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学龄前儿童的身份早早地踏入学堂，待在家里实在太无聊了。

我光着脚在雨后潮湿的土地上满地跑，捡满鹅卵石给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想象中的一头猪崽垒猪圈，一垒就是一下午；灌小半玻璃瓶水放满小石子让水满上瓶口，躬身退到门后屏住呼吸怯怯地等乌鸦来喝水；爬上树一把一把捋榆钱儿把腮帮子填得鼓嘟嘟；剪开大孩子丢弃的红领巾捆上钉子的尾巴，嗖，飞扎在树上门上……

我妈说我两岁的时候能速算十以内的加减法，对此，很多年我一直深信不疑，并隐隐地觉得自己可能曾是个神童，尽管这种不自知的盲目自信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对一个孩子的自我成长事实上有很积极的暗示，但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我开始不太相信这个说法。

孩子们每天在我家屋门口的广场上跳格子、丢沙包，欢乐的喊声叫声此起彼伏地荡漾着，我偶尔也去，跑得满身大汗。更多时候我不去，我妈每天听到孩子们玩耍，说你也去跟他们玩儿， 我摇摇头，继续待在屋子里写字：人 口 手 足 大 小 多 少……

“那你干脆来学堂里念书吧。”霍老师说。

我于是背起一个军用的单间挎包和水壶，跟着大孩子们一起出门。翻过一座小山，再跨过沙河，就到了小学，整个学校六个年级，一个教室，讲桌左手边是1-3年级，右手边是4-6年级，给1-3年级讲课时4-6年级自习，4-6年级讲课的时候1-3年级做作业，全校一共二十几个孩子，两个老师。霍老师教算术，史老师教语文、思想品德等。霍老师20岁出头，史老师30岁不到。

年轻的霍老师戴金丝边的眼镜，算得上是村子里最时尚的人。时尚是需要钱和不安分的心来支撑的，所以霍老师常常从外面贩卖一车西红柿、胡萝卜、瓷碗回村子里卖，似乎也不曾挣到过钱。史老师看上去跟普通的庄户人并没什么显著区别，老实本分，认认真真备课、认认真真升国旗、认认真真打学生手心。

有一次沙河里发洪水，我年龄最小、个子最矮、胆子也最小，河水能漫到大孩子的膝盖、我的腰，放学回家被截在河边，我不敢动弹，像小马一样难过地哭起来。绝望中回过身看到史老师踏踏实实地一步步走来，把我背上身后，淌过河，把我背回家。我搂住他的脖子，泪眼婆娑在他肩头睡着了。

不久后我们举家离开到了矿上，这所学校里学过什么玩过什么发生过什么我已经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史老师宽厚的肩膀和肩上的温暖。

这是我的第一位恩师。

我转到矿上正式入学时从二年级直接读起，跌跌撞撞，字能写成形，看上去与旁人无异，却丑极了，也不知道写字要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一年级该学的基本功全错过了。从三年级开始算一个工程甲做3天乙做5天合作需要多少天开始数学也彻底不行了，不知道什么是因数质数，考研的时候看到因数质数四个字依然觉得是一张张陌生的脸，绝望地放弃了一切跟数字有关的专业，选了法律。

新家、新学校。从家里到学校，路上依然有一条河。

高一的第一堂语文课，命题作文：“我的路”。我想起这两条河，想起史老师。我写了三个段落，过去我的路是一条什么路，现在我的路是一条什么路，将来我的路是一条什么路。在下一堂作文课上老师按照惯例挑出来八九十分写的好的给全班念，我的作文打了76分，念的都是别人的作文，我没有听到史老师的名字出现，心里很失落。但我发现我好喜欢作文课，好喜欢款款深情朗读着的语文老师，同时他也是我的班主任，我要在以后的作文课上让他念我书写的文字，我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哑巴在心里告诉自己。

