最强，不是波才那帮人可比的；其次，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只能拼死一搏，如老子所言，“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当对抗的两支军队实力相当时，一定是被侵略的、心怀悲愤的那一方获胜。

俗话说“化悲痛为力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尽管这支黄巾军最为扛揍，但扛得过卢植，扛得过董卓，却终究扛不过皇甫嵩。因为，皇甫嵩一来没有小黄门索贿，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来打，二来他比董卓更有定力，也更有耐心。

虽然老子说悲愤的一方会获胜，但是如果悲愤的时间太久，人也是会麻木的。

某日，皇甫嵩与张梁在广宗城下列阵厮杀了一天，胜负难分，于是各自收兵。次日，皇甫嵩坚守营垒，故意不出兵，同时派出斥候侦察敌情。很快，探子回报：黄巾军经过昨日大战，都已疲惫不堪，且戒备松懈。

机会来了。

再能扛揍，黄巾军也是肉做的，不是铁打的。何况他们已经在这里整整坚守了半年，而时间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能消磨意志的利器之一。

皇甫嵩当机立断，连夜集结兵马，于拂晓突然发起总攻。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双方从清晨一直苦战到黄昏，最终，黄巾军全线溃败。张梁战死，部众有三万余人被杀被俘，还有五万多人投河溺毙。

当年十一月，皇甫嵩乘胜进攻，顺利克复下曲阳，斩杀张宝，击杀及俘虏十余万人。破城之后，皇甫嵩命人掘开张角的坟墓，剖棺戮尸，然后传首京师。

随着张氏三兄弟的败亡，黄巾军主力被基本荡平。此后，虽然还有残部在各地掀起余波，而且人数不少，动辄万计，但因失去了精神领袖，缺乏统一指挥，人再多也不过是各自为战的乌合之众，翻不起什么大浪了。

事实证明，皇甫嵩就是黄巾军的克星。如果没有他，黄巾之乱即使最后能平定，也一定不会如此迅速。

看到张角的头颅后，刘宏悬了快一年的心终于放回了肚子里。

还好，小金库的钱总算没白花，虽然肉疼的感觉还在，但只要天下复归太平，往后再努力挣回来就是了。

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就这么渐次消歇了，老迈的大汉帝国貌似躲过了一劫，有惊无险。然而，这只是假象。尽管这场暴乱并未颠覆大汉社稷，却彻底动摇了它的根基。换言之，正是这场暴乱，最终耗尽了东汉王朝本已所剩无几的气数。

接下来的几年，这个老大帝国还将在灵帝刘宏的花式折腾中苟延残喘，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丧钟已经敲响。

只可惜，刘宏听不见。

当然，就算听见了，他也不会知道，丧钟是为谁而鸣……

昏君的立储困局

这年年底，大汉朝廷改元“中平”，取“中兴”和“太平”之意。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时的汉朝，既没有丝毫中兴的气象，也一点不太平。

黄巾军余党仍旧在各地作乱，光名号就令人眼花缭乱，如：黑山、黄龙、白波、青牛角、张白骑、左髭丈八、平汉、大计、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等。其中，多则两三万人，少则六七千人，而以“黑山”最众，据说势力最盛时将近一百万人。

当然，这里头包括了很多非战斗人员。黄巾军有个特点，就是行军打仗的时候，会把妻儿老小全都带上。也许是担心自己造反去了，家人没有活路，而且会遭官府报复，索性就拉着一块儿走了。因此，所谓“百万之众”云云，其中大半都是老弱妇孺。

天下乱成了一锅粥，灵帝刘宏却视而不见，依然“锲而不舍”地继续捞金。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春，皇宫中一座叫“云台”的高层建筑被火烧了。重建需要大把的钱，可小金库已经被黄巾之乱掏空了，该上哪儿赚快钱呢？

刘宏正自犯愁，大长秋赵忠和中常侍张让及时献计，建议给天下田亩增加赋税，每亩加十钱。这显然是在竭泽而渔，等于把全天下的百姓往死里逼，可刘宏不管那么多，当即批准。

不久，重建云台的工程如期启动。

只要有大工程，就有权力寻租，赵忠、张让这帮宦官自然是深谙此道。当各州郡的木材和石料运抵京城，他们就以不合规格为由百般刁难，强迫供货商打折，一直打到原价的一折才予以收购，然后一转手就以市场价卖掉。有人不肯接受敲诈，宦官们就任由他们的木材堆积腐烂。于是，一连数年都有大量建材运来，可要么被转卖掉，要么腐烂掉，总之宫殿就是营造不完。

这些猫腻，刘宏未必没有察觉，可他要靠宦官们创收，当然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他赚大头，宦官们赚小头，大家心照不宣。

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跟宦官有多么亲密，刘宏甚至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么一句话：“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身为皇帝，竟主动认宦官做爹妈，刘宏此举，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彻底刷新了人们对“昏君”二字的认知。

虽说后来的许多朝代，嚣张跋扈的大宦官也是层出不穷，如中唐权宦李辅国也曾被唐代宗尊为“尚父”，可那只是代宗麻痹他的手段，后来就把他干掉了，连头都扔进了厕所；再如明末大太监魏忠贤，同样权势滔天，可再怎么牛也只是“九千岁”，比万岁低一级，绝不可能爬到皇帝头上去当爹。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昏君和权宦虽然都代不乏人，但像刘宏这样真心实意认阉人做爹妈、昏得如此没节操没下限的，确实是空前绝后独一份。

这年六月，刘宏又把张让等十二个中常侍全部封为列侯。封侯倒也罢了，反正是个人就知道刘宏宠幸宦官，可笑的是，刘宏给他们封侯的理由居然是“讨张角有功”。

这已经够无耻的了，但很快，更无耻的事情接踵而至。

上回，差点被宦官整死的是卢植，这次终于轮到皇甫嵩了。

皇甫嵩平定张角后，因功升任左车骑将军，随后又奉命征讨黄巾军余党，一直是戎马倥偬，照理也没空跟宦官闲扯。可事情坏就坏在，他由河南转战河北，途经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时，偶然发现赵忠在此建造了一座大宅，其奢华程度竟堪比皇宫。

