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肖姗姗 成博 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三十年前，余秋雨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孤身一人从西北高原开始，系统考察中华文化重要遗址。《文化苦旅》便是他在考察沿途所著，之后这部著作风靡全球华文读书界，成为几代人传统文化启蒙读本。

余秋雨的散文，呈现出一种学术著作无法呈现的另类基调，他有着深切的人生体验，更是走遍了中国和世界，深知中国的穴位何在，中国人的魂魄何在。白先勇曾这样评价：“诗化地思索天下。”他笔下的“诗化”灵魂，是“给一系列宏大的精神悖论提供感性仪式”。

如今，该书已出版30年，为纪念，余秋雨特别作新序，与读者一起重温经典。

《文化苦旅》三十年序

《文化苦旅》出版已经三十年了。今天这一版，带有纪念性质。

三十年来，这本书的印刷量，实在无法统计。东方出版中心、中信出版社、中华书局、长江文艺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等等很多出版机构，都先后出过。作家出版社介入此书较晚，好像是初版二十几年后的事了，照理高波已过，但也很快给我颁授了《文化苦旅》丛书发行450万册的“超级畅销书纪念奖杯”。其实，这还只是在说正规渠道。有趣的是，经常有不少重要人物拿出早已读旧了的这本书要我签名，我一看，几乎都是盗版。据有关部门早年的调查，此书的盗版本，是正版的整整十八倍。

面对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体，我为自己作为一个华文作家而深感自豪。沧海星辰般的黝黑眼神，注视着自己笔下流出的那一些汉字，这是世上其他文字的写作者无法想象的盛景。

然而这种自豪又牵连出了一种心理亏欠：我一直没有把这本书的“背后故事”告诉读者。以前总认为文本就是一切，文本之外的事情即使再重要，也只该藏在作者心底。现在看到几代读者超常的热情，就明白自己不必那么矜持。那些重要的“背后故事”其实也是《文化苦旅》的一部分，很多读者可能都愿意听听。

“背后故事”可分三段来讲。

第一段：苦心远旅。

我年轻时，经受了社会思潮的剧烈转折。先是面对长久的极左封闭，我冒险写出了一系列论述世界人文科学的著作与之对峙。这个规模不小的基础工程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了极高的社会评价，我也因此被推举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还担任几所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本来，我很可以在这样的位置上延续风光，安适度日，却遇到了一个精神裂谷。

原来，改革开放引发了全方位的对比性反思，而当时的中国确实还处处贫困，又随时可见政治运动所遗留的伤痕。在这种情况下，海内外某些群落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整体质疑，“丑陋的中国人”、“民族的劣根性”等等论调不绝于耳。

反思是必要的，说一些过头的话也很正常。但是，当贬斥的对象扩大为一个庞大族群的整体，那就违反了我对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宏观思考的基本理智。

就在这时，我读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中国的论述。罗素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中国考察，当时的中国，备受欺凌，一片破败，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这位哲学家却说：

进步和效率使我们富强，却被中国人忽视了。但是，在我们骚扰他们之前，他们还国泰民安。

白种人有强烈的支配别人的欲望，中国人却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正是这一美德，使中国在国际上显得虚弱。其实，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自豪得不屑于打仗，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不管中国还是世界，文化最重要。只要文化问题能解决，无论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我都接受。

说实话，读到“在我们骚扰他们之前，他们还国泰民安”时，我有点鼻酸。因为这个判断恰恰来自于那个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国家，这个论点重新描绘了历史图谱。

其实罗素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多，却显现出如此公平的见识。这种态度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催促我必须为自己的文化做一点事。

于是，我决定摆脱已有的名誉地位，辞职二十三次终于成功，单身来到甘肃高原。当时宣布的目的是“穿越百年血泪，寻找千年辉煌”，而我内心的目标却更加艰深，那就是让中国人找到“集体文化身份”。这件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没有做，因此使那场运动比不过欧洲的文艺复兴。

若有可能，我还想在文化考察中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罗素说“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要说服自己和别人，理由必须感性、具体的，而不能用套话、大话自欺欺人。因此，我独自在沙漠里行走，去寻找一个个伟大的遗址。而且，首先必须是文化遗址，因为罗素说了，“文化最重要”。

寻找遗址，就像拉着一批批不信任我们的人来到曾经发生过事情的现场，用实地、实景、实迹，让他们不能不驻足。

多数遗址一定已经荒落，那就给过去的伟大加上了悲怆。悲怆的伟大更加伟大，因为它们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我会在伟大和悲怆之间不断掂量，看看有哪些遗址还能让今天的中国人心头一热。

当时，多数同行都拥挤在出国、升职、下海的闸门口，而我却背过身去，成了一个“逆行者”，披着一件薄棉袄，穿着一双旧胶鞋，在无人的荒野间细细寻觅。

终于，在一间间乡村小旅馆，我用竹竿圆珠笔开始记述。一些今天的读者非常熟悉，而当时的读者大多陌生的地名，如都江堰、鸣沙山、莫高窟、西域喀什、上京龙泉府、黄州赤壁、青云谱、承德山庄、宁古塔、平遥票号、天一阁、岳麓书院、西江苗寨等等，一一郑重地出现在我的笔下。

随之，拜水文化、西域文化、异族文化、魏晋文化、石窟文化、流放文化、晋商文化、藏书文化、科举文化、书院文化、两难文化、废墟文化等等，也逐一被勾勒。与这些文化相关，我又恭敬地请出了许多飘渺的身影。