我把写给妈妈的话、把写给蜗牛蚯蚓石棉瓦化学试剂的诗、把暗恋的情书、把对中国足球队的殷切期望……投给《萌芽》、《中学时代》、《少男少女》、《少年文艺》、《中学生》，一篇篇地沉没或一篇篇地发表，那时候的稿费都是邮局寄来一张汇款单，到传达室和邮局领出二三十块钱的时候，真的是飞一般的快乐少年。我拿到钱去吃一盘炒饼，去新华书店买一本书，去网吧打一下午红警。每堂课都焦虑地等着周末的到来，一个人悄悄地奔去，不曾对任何人说起，不想让旁人知道这个隐秘的微小的梦，不想让旁人知道我默默书写着。

一张张稿费单，像儿时投入玻璃瓶的一颗颗小石子，形成不断扩大的浪，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让口渴的乌鸦喝到清冽甘甜的水，因此它们断然是关于梦想和美好的魔法。我常常看着杂志编者栏一个个并不闻名的编辑老师的名字，想象有的人毕生也许碌碌无功，却成为照亮后人的一盏青灯；有的人经年默默无闻，却成为照亮前尘的一尊古佛。“人的心声是绝对不能被无视的”，心声之舟在大多数人的命运嘴角搁浅，但一个个默默无闻的编辑守护着一个个懵懂少年文学的梦、坚守着他人的心声。我们生而残缺，却无往不在寻找完整；我们生而孤独，却无往不在寻找羁绊。我们伴随着微弱的星光，在梦想的路途中只影前行，可燃烧的，是自己，能照亮的，也只有自己。

这后来老师就常常在我课堂上当着全班念我的作文了，几乎成为三年中的一个常态。在书写的来往中他知道我心底所有的秘密和期骥，抚触我所有的狂妄和懵懂。

在日复一日的常态中我渐渐地产生一种虚荣，有一次我觉得我实在会写不好，这篇岂不是就不能被示众喽？于是从一本作文选里抄了别人一段，老师照旧念，作文选是同学手里借来的，同学不服气地举手：“这一段是抄的，不是他写的”。老师：“有的同学自己写不好，还总是不谦虚学习。你也可以抄，抄得好我也念”。我羞愧地面红耳赤，恨不得钻到桌子抽屉里去。我其实知道老师显然也发现了一切，只是格外小心地呵护了一个洪荒少年。

高一的文艺汇演上，班里的两个女生演唱了“好人好梦”；其余的女生伴着“山路十八弯”跳了舞，课间她们放弃休息在教室后排和走廊里排练的时候我也放弃休息总跑去看，看微微挺起的胸部在黄色和红色薄毛衫后一起一伏。我表演了一段庸俗不堪的相声却得到了二等奖，成为班上所有参演节目唯一赢得荣誉的节目。一等奖毫无意外地被人称小宋祖英的“好日子”和人称小阎维文的“小白杨”轻松斩获。“好日子”上场的时候，我发疯地鼓掌、癫狂地喝彩，在掌声井然有序该起起该落落、堪比人大会议或交响乐般静默的礼堂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大多数同学都为班里有这么一个奇葩感到尴尬，我因此为不能肆意地欢呼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迫。可回到班里开总结大会的时候，老师说：“年少，就是应该挥洒青春、飞扬活力，学习时就要拿出学习的样子，看演出就是要拿出看演出的样子，热情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坐在现场像个榆木疙瘩，青春的年华还有没有奔放的生命力……”一个洪荒少年的个性再次被如此用心地呵护。

“行，你怎么都对，你怎么都好，咱老师是你干爹！”同学们说。

“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这是老师给我说过最多的话。

高二的时候我短暂休学过一阵时间，想参加《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作为班主任，他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但给我批了假条，跟其他老师说我身体不好，休息一阵子……没有再多一个其他老师知道我有一个文学的梦，而我的心里却时时刻刻填满了一堆评委的名字：赵长天、曹文轩……以及我极喜欢的在当时来说跟韩寒几乎齐名的几个选手：孙佳妮、周嘉宁……在文学青年的眼里，那就是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啊。佳妮因为新概念保送到厦门大学，再后来留学，再结婚生子，如今担任千禧酒店集团的全球营销副总监的她，我不知道她还有没有继续过文学的梦，看着她微博上的粉丝不到我的二分之一，我伤感也许这就是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待遇吧。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几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宜惜寸阴。