这是“逾制”，在当时可是大不敬之罪，可以杀头的。皇甫嵩不平则鸣，便上书皇帝，建议把这座宅子没收充公。

如此一来，就把赵忠得罪了。

张让听说此事，就私下找到皇甫嵩，让他掏五千万出来给赵忠赔罪，然后这事就算翻篇了。皇甫嵩一听，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把张让撕成两半。别说五千万，五毛老子都不给！

就这样，皇甫嵩把两个宦官巨头都给得罪了。赵忠和张让当然不会放过他。转过年来，因黄巾军余党甚为猖獗，一时难以平定，两人就联名上奏，称皇甫嵩“连战无功，所费者多”。言外之意，就是在暗示皇帝：皇上啊，别忘了去年皇甫嵩借平叛之名，狠狠敲了您一笔竹杠啊！

刘宏本来就在心里给皇甫嵩记着这笔账呢，现在正好顺水推舟，把这仇给报了，遂命皇甫嵩回朝，收了他的将军印绶，还削掉了六千户食邑。

这就是得罪宦官的下场。不过，皇甫嵩毕竟是名震朝野的平叛功臣，刘宏和宦官们也不敢做得太绝，没像对待卢植那样给他判个死缓。

宦官们如此倒行逆施、残害忠良，难道朝臣们都不敢说话了吗？

终于，有一个正直的人站了出来。

他就是刘陶，上回正是他提醒刘宏当心张角，现在他的职位是谏议大夫。刘陶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奏章，力陈时弊八条，而中心思想只有一条：当今天下大乱，皆由宦官所致。

这下可捅马蜂窝了，简直比皇甫嵩要没收人家宅子还要可恶！

在赵忠和张让看来，他皇甫嵩功高名显，目标太大，所以只能给点教训，不好下死手，可你刘陶算什么东西，也敢大放厥词，公然跟我们叫板？

两人立刻出手，给刘陶随便安了一个“与贼通情”的罪名，关进由宦官掌管的监狱，日夜严刑拷打。刘陶自知难逃一死，为免于受辱，在牢中绝食而亡。

临死前，他留下遗言，大意是：如今，在上位的人残杀忠良，下面的百姓困苦不堪，这样的朝廷撑不了多久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很不幸，短短几年后，刘陶的遗言就验证了。

时间转眼到了中平六年（公元189年）。

早在前一年冬天，洛阳坊间便出现了“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的流言。消息自然传到了宫中，传到了刘宏的耳朵里。

据说，流言最初是出自一个善观天象的星相师之口，所以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一则谶言。

面对这短短十个字的谶言，刘宏有些心慌。这分明是在说，京师会发生宫廷政变，而且是流血的军事政变！

谁会政变？结果怎么样？我会死吗？

刘宏忍不住在心里发出了灵魂三问。这一年，刘宏32岁，照理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可刘宏不可能没想到那个飘荡在东汉历代皇帝头上的魔咒：短命。

是的，“东汉诸帝皆不永年”这件事，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来。所以，即便预言不会成真，刘宏也不敢保证自己还能活很久。

在此情况下，有件事就更让刘宏感到纠结——尚未册立太子。

这些年，后宫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子，但都早早夭折，还好最后剩下两个：长子刘辩，时年13岁；次子刘协，时年9岁。

刘辩是何皇后所生，刘协是王美人所生。按说，刘辩是嫡长子，太子位非他莫属。可问题是刘宏不喜欢刘辩，嫌他“轻佻无威仪”，反而是庶出的次子刘协看上去更为庄重沉稳，所以刘宏更倾心于这个小的。

当然，刘宏不喜欢刘辩，不全是因为性格，还有一个原因，属于典型的宫斗剧情节：当初，刘宏宠幸王美人，令何皇后又妒又恨，不久王美人生下刘协，何皇后更是担心地位不保，遂用计毒死了王美人。可怜刘协刚出娘胎就没了妈，刘宏勃然大怒，险些废了何皇后，只因宦官们力保才悻悻作罢。

此后，刘宏对何皇后始终心存芥蒂，自然也就不喜欢刘辩。

反之，王美人无辜遇害，刘宏不免思念，由此也就爱屋及乌，对刘协疼爱有加。

刘宏有心立刘协为太子，可他也知道士大夫们是不会同意的，因为“立嫡以长”是祖宗之法。刘宏很难在这一点上挑战祖宗成法，可又不甘心立刘辩，一直矛盾纠结，这件事就这么耽搁了下来。

不过，此时已是中平六年，已经不容许他再纠结下去了，事情总得有个了结。但谁也没想到，这个了结会以如此出乎意料的方式来临。

这一年四月，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刘宏一病不起了。

朝臣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国祚的传承，于是纷纷上奏，请立太子。刘宏明知大限将至，却仍然不肯立刘辩。他思来想去，决定把年幼无依的刘协托付给一个人。

当然，此人毫无疑问是个宦官，因为除了宦官，刘宏压根就信不过别人。

这个宦官名叫蹇硕，是刘宏前一年刚刚设立的“西园八校尉”的首领，官居上军校尉。而日后叱咤风云、纵横天下的两大枭雄——袁绍和曹操，此时也都在八校尉之列，袁绍是中军校尉，曹操是典军校尉。

刘宏之所以在宫中设立八校尉，一来是为了加强中枢的警备力量，二来则是为了制衡何皇后的哥哥、当朝头号外戚——大将军何进。

当初把兵权交给何进，是为了对付黄巾军，所以要倚重这位大舅哥；现在让蹇硕制衡何进，则是为了扶刘协上位——因为何进是刘辩的亲舅舅，自然也是刘协上位的最大威胁。

弥留之际，刘宏召蹇硕入宫，把刘协郑重托付给了他。

蹇硕，人如其名，长得十分健硕。一般来讲，宦官由于缺少雄性激素，难免长得细皮嫩肉，可这个蹇硕却是宦官中的异类。史书称其“壮健，有武略”，也就是不光长得魁梧，还颇懂兵法和谋略。