这些地点，这些文化，这些身影，以前虽然也有史籍论及，但几乎都没有被完整地描述过。这也就是说，我完成了一次首创意义上的“文化踩点”。这些点，埋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穴位。

我在寻找这些点的过程中，往往既惊讶，又含泪。相信多数华人读者也会有近似的心理反应，因此我写作时采用了一种心灵对话的诗化文体。唯有诗化，才能把历史、遗址、作者、读者一起带入一种难舍难分的至美境界。

这就可以进入“背后故事”的第二段了：意外轰动。

当这些在小旅馆写的文章以《文化苦旅》的标题在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发表并出版后，形成了远远出乎意料的轰动。上文已提到惊人的印刷量，那还是指大陆，而更让人诧异的，是全球华文世界的超常热情。

特别是台湾地区，当时与大陆还有重重隔阂，互不了解，但这本书却把隔阂全部穿越了。据著名诗人和出版家隐地先生说，《文化苦旅》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本岛的家家户户”。《文化苦旅》中的文章还被收入了当地教科书，这对大陆作者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突破。在年轻人中间，则兴起了一种时尚，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一群台湾作家还以这个书名出版了专著。

写作《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柏杨先生在台北见到了我，一见面他就说：“两个字，羡慕。羡慕你以大规模的文化遗迹考察，重新定义了中国人。”

重新定义了中国人，这件事当然远远超出了文化界，影响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重要人物。例如，制造芯片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先生写了自传，专请我写序言；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和夫人的“破冰之旅”记述，也邀我写序言。

此外，一些华人聚居的国家也一次次邀我演讲，每场都人满为患。李光耀先生说，二十世纪后期海外华人重新对中华文化产生感动，主要是因为这本书。

这些盛况并没有让我得意，却让我强烈感受到了各地华人的心理饥渴。他们本来也有很多书可读，却一直期待着有人能用千年实证，唤起长埋心底的生存尊严。而这种生存尊严，就是能够超越种种隔阂的文化。

因此，我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我顺势应邀到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演讲“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本性”，又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演讲“中华文化的八大长寿基因”。这些演讲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甚至成为联合国网站的“第一要闻”。

这样的势头必然会触犯到国际间的某种势力，于是就有“背后故事”的第三段了：风波来去。

让世界各地华人找到了“共同的精神遗址”，这对那些靠着对立来谋生的人来说，简直是釜底抽薪。因此，这么一本温和的散文书，成了他们的绊脚石。

但是，要直接否定一部大家喜欢的文学作品很困难，唯一的办法是避开作品，制造谣言，形成风波，掩埋作品。这是他们轻车熟路的专业。

发起者，是一个至今活跃在美国的政治人物。

主导者，是香港的《苹果日报》。该报直到2009年5月才公开发文呈示自己的这个身份。

实施者，是广州的一份报纸和一群老人。这些老人几乎都是十年内乱中的风云人物。选他们，实在是主导者的一片苦心。因为他们只想趁人们年久失忆，用栽赃的方式来洗白自己的历史，而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以“大批判”的方式任意泼污。这种“颠复名人”的阵仗很能吸引读者，一时在传媒间气势不小，我也如他们所愿，成了“有争议人物”，引动海内外瞩目。

然而，早在风波刚起之时，香港著名作家倪匡就说：“纵然闹成这样，《文化苦旅》还是《文化苦旅》。”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发表长文，申述了同样的意思。

正是在风波之中，香港一批教授为香港市民开列“古今中外必读书”八十本，《文化苦旅》居然也在其中。后来应民众要求减到五十本，还在。可见，《苹果日报》在香港也难以侵凌高层文化。

风波终于过去了，所有的谣言都已不攻自破。有几个参与造谣的老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诽谤罪，先后拐弯抹角地向我道歉。我托人转告，我不会起诉，他们尽可以安度晚年。

风波过去，原因很多，我只想强调其中两点——

一，丑，永远不是美的对手。我写这本书，始终追求着一种宁静而又弘深的东方大美，而那些诽谤文章，总是躲闪着一种嫉世之丑。朗朗天道，渺渺人心，最终都会站在美的一边。

《文化苦旅》已经证明，我所要的美，只能产生于个体生命在长天大地间的探寻和创造。整个过程，都要避免与丑纠缠。因为一纠缠就会减损了个体生命，淡却了长天大地，即使没有向丑屈服，也会沦于平庸。因此我自始至终，只让书本安然微笑，不作任何争辩。

二，这么多年过去，中国文化已经可以不在乎一切诬辱。连自己人也认为 “丑陋”的时代，大致结束。这，也是风波终于过去的大背景。

经历了这场风波，我更明白了，有力而又有效地阐释中华文化，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因此，下狠心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了人类各大古文化的遗址，来与中华文化对比，写出了《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著作，被国际媒体称为“当今世界走得最远的人文学者”。然后，又系统地以国际观念和现代观念解析中华文化元典，写了一整套“基建性”的学术著作。最大规模的考察和写作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使我没有可能参加任何社会交往，仍然是独自迈步。这一切，都是《文化苦旅》的后续脚印。

当年出行，是为了寻找古代的脚印。现在，又要寻找当年的脚印了。

这本书，就是三十年前的脚印。

突然想起我写的几句诗，与这些脚印有关——

余秋雨于辛丑年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