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郡（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贞元九年（793年），柳宗元中进土，任蓝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顺宗即位后，他参与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官至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失败后，他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改任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却因病在柳州去世。 《河东先生集》，存作品六百多篇，包括诗文两部分。其中，有近百篇是骈体文，其他均为古文。论说文属散文的重要部分，一部分反映柳宗元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天说》、《天对》、《非国语》等，对宇宙本源、自然界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等问题，都作出了唯物主义回答，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柳宗元以这种无神论历史观，来考察一切礼乐刑政，在《时令论上》、《断刑论下》等文中，猛烈抨击那些以神学迷信作掩饰的观点和做法。然而，其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对某些问题的解答，尚存有不可知论和偶然论。著名的《封建论》中，柳宗元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作了细致分析，提出统治者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重要见解，批判了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谬论，以及企图恢复分封制的倒退思想。  柳宗元的论说文，还反映出他的文学主张。他主张文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崔黯秀才书》等文中，反复申明了这一观点，突出“道”在文章中的主导地位。柳宗元的“道”，与韩愈的封建道统不尽相同。《答吴武陵论非国语》指出：“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说明“道”要切合实际事物的客观存在，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寄杨京兆凭书》等文，进一步指出“道”应有益于生民。因此，他主张文须“有益于世”（《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强调文章的社会功用。在艺术形式方面，柳宗元反对片面追求辞采、声律的倾向，说：“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同时，他也反对忽视艺术，不重文采的倾向，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指出：“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柳宗元还注重向前人学习，尤其推崇先秦两汉文章，主张广泛继承，博取广纳。对于初唐时反对齐、梁遗风的陈子昂，他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柳宗元的诗歌理论较少，但与散文理论完全一致，强调“兴寄”，强调“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的创作动力。柳宗元的诗文理论，体现出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除论说文外，寓言和山水游记，也是柳宗元最富创造性的两类文章。柳宗元继承先秦诸子散文以寓言设譬的传统，进一步把寓言发展成完整独立的短篇文学，形象生动、短小警策、寓意深远，对现实社会的丑恶现象多有讽刺抨击，《三戒》、《蝜蝂传》等为代表作。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对郦道元《水经注》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其中以“永州八记”最著名。这些游记，均写于作者被贬谪永州以后，不仅再现了山水美景，而且联系个人遭遇，将怨愤抑郁倾注于观赏对象之中，形成了独特风格。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标志着我国游记文学的成熟，被后世奉为楷模。柳宗元的传记文、骚赋等，也有许多优秀作品，如《段太尉逸事状》、《捕蛇者说》、《囚山赋》、《吊屈原文》等。 柳宗元的诗，一百四十余首，大部分为贬谪后作。诗中抒发作者悲凉抑郁的情怀，和不少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著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表现了离乡别友的悲苦，和对恶劣处境的忧伤心情。《哭吕衡州》、《哭凌员外》等，在对朋友的伤悼中，流露出理想不得实现的伤感。其他如《跤乌词》、《笼鹰词》、《古东门行》等，都是对现实政治进行讽刺、抨击的作品。柳宗元的诗，对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等多有继承，但又丰富多彩，自成一家。 柳宗元的作品，在当时很受世人重视。韩愈赞：“玉佩琼琚，大放厥词”（《祭柳子厚文》）。后来的评论家，也给予充分肯定，但在评论时，多以韩、柳对比，或扬柳抑韩，或扬韩抑柳，颇见分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