是年四月十一日，灵帝刘宏在嘉德殿驾崩。一代奇葩天子终于完成了他的“昏君秀”，以贻笑万年的姿态尴尬谢幕，退出了历史舞台。

刘宏挥一挥衣袖走了，却给万千臣民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帝国，同时还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立储困局。

此刻，东汉王朝的政治死循环又一次神奇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一、天子早亡；

二、不管刘辩和刘协最终谁胜出，都是幼主即位；

三、幼主即位后，必然是母后临朝，然后就是外戚擅权；

四、幼主不甘大权旁落，联手对外戚发起反击，从而导致宦官乱政……

熟悉的画面，老套的剧情，历史仿佛又将重演。

外戚与宦官这对老冤家，在东汉中晚期的历史上斗了近百年，然而这一回，刘宏无意中留下的这个立储困局，却将成为他们最后一次对决的擂台，从而终结了上面这个死循环。

也就是说，在这场对决之后，历史就不打算再走“鬼打墙”的老路了。它准备徐徐翻过“东汉”这一章，然后以全新笔触，书写一个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百年乱世。

这个乱世的名字，就叫三国。

外戚与宦官的博弈

刘宏驾崩的当天，身负托孤重任的蹇硕就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他给何进发出了一个邀请，让他入宫共商国是。

此时的何进早已是热锅上的蚂蚁。皇帝驾崩之事他当然知道了，问题是他并不知道皇帝临终前有没有立下太子、立谁为太子。何进心急如焚，想赶紧入宫打探消息，所以接到蹇硕的邀请后，并未多想便匆匆入宫。

这一边，蹇硕已经埋伏好了刀斧手，给何进张开了一个大口袋，就等他往里钻。只要何进一出现，蹇硕一声令下，大局便可底定，然后蹇硕当天便可以拥立刘协登基。

可是，蹇硕万万没料到，他身边居然早就安插了何进的眼线。

此人名叫潘隐，是蹇硕手下的一个司马，与何进是故交。潘隐趁蹇硕不备，偷偷跑到宫门口等着，远远看到何进过来，便一个劲地朝他使眼色。

何进看到后，登时醒悟，慌忙掉头，策马从小道飞驰回营，然后立刻勒兵，火速进驻百郡邸（各州郡地方政府的驻京办）。何进选择在这个紧要关头勒兵至此，用意很明显，就是以武力胁迫天下州郡站在他这一边，共同拥立刘辩登基。

这是一场没有刀光剑影却又惊心动魄的较量。

蹇硕功亏一篑，何进先得一分。

刘宏驾崩的第三天，即四月十三日，何进便迫不及待地拥立刘辩登基了。随后，熟悉的戏码再次上演，何皇后升格为太后，临朝听政；何进作为外戚领袖，顺理成章地成为辅政大臣，与太傅袁隗共同辅政。

蹇硕失手后，自然是惶惶不安。他很清楚，何进现在一手掌控了朝政，接下来马上就会要他的项上人头。若想保命，单凭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跟其他宦官头子联起手来，才能跟何进拼死一搏。

思虑及此，蹇硕立刻给赵忠写了封密信，大意是：何进把持朝政，欲阴谋诛杀先帝左右，扫灭我曹，但因我手握禁军，故仍迟疑，眼下应立即封锁宫门，捕杀何进及其党羽。

在蹇硕看来，他和赵忠均为宦官，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想必赵忠没有理由拒绝他的提议。

然而，不幸的是，蹇硕这回又失算了。

要怪只能怪他命不好，绕来绕去总能碰上何进的人。

这回，是赵忠手下一个叫郭胜的宦官坑了他。此人是何进的南阳同乡，想当年，何进家里只是杀猪的，身份卑贱，想让妹妹入宫比登天还难，正是重金贿赂了这个郭胜，才让妹妹被选进了宫。此后兄妹二人节节高升，郭胜也没少出力。可想而知，这个郭胜跟何进才真的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况且现在何进兄妹又成了帝国最有权势的人，郭胜正等着他们涌泉相报呢，怎么可能帮蹇硕去对付何进？

所以，郭胜便劝赵忠隔岸观火，没必要蹚这趟浑水。

赵忠也想明哲保身，就依了他，然后为了消除何进的猜忌，还把那封密信转了过去，彻底把蹇硕给卖了。

何进看完信，不由连声冷笑。

几天后，还在苦等赵忠回信的蹇硕就被捕了，旋即人头落地，在这场殊死博弈中输得一干二净。同日，何进便把蹇硕的西园军并入了自己麾下，从而将内宫和外朝的所有兵权全都牢牢握在了手中。

完美！

做完这一切，何进忍不住都想为自己鼓个掌。

可很快就有人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别高兴得太早，如今朝中阉党横行，杀一个蹇硕远远不够，要做就做绝，把所有宦官全都干掉，斩草除根才能永绝后患。

想出这个主意的人就是袁绍。

袁绍，字本初，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商水县）人。此时，身为西园的中军校尉，他名义上是蹇硕的手下，可屁股其实早就坐到了何进这边。换言之，袁绍也是何进的人。假如蹇硕不是两个回合就死，而是继续跟何进过招的话，肯定也会被袁绍坑死，迟早而已。

没办法，这就是人脉的力量。

面对这个拥有强大朋友圈的何进，蹇硕长得再健硕也没用，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是一个坑接一个坑，直到被坑死为止。

这一点，临终托孤的灵帝刘宏，是无论如何都预料不到的。

其实，袁绍与何进能够做朋友，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众所周知，他们老袁家在东汉王朝那可是神一般的存在，古今史书说起袁绍必定会提到那个如雷贯耳的词：四世三公。

所谓三公，历代所指不尽相同，周朝是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秦朝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东汉则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可不管具体职务怎么变，“三公”都是位极人臣的代名词。