我妈竟然也没有反对，我休学回到家里，打开复读机，翻出一盘老磁带，循环周子寒的《吻和泪》、许茹芸的《独角戏》、周冰倩的《真的好想你》作为背景乐，我妈陪在身后织毛衣。一个多月，没能写出一个字。班主任电话打来，回来吧，文理要分班了。

班：“你家庭条件不好，继续读理科班吧，以后好找工作。”

我：“我不想。”

班：“理科班的语文还是我教。”

我：“行”。

班：“以后别写了”

我：“嗯”

“或者少写”他顿了顿又说。

……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对我一个人好；

要宠我，不能骗我；

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做到；

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是真心。

不许骗我、骂我，要关心我；

别人欺负我时，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

我开心时，你要陪我开心；

我不开心时，你要哄我开心；

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

梦里你也要见到我；在你心里只有我……

看《河东狮吼》的时候，当柳月娥背出这一段，很多女孩子感动到落泪。

而我是在片子一开头，柳月娥出现之前，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期的好朋友北宋文艺青年陈季常在相亲现场跟相亲对象乙的一场对话，真的看得老扎心了。



我留在了理科班，从此数学150分的卷子再也没有及过格，常常考47。班里58个人，我成绩一直排在10名左右。数学能考60的话，就能排前三，然而一次也不能。

我偶尔投投稿，都是偷偷搞。

还有三个月高考的时候，我说：“其他课我不学了，数学考不上分，你弄死我我也考不上大学”。作为班主任，他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但他跟所有科目的任课老师打了招呼，以后他的语文课、其他老师的英语课、化学课、生物课、物理课，老师再也不叫我课上回答问题了，也再也没人管我做不做提写不写作业听不听课了。

之后我所有的课都是在做数学题，我把每一道数学题背下来，把13换成40，我还能算对，但凡不是纯数字变化、题型稍微变个花样儿我就认不出来，我就再背下来这个花样儿，活生生靠背，记下来一生中脑子里最满满满满的数学题。乒乓球不打了、球不踢了、女生也不看了，所有人必须参加的晨跑也不去了，一切的时间，我都在背数学题，寝室熄灯了用手电、手电没电了点起蜡，点蜡是一件充满仪式感的事，烛光摇曳，烟香袅袅，照亮漆黑的一角，也照亮蜷缩在一角的少年……

高考的时候我数学考了137分，成为班上6个考上本科重点线的其中之一，把行李从宿舍搬回家里的时候，我妈拆洗时看到我被褥上的蜡泪，嚎啕大哭，我知道她是高兴的。

我考到一所理工科的大学，临行的时候我去跟老师道别，他和师母给我1000块钱——我的学费是4000，1000是25%，嘱咐我有点出息好好学。

我点点头，从高等数学和电路开始学起，18门课挂了11门。

玛蒂尔达问：“是不是人生总是如此艰难，还是只有童年如此？”

莱昂回答：“总是如此。”

“我知道你暗恋她三年，上了大学，就放手去追吧。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怕你们影响学习。”他说。

是的，从我的书写里，他早已洞察一切。

“嗯。”我点点头。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永生，时间就变得没有了意义。所以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该学习时就好好学习、该恋爱时就全心恋爱。”他说。

后来我和她结婚的时候买婚房，恩师和师母步行去信用社给我卡上打了一笔钱，房价全款的十分之一。

“这样对你，到底图什么呢？你一个穷苦人家的破烂小子。”

我常常这样问自己，也常常问他。

同学之间常常相互问，也常常问我。

这是我成长中最最重要的恩师。从世纪之初离开踏上火车去上大学直到如今，我每年都回去看望他，转眼十八年。

高中时发表过的文章，大学里主编过的杂志、报纸，我都好好保存着，珍藏着岁月里的光和温暖，光阴易逝，而师恩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