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近三十年后，“红色的起点”——中共“一大”会址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那一排石库门房子，才被重新发现，恢复原貌，成为了革命历史纪念馆。
195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一大”代表、70岁的董必武来到这里，为纪念馆挥毫写下“作始也简，将毕也巨”的题词。“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出自《庄子》內篇《人间世》，意思是，有些事开始时极其微小，后来会逐步发展，由弱变强。董必武借用古语，言简意赅，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必然趋势，其中也蕴含了兴业之路中的无限感慨。
在上海寻找“一大”会址的故事构成了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一书的序章，这本报告文学著作用生动的语言，再现了建党的历史。30年前（1991年1月），作为当时唯一一部关于建党的纪实长篇，《红色的起点》的初版甫一面世，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党史专家赞赏了它作为报告文学的可读性、流畅性，认为其“大有清新之感”，同时也肯定了它的科研价值。后来，叶永烈又对《红色的起点》作了修改和完善，使其不断有新的面目出现。去年夏季，惊闻叶永烈先生离世的消息，回想起他的一生，可谓传奇，令人敬佩：既是科幻、科普作家，著有《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又能在纪实文学的道路上持续开疆拓土，笔耕不辍，风格自成一派，创作数量惊人。
叶永烈在写作《红色的起点》时，把历史真实放在了第一位，对“文学性”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坚持所谓“七分采、三分写”的原则。他一次次访问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采访研究共产国际关系史的专家，也曾专程来到北京，访问九旬长者罗章龙、王会悟，更求助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及其子女、包惠僧夫人谢缙云、刘仁静儿子刘威力、陈独秀机要秘书郑超麟、陈望道之子陈振新与陈望道高足陈光磊等等。叶永烈表示，采访过程就像“福尔摩斯探案”，常有发现线索的惊喜，而“采访跟文献结合在一起，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它真正的历史价值。一部作品里面有多少是首创性的、独家的，这个非常重要”。大量的口述史的工作，使叶永烈的作品里呈现出很多在文献资料中看不到的活生生的历史细节，传递着时代的气息和历史人物的体温。在史学界，即使是对这类“纪实文学”颇有微词的学者，如杨奎松，也曾表示过：在对口述史的重视方面，叶永烈、权延赤无疑走在了前面。
《红色的起点》采用“T”字形结构，第一章至第六章，写的是历史的横剖面，即1921年前后，而第七章是纵线，写了中共一大代表及与一大有关的重要人物自1921年至谢世的人生轨迹，其下限一直写到1987年刘仁静之死。纵横交错的脉络中，留给读者的是横空出世的1921年与大浪淘沙过程中历史人物的命运归宿。
对收集来的各种资料，叶永烈也会认真地加以比较和辨析，审慎地予以创造性利用。他乐于下钩沉抉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苦功夫，且非常看重“轶事和细节”。在《红色的起点》行文中，还能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比如他写《新青年》的诞生，称其为“沉寂的中国的鼙鼓，是低回乌云下的一面艳目红旗”；在种种历史人物、细节的联系上，他的叙述也灵动自然，有着穿越时空的艺术想象力和联系能力。对于中共“一大”会议的重要文件如何在美国发现，又如何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版这段故事，叶永烈条分缕析、抽丝剥茧，令读者犹如在欣赏一部跌宕起伏的推理小说。
以客观的笔调，《红色的起点》对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过程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八个字，也正是我们在今天重读《红色的起点》的真正所得。
原标题： 读叶永烈“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 作始也简 将毕也巨
文/薛方宜
来源/北京晚报
内容来自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