祖上有一两代人做过三公，就已经很牛了，而他们老袁家，居然有整整四代人位居三公：高祖父袁安在章帝时任司徒，曾叔祖袁敞在安帝时任司空，祖父袁汤在桓帝时任太尉，其父袁逢在稍后的献帝时任司空，而此时与何进同为辅政大臣的太傅袁隗正是袁绍的叔父，也算三公之一。因此，准确地说，老袁家是四代中有五个人都是三公。

这样的家世，当然是金光闪闪的存在，足以亮瞎世人的双眼。

据说，袁绍不仅家世好，颜值还很高，《三国志》就称其“有姿貌威容”。“姿貌”就是有风姿，有相貌，“威容”就是不苟言笑，看上去很酷，总之就是妥妥的霸道总裁范儿。

所以说，何进和袁绍，一个是炙手可热的国舅爷、大将军，一个是自带光环的“官五代”、高富帅，这样的两个人不玩到一块儿，那才是咄咄怪事。

何进听袁绍说要把宦官全都干掉，觉得未免太狠了，于是犹豫不决。毕竟，他们老何家本来只是杀猪的，能有今天靠的就是宦官，这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事，还真有点下不去手。

思来想去，何进找了个折中的办法：也别杀，也别留，把他们全部罢免，轰出洛阳不就行了吗？

何进找妹妹说了此事。何太后根本不听，理由很简单：宦官全轰走了，谁来伺候我？何进说找一些年轻的郎官来替补。何太后白眼一翻：你想什么呢？先帝刚走，你让我一个妇人成天面对那些男的，成何体统？

何进无言以对，想想也觉得不妥，只好退而求其次，决定先干掉几个平时比较嚣张的，杀鸡给猴看。

眼看何进磨刀霍霍，宦官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连忙找到何进的异母弟何苗，拼命用重金贿赂。何苗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就对太后说，大哥一心想除掉先帝左右的人，这是打算大权独揽，把您撇在一边，更是在危害社稷啊！

何太后深以为然，越发反对何进对付宦官。

没有太后的支持，何进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这场外戚与宦官的博弈顿时陷入了僵局，谁也奈何不了谁。

何进之所以迟迟不敢下手，表面上看是缺乏太后的支持，但真正的原因在于他对宦官始终心存忌惮。毕竟宦官跋扈已久，何进此前巴结他们都来不及，早就怕惯了，虽然现在大权在握，今非昔比，但长期养成的畏惧心理早已进入了潜意识，一时半会儿还真的难以消除。

袁绍看出了症结所在，就向何进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

事后来看，袁绍此计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馊主意，不仅间接害死了何进，还把东汉王朝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袁绍的计划是：召集四方猛将精兵，即刻入京，胁迫太后。

何进的心结就在于畏惧宦官，自己不敢动手，现在一听袁绍之计，顿时就有了底气，遂欣然赞同。

此时，何进手下的主簿陈琳（“建安七子”之一）却一眼看出，这个计划很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于是极力反对。

陈琳不愧是文豪，一张口就文采斐然。他说：“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烘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耳！”（《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琳这番话不仅是文采好，而且判断非常准确：正是袁绍的这个馊主意，召来了野心勃勃的董卓，才导致引狼入室、太阿倒持的混乱局面，从而引发了一连串极其严重的后果。

可是，何进还是觉得袁大公子的主意好，压根不想听陈文豪说什么。

当天他就下令，征召董卓（时任并州牧）率兵入京，同时还命驻扎在洛阳附近的丁原、王匡、乔瑁等几支兵马，从各个方向逼近京师，要给太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兵谏。

董卓在前一年年底大赦出狱后，被朝廷派去征讨凉州的边章、韩遂叛乱。当时朝廷总共派了六路兵马，结果其他五路全被打败，唯独董卓耍了点小计谋，愣是从羌胡大军的包围中逃出生天。虽然仗没打赢，但别人都被包围歼灭，只有他全身而退，刘宏感觉还挺欣慰，就从矮个子里头拔将军，升他为前将军，稍后又迁并州牧。

以董卓的职场履历和综合素质来看，按说做到“并州牧”这样的封疆大吏就该到头了，没想到何进竟然送给他这么一个干预朝政，乃至入主中枢的机会，董卓自然是喜出望外，立刻率部直扑洛阳。

在他看来，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还准确砸中了他。

董卓不知道的是，砸在他头上的这块馅饼，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而且异常昂贵，贵到他承受不起。

洛阳这边，感觉危在旦夕的宦官们加紧了对何苗的银弹攻势。何苗拿钱拿到手软，就赶紧找到何进，劝他说：“当初咱们一起从南阳来，以贫贱之身凭借宦官而富贵，如今社稷多难，一旦发生变故，覆水难收，请大哥三思，与宦官们言和吧。”

听了这番忆苦思甜的话，何进不觉又心软了。

此刻，董卓已经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距京师仅两百多里。何进赶紧以皇帝名义下诏，命他就地驻扎，听候调遣。

董卓拒不奉诏，继续进军，兵锋直抵洛阳西郊。何进派来的使臣拼命阻拦，以死相抗。董卓考虑到眼下局势不明，贸然跟何进翻脸恐非上策，才不得不后撤了几里地，暂驻洛阳西南方的夕阳亭。

袁绍见何进又动摇了，顿时火起，指着他的鼻子大吼：“眼下交锋之势已成，对决之形已露，你还在等什么？若不早做决断，事久必定生变，你难道想做第二个窦武吗？！”

窦武是桓帝时的外戚，桓帝死后扶立刘宏即位，有定策之功，与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势同水火，最后发展到兵戎相见，窦武落败身死。

把窦武都搬了出来，足见袁大公子已经忍耐到了极限。眼看友谊的小船就要打翻，何进痛下决心，马上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授以调兵符节和当机决断之权。

干吧兄弟，啥也别说了！

紧接着，何进就追发了一道军令，命董卓即刻入京，进驻洛阳的演武场，然后派人把这消息送给了太后，正式摆出了逼宫的架势。

太后一看大哥这回来真的了，顿时慌了神，只好发下懿旨，将所有中常侍和小黄门全部罢免，遣返原籍。

次日一早，所有宦官全都跪倒在了将军府门口，一个个哭天抢地，如丧考妣。袁绍一看，呵呵，这帮龟孙，居然自动送上门来了，那还等什么？

杀吧。袁绍指着门外那一大片黑压压的人头，对何进说，就地解决，一个不留！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屠夫出身的大将军，居然在这最为紧要的关头，再次流露出了不合时宜的心软。他用沉默拒绝了袁绍，然后走到门口，语重心长地对众宦官说：“天下舆论汹汹，都认为诸君是朝廷的祸害，如今董卓大军转眼就到，诸君何不早做打算，各回故乡呢？”

这一刻，何进看上去很仁慈，周身似乎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可是，权力斗争从来都是铁血无情的，除非你从一开始就不碰政治，不去沾染权力这种东西，否则你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权力的游戏中，注定没有仁慈的位置，也容不下其他人性的光辉，你如果玩到一半忽然心生恻隐，那就是破坏了游戏规则，只能出局。

何进好像不明白这些道理，所以这一天，袁绍很失望。

在他看来，把这些宦官赶回老家是没有用的，他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只有让他们全部脑袋搬家，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为此，袁绍不得不亡羊补牢，连夜以何进的名义给各州郡发函，命他们将所有回到原籍的宦官全部逮捕，外加他们的家人。

至于逮捕后怎么做，袁绍相信各州郡的地方长官都懂的，无须明说。

张让有个养子，娶的老婆正是何太后的亲妹妹。到这时候，张让也顾不上这张老脸了，扑通一下跪在儿媳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求她跟太后说情。然后，儿媳妇就跑进宫里跟姐姐哭诉，捎带提醒了一下，说当初她险些被废，还不是多亏了宦官才保住富贵？

何太后一听，是啊，这种事要是传开了，天下人岂不是要戳我的脊梁骨，骂我恩将仇报？

于是，太后收回成命，让宦官们各回原职，一切照旧。

何进得知后，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这些日子，他为了宦官的事情左右为难、大费周章，就是想在解除他们权力的同时，尽力保他们性命。结果倒好，折腾了这么久，现在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宦官们一根毛都没掉，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别说在袁绍那儿他的脸没处搁，光是这口恶气何进自己就咽不下。

这日午后，何进火急火燎地来到太后所居的长乐宫（又称南宫），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太后：这回必须把所有中常侍全部诛杀，没商量！

此时的何进，一气之下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低级错误：他竟然忘了，太后的身边都是宦官，里头一定会有张让的耳目。

所以，他对太后发出的这个最后通牒，片刻后就进入了张让的耳中。

“抄家伙吧。”张让平静地对手下的宦官说。

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这一天，是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八月二十五日。何进并不知道，这一天便是他的忌日；而自以为胜券在握的张让同样不知道，这天也是他的忌日。

不仅如此，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竟然是身在洛阳的两千多名宦官的共同忌日！

“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

不久前在洛阳坊间流传的这则预言，将在今夜变成现实。

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

夕阳西下，暮色徐徐笼罩长乐宫。

张让带上几十个刀斧手，埋伏在了嘉德殿旁。

稍后，何进出了太后寝殿，没走多远，便有小黄门追了上来，说太后有旨，请大将军再到嘉德殿议事。

按理说，何进刚刚从太后那儿出来，太后马上又召他移步嘉德殿，这事怎么看都有些蹊跷，何进如果足够警觉的话，这会儿就该赶紧往宫外跑了。

可是，他居然毫无疑心地跟着小黄门走了，就这么无知无觉地走向了自己的终点。

脑子是个好东西，出门忘带就没办法了。饶是何大将军的朋友圈再强大，这时候也鞭长莫及救不了他了。

嘉德殿前，秋风呜咽，暮色渐浓。当何进慢慢走过来，张让的脸也从黑暗中缓缓浮现。

何进浑身一震，猛地刹住了脚步。

然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张让的声音鬼魅般飘了过来：“大将军，天下大乱，难道只是我等的罪过？想当初，皇上险些废黜皇后，是我等苦苦求情，每人拿出千万资财献给皇上，才消了皇上的气。我们这么做图什么？还不是为了把身家性命托付给大将军？而今你居然想屠灭我等，是不是欺人太甚！”

话音刚落，还没等何进做出反应，埋伏在暗处的宦官们便一拥而上，几十把刀剑同时砍了下来……

何进入宫时，其副将吴匡、张璋带着一队卫兵等在宫外，一直等到入夜，才听宫中传出何进已死的消息。两人又惊又怒，带兵要杀进去，但宦官早已关闭宫门，严阵以待。两人只好去搬救兵。

片刻后，时任虎贲中郎将的袁术率大队人马赶到，与吴匡一起火烧青琐门，准备攻进去诛杀张让。袁术是袁绍的异母弟，虽然这哥儿俩后来各自拥兵，割据一方，成了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但目前还是一致对外的。

外面杀声震天，张让知道宫门迟早会被攻破，便挟持太后、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及部分官员，从复道逃往北宫。当时的洛阳有两座皇宫，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中间以凌空飞架的双层长廊相连，类似于现在的过街天桥，当时称为“复道”。

风闻南宫生变，时任尚书的卢植立刻持戈前来救驾，恰好看见张让一行在复道上仓皇北窜，遂仰面怒斥。张让顾着逃命，觉得手里有少帝和刘协就够了，带着太后反倒累赘，便不再管她。何太后连忙从窗口跳下，被卢植等人接住，这才逃过一劫。

就在袁术进攻南宫的同时，袁绍与何苗也正率兵攻打北宫。

赵忠身在北宫，事变一起，慌忙从朱雀门出逃，恰好在此撞上袁绍，遂被乱刀砍死。稍后，吴匡赶来与袁绍会合，一看到何苗，顿时怒火中烧。他知道，这小子跟宦官一直勾勾搭搭，现在何进被宦官害死，这小子八成也有份，于是不由分说，顺手把何苗也给砍了。

何苗之前不知收了宦官多少贿赂，可惜钱都还没捂热，人头就先落地了。

钱在银行，人在天堂，人生的荒谬与悲哀莫过于此。然而，假如有机会从头来过，他就会收手吗？恐怕很难。西谚有云：财富就像海水，喝得越多就越渴。其实何止是财富，权力、地位、名望、美色，凡是这个世界上稀缺的东西，都具有让人欲罢不能的上瘾特征。拥有再多，你都不会嫌够。试问世间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够看透？

袁绍占领皇宫后，下令关闭所有宫门，开始了一场地毯式搜捕，对象当然是所有人都切齿痛恨的宦官。

这场大搜捕整整持续了两天，实际变成了一场大屠杀。

士兵都杀红了眼，见到面白无须的劈头就砍，可怜许多没留胡子的年轻官员就这么成了冤死鬼。估计有些脑子比较灵光的，这种时候就只能脱下裤子“验明正身”，才能自证清白了。羞耻心固然重要，但和性命相比，还是可以退居其次的。

两天时间，袁绍一共杀了两千多人。其中虽有误杀，但绝大部分应该都是宦官。

张让一行从南宫逃出后，四处东躲西藏，到了次日黄昏，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劫持着小皇帝和陈留王从洛阳东北的谷门出逃，朝黄河渡口的方向奔窜。

京师一片混乱，公卿百官自顾不暇，只有卢植和一个叫闵贡的官员到处寻找小皇帝。他们循着蛛丝马迹一路追踪，终于在这一天深夜时分，于黄河渡口追上了张让一行。闵贡拔剑怒斥张让，命他自我了断，否则就宰了他，然后还杀了旁边的几个宦官给他看。

张让绝望了。他颤颤巍巍地跪倒在小皇帝面前，磕了几个头，说：“臣这就去死了，陛下保重。”说完，就领着剩下的几个宦官一起跳进了黄河。

宦官这个可恨又可悲的“物种”，在东汉王朝跋扈了将近一百年，至此终于灭绝。不过，这只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秀下限”，也是第一次大规模地祸乱朝政。后来的许多朝代，宦官这个特殊群体还将一次又一次卷土重来，不仅深入地干预朝政，骑在文武百官头上作威作福，而且掌握了生杀废立的大权，把许多皇帝玩弄于股掌。最典型的就是中晚唐，其次是明代的中后期。

有人说，宦官是由于生理残缺，才导致了心理变态。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宦官乱政”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绵延不绝、阴魂不散，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惹的祸。在皇帝制度下，宦官作为内朝、后宫的行政和服务人员就不可或缺。既如此，这个群体就最有机会接近、染指，乃至窃取中枢大权。要防范或斩断宦官的弄权之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从历史上看，后来的宋代、清代同样少不了宦官，但宦官乱政这种现象却几乎绝迹。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朝代在立国之初，就汲取了前朝的深刻教训，对宦官这个群体从编制人数、官阶高低、权力大小等各方面进行了明确而严厉的规定，让他们即使身在内宫也没有机会觊觎中枢，更无从干预朝政；同时，把权力的天平适当朝文官倾斜，最大限度地与宦官形成制衡。

一言以蔽之，对付宦官的最好办法就是：“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宋史·宦者传序》）

说白了，宦官在历史上屡屡作妖，绝不仅仅是由于生理残缺或心理变态，根本而言，还是制度的残缺，才导致了历史的变态。

话转回来，找回小皇帝后，卢植和闵贡分工：卢植先回洛阳，去通知百官前来接驾；闵贡扶着小皇帝和陈留王，在黑夜中跌跌撞撞往回走。

一路上，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借助路旁草丛中萤火虫的微光。走了几里路，好不容易找到一辆牛拉的板车，累得快虚脱的三个人终于缓了口气，然后又老牛拉破车地走了大半夜，才到了邙山北麓一个叫雒舍的地方。

天亮时分，闵贡找了两匹马，一匹给小皇帝，他和陈留王共骑一匹。走了一会儿，才碰上一些惊魂未定的官员陆陆续续前来接驾。

当众人走到邙山南面的山脚下时，前方突然传来汹涌杂沓的马蹄声，滚滚黄尘中出现了一支军队。

小皇帝刘辩被折腾了两天两夜，本来就已濒临崩溃，此刻见大兵又至，顿时吓得号啕大哭——在这个飘荡着血腥味的早晨，少年天子的哭声蓦然响起，听上去就像是在给一个朝代送终。

远处，一马当先飞驰而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董卓。

数日前，董卓接到何进的最后一道军令，是让他进驻洛阳的演武场。董卓立刻发兵，可刚到城西的显阳苑，就接到情报，说京师乱套了。董卓立刻勒马，不再前进。在形势未明朗之前，他决定保持观望。毕竟这一趟，他本来就不是来拯救社稷的，而是打算鹊巢鸠占。

昨夜，情报再次传来，说何进被宦官干掉了，而宦官又被袁绍、袁术兄弟干掉了，然后张让劫持小皇帝从谷门逃出了城。

董卓笑了，这就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现在，只要把小皇帝接回来，牢牢攥在手上，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独揽朝政、号令百官了。

董卓人在城外，之所以连续得到准确情报，要归功于他的弟弟董旻。此人就在朝中，时任奉车都尉，是皇帝的侍从官，自然对宫中和整个京师的情况了如指掌。

此刻，小皇帝身边的官员们都知道，董卓来者不善，便替小皇帝发话道：“陛下有旨，让你退兵。”

董卓冷笑：“诸位身为朝廷大臣，不能匡扶王室，致使国家动荡，凭什么让我退兵？”说完，懒得再理这些人，径直走到刘辩面前，询问事变经过。

刘辩早已是惊弓之鸟，语无伦次，说了半天也说不明白。董卓翻了翻白眼，又问一旁的刘协。没想到，这小家伙比他哥镇定多了，一五一十说了变乱经过，几乎没有遗漏。

董卓颇为惊喜，不禁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个年仅九岁的陈留王。

就是在这一刻，董卓内心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决定废掉刘辩，拥立刘协为帝。

于是，从这一刻起，刘协的命运就被彻底改写了。很快，他就将作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天子，开始他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帝王生涯，从此活在悲哀和屈辱的历史中。

诡异的是，刘宏临死前最大的心愿，蹇硕没能实现，董卓却帮他实现了。

倘若九泉之下有知，刘宏想必会很欣慰。但是，假如知道刘协后来的一生会过得那么郁闷和凄惨，刘宏又该作何感想呢？

董卓入京：三国时代的零点

何进和宦官交战，然后同归于尽，最后反而让董卓摘了桃子。这个结局让很多人不爽，最不爽的非袁绍莫属。

当董卓带着他的西凉军，簇拥着少帝大摇大摆地回到洛阳时，有人就劝袁绍说，趁姓董的初来乍到，立足未稳，赶紧把他干掉。

可是，尽管恨得牙痒，袁绍却不敢动手。杀宦官他眼都不用眨，可对付董卓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京城的人都在传，说董卓这回带来的西凉兵皆为精锐，且人数众多，他袁绍岂敢轻举妄动？

可是，袁绍并不知道，他和所有人一样，都被董卓忽悠了。

董卓真正的人马，只有区区步骑三千，而袁绍等人得到的情报，不过是董卓玩的一个障眼法。他自忖这点兵力，震慑不住袁绍这帮人，于是就每隔三五天，让一部分士兵在半夜溜出城，第二天早上再大张旗鼓地进城，以此营造一种兵多将广的气氛。

结果，这么一个小伎俩，就把袁大公子和满朝文武全给蒙了。

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时间长了肯定露馅。所以很快，董卓就以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兼并了何进、何苗的部众。然后，他目光一转，又盯上了丁原。

丁原，时任武猛都尉，之前与董卓一样，也是奉何进之命来到洛阳的，麾下有一帮精兵猛将。其中有两名虎将，在日后可谓大名鼎鼎。

他们就是吕布和张辽。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人，弓马娴熟，英武骁勇，很早就在并州一带闯出了名头，江湖人称“飞将”。这可是西汉名将李广的称号，没有足够的江湖名望，是戴不上这顶高帽的。时任并州刺史的丁原十分赏识吕布，就将他招入麾下，引为亲信。

董卓对付丁原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暗中找到吕布，劝他反水，干掉丁原，然后带着所有人马跳槽过来。具体董卓是怎么说服吕布的，史书无载，不过，无论古今中外，挖人的套路都差不多，无非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再诱之以利。

《三国演义》走的就是这个套路。罗贯中在第三回里说，董卓有个部将叫李肃，是吕布同乡，自告奋勇去挖吕布。他牵上赤兔马，外加“黄金一千两、明珠数十颗、玉带一条”登门拜访，然后用一番“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见机不早，悔之晚矣”的老套说辞，轻而易举地策反了吕布。

这一幕写得绘声绘色，只不过是虚构的。

其实，不管什么套路，猎头要想成功挖人，后面都是要有企业实力背书的。而在当时，董卓的影响力和实力都要远远大于丁原。所以，吕布没有过多犹豫，就干掉了丁原，带着部众集体跳槽了。

张辽就是在这时候跟着吕布一块儿跳槽的。

张辽，字文远，雁门郡马邑县（今山西朔州市）人，先祖是聂壹，就是汉武帝时著名的“马邑之谋”的策划者。因躲避仇家，聂氏一族后来改姓为张。三百年后，张辽出生。他和吕布一样，勇武过人，也是在丁原当并州刺史时投效的。

转投董卓后，张辽始终无所施展，后来跟着吕布也不得志。直到吕布被曹操击败，张辽降曹后，才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日后曹操讨伐袁绍、北征乌桓、守卫合肥等战役中，张辽均立下了赫赫战功。

董卓不费吹灰之力就吞并了丁原的部众，还得到吕布这员虎将，不由大喜过望，马上封吕布为骑都尉，还认他做了义子。

说到董卓认吕布做干儿子这事，我们就要顺便为吕布说几句话。众所周知，吕布在《三国演义》里经常被骂作“三姓家奴”，意思是吕布本来是吕家人，后来做了丁原义子，其后又做了董卓义子，而且先后把两个干爹都干掉了，实在不是人。

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上，丁原从未认吕布做义子，只是对他“大见亲待”而已。既然缺了中间这一环，所谓三姓家奴就不能成立了。

当然，罗贯中给吕布起这个绰号，用意是塑造反面人物的性格特征，抨击见利忘义的丑恶行为，弘扬忠孝仁义的正能量。这都无可厚非，只是作为读者，我们还是要懂得辨别文学与历史的异同。所以，说吕布薄情寡义、轻于去就、做人没底线肯定是没错的，可把他说成“三姓家奴”就属于夸张的文学手法了。

经过一连串腹黑操作，董卓真的变得兵强马壮了。他踌躇满志，觉得是时候会会前不久那场政变的总指挥——袁绍袁大公子了。

他把袁绍请到府上，开门见山道：“天下之主，应立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慨！陈留王看上去还不错，我打算立他，想必强过刘辩吧？当然了，人总有小时候聪明，大了却变愚笨的，不知他将来如何。但姑且先立他吧，如果他也不行，那刘氏的种，就没必要留了。”

在中国古代，历来权臣废立皇帝、弄权篡位，一开始都是要扯点遮羞布的，可董卓却异常生猛，一上来就赤裸裸地亮出底牌，分明已经把大汉朝廷视为囊中之物，也分明没把眼前这位家族“四世三公”的袁大公子当回事儿。

他的意思明摆着：把刘协扶上去做傀儡，由他董卓独揽大权，必要时甚至可以把汉家的招牌换成他董家的，而你袁绍是敌是友，就看你今天怎么接这个话茬儿了。

袁绍向来自视甚高，岂能被他一介武夫摆布？于是毫不示弱，坦然接招：“汉家君临天下四百年，恩泽深厚，兆民拥戴。当今天子尚幼，未有不善宣于天下，你想废嫡立庶，也得问问天下人答不答应。”

董卓没料到袁绍敢正面硬㨃，遂手按剑柄，厉声道：“你小子竟敢如此？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你以为董卓的刀不够锋利吗？”

袁绍也拍案而起：“天下豪杰，难道只有你董卓一人？”说完拔出佩剑，横在当胸，一副跟董卓拼命的架势。

两人无声地对峙了片刻，谁也不敢贸然动手。然后，袁绍就在董卓凶悍的目光中扬长而去了。

董卓虽然骄狂，但并未失去理智。他知道，袁氏一族在洛阳叶大根深，在朝野更是一呼百应，如果今天杀了袁绍，后果恐怕难以预料。

所以，这口恶气，他只能忍了。

有道是一山不容二虎，对袁绍来讲，既然跟董卓撕破了脸，那洛阳铁定是待不住了。几天后，袁绍就把自己司隶校尉的印信挂到了洛阳东门的城楼上，然后亡奔冀州。

袁绍一走，董卓最后的顾虑就消除了。九月，他大会百官，以最高领导人的姿态发表讲话：“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

百官惶恐，没人敢吱声。

董卓扫视了众人一圈，又接着说：“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剑，今日亦同。有敢抗议者，皆以军法从事！”

他说的这个典故，是当年汉昭帝早亡无子，辅政的霍光立了昌邑王刘贺为帝，没想到刘贺的品行糟糕透顶，霍光就召集百官开会，打算废了他。当时，霍光的副手田延年就在一旁拿剑恫吓，把百官吓得面无人色。

此刻，董卓搬出这个故事，虽属东施效颦，但震慑效果是一样的——群臣一听，越发震恐，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

只有卢植站了出来，说：“从前太甲在位，昏庸不明；昌邑王行事，罪过千百，这才有伊尹、霍光废立之事。而今天子尚幼，行无失德，非前事可比。”

董卓大怒，拂袖而去。

当天，董卓就放话要杀了卢植。有人赶紧替卢植说情，这个人就是蔡邕。当初他被流放朔方，之后几经波折，长期流落天涯。不久前董卓召他回京，想利用他名士的身份点缀新朝廷。蔡邕自然是婉言谢绝。董卓就让人给他捎了一句话：“我喜欢灭人九族。”蔡邕吓得一个激灵，马不停蹄就赶到了洛阳。董卓很满意，三日内给他连升了三级。

除了蔡邕，议郎彭伯也站出来劝谏：“卢尚书乃海内大儒，四方仰望，倘若今日诛之，恐令天下震骇。”

董卓觉得有理，新朝不宜给人血腥印象，何况要杀一个小小的卢植，也不急在这一时，于是收回成命，只罢了卢植的官。

卢植对朝政彻底失望，次日便告老还乡了。不久，心有不甘的董卓就派杀手一路追到了他的家乡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可是，杀手们扑了个空，因为卢植早已偕家人逃到长城外的上谷（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隐居去了。

仅仅过了一夜，董卓就再度召集百官。这一次，大殿上多出了三个人：刘辩、刘协、何太后。公卿们心知肚明：变天的时刻到了。

董卓亲自宣布，废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这一刻，何太后哽咽不止，群臣心中一片悲怆。然而，已经没有人敢开口说话了。

于是，年方九岁的刘协正式登基，是为汉献帝。

至此，原本就已垂垂老矣、奄奄一息的大汉帝国，终于陷入了不可逆的深度昏迷之中。此后的几十年，只是苟延残喘、名存实亡罢了。

所以，刘协登上帝座的这一刻，基本上可以视为三国时代的零点。

九月初三，也就是刘辩被废的第三天，董卓就用鸩酒毒死了何太后。

十一月，董卓自立为相国，同时享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礼遇。

这三项待遇，是历代权臣的专属特权：赞拜不名，就是大臣觐见皇帝时，赞礼官不直呼其姓名，只称官职；入朝不趋，就是上朝的时候，不必按礼制规定的那样小步快走；剑履上殿，就是可以带着佩剑、穿着鞋子上殿。

权臣也分“跋扈”和“非跋扈”两种，对前者而言，当这三道光环加身的时刻，距离篡位称帝、改朝换代也就一步之遥了。至于这一步要不要跨过去，通常取决于这个权臣想不想，而非取决于龙椅上的皇帝让不让。

这一年冬天，风雨飘摇的帝都洛阳成了董卓和西凉军的游乐场。这些长年戍边的大兵从没住过这么繁华的都市，从没见过这么多漂亮的女人。所以他们一下子就疯了，掳掠财物，强奸妇女，如入无人之境。无论是市井小民还是皇亲国戚，只要是他们看上的，无一幸免。

那些日子，洛阳的居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

在这个世界上，道德与文明从来只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而人性深处隐藏着无穷的欲望和暴力。哪一天，窗户纸被刀枪捅破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野蛮人。

所以，以文教立国的大汉王朝，到头来，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帝都沦为一座暴力与恐怖之城。

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当何进与宦官交战、董卓与袁绍撕破脸皮、整个洛阳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日后的三国一哥曹操又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呢？

他当然在洛阳，不过并不显山露水。

当各色人等乱哄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曹操一直在观察，在思考，同时也在耐心蛰伏，在等待机会。

《周易》说“亢龙有悔”，所以何进、蹇硕、张让、赵忠等人，一个个身居高位，自吹自擂，结果一个个都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袁绍，一口气杀光了所有宦官，结果一扭头差点死于董卓刀下。

董卓后来居上，最为嚣张，但是很快，他也将死得比谁都难看。

《周易》还说“潜龙勿用”。这个阶段的曹操，大致可以用这四个字概括。他实力尚弱，人微言轻，所以只能远远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冷眼旁观那些刀光剑影，静静等待一个最合适的上场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