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藏书第一人韦力:别人的“散”,构成了我今天的“聚”

原标题：专访中国藏书第一人韦力:别人的“散”,构成了我今天的“聚”

猛犸新闻·东方今报首席记者 梁新慧/文 袁晓强/图

人都会有点爱好，但能把爱好做到极致很难，而能把爱好做到全国第一的，则凤毛麟角。今年53岁的韦力，就是这样一个人。

作为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在他天津的别墅、北京的书库和书房中，共存有8000余部、70000余册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50余件、200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

作为赫赫有名的藏书家，它不但藏书，他还潜心钻研，相继出版了《古书收藏》、《书楼寻踪》、《芷兰斋书跋初集》、《芷兰斋书跋续集》、《古书之美》等多部著作。

用他的话说，“我对书的挚爱，尤其是那毫无节制的展延，正是我乐观向上的最佳注脚。正因为爱书，所以愿意去探寻跟书有关的一切，凡是与之相关者，都能给我带来无限欢欣，这让我更加留恋这个世界的美好。”

于是，他开始寻访历代藏书楼，自然而然，又有了洋洋洒洒几十万文字的专著《书楼觅踪》。6月6日，韦力来到郑州做客松社书店，举行了一场以“藏书楼让历史永恒”为主题的新书分享会。分享会开始前，韦力接受了猛犸新闻记者的采访。

我的寻访，是向历朝历代藏书人的祭拜、纪念和礼敬

▲甘熙津逮楼 江苏南京

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梁启超的饮冰室、傅山的红叶龛、沈括的梦溪园、顾炎武的读书楼、刘鹗的抱残守缺斋、曾国藩的富厚堂、顾颉刚的宝树园、叶恭绰的幻住园……这些年，藏书家韦力踏遍全国，寻访被时光和尘埃掩埋的一座座古旧藏书楼。

这是项繁杂而庞大的“工程”，韦力把这种自己花钱吃苦受累的事情当作一种“行为艺术”，用行动来做实证，提醒人们注意藏书楼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价值。

翻阅这套书，既是韦力先生的点滴真实经历，更是对每一位读者的邀约。这套书带领着每位读者走南闯北，在一座又一座保护完好或者濒临损毁的藏书楼前留下到访的印记，对每一位传承着中华文化和古籍文物的藏书家予以致敬。

所以，不管你之前对于古籍、藏书楼、藏书家是有所了解还是毫不知晓，只要翻开这套三卷本的《书楼觅踪》，你就会发现，身边还藏着众多不为人知的历史遗迹和典故，会发现古书的世界如此美好，更会感觉到中华文化是那么深入人心、隽永绵长。

其实，《书楼觅踪》并不是韦力撰写的第一部有关藏书楼的书。

2004年，他的《书楼寻踪》就收录了他所寻访的140处遗迹。该书出版后，赢得了不错的口碑，畅销程度超过韦力的想象。“这本书很火。火到什么程度？再版了三次。”

按照韦力的想法，这本书火了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人去干寻访藏书楼的事儿。可他等了几年，却不见任何动静。

身边的朋友分析后说，寻访书楼还是挺难的，要有时间、有精力，还要有钱。文人很少有闲暇去做这样的事儿，有钱人也大多不会这样做。

“确实是这个道理，寻访藏书楼要走遍全国，投入太大，而收入太少，即便是因为寻访出本书，稿费才有几个钱。”韦力笑言。

于是，韦力继续寻访藏书楼。

在他看来，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来说，书籍是重要载体和象征。大量传统典籍能够流传至今，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尽心尽力，才使得斯文不绝。而他的寻访，则是向历朝历代藏书人的祭拜、纪念和礼敬。

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遗迹被消灭之前尽量把它拍摄下来

▲洪颐煊小停云山馆 浙江临海

韦力多次说，他是比较愚钝的人。“我喜欢藏书楼，我就去访，是否划算，根本不去想。”

中国到底有多少藏书楼？韦力也不知道，而国内也没有统计。很多藏书楼，历史上只有一个名称，而没有详细的资料记载。还有很多人，只有一个堂号，而堂号也可能随着个人的迁移而迁移。

在具体寻访的过程中，韦力总是先查名称，然后找负责地方志的人了解情况，再找地名办换算今天的地方，接着再托人去了解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如果确定有，他就要亲自出马了。

十多年来，韦力一直在寻找的路上。“我掌握的线索有上千条，总共找到了200多个私人藏书楼，公共藏书楼也找到了200多处。”

中国正在进行城镇化运动，未来城镇化要达到75%以上。这个过程中，大量藏书楼、藏书遗迹都会被拆掉。虽然城镇化对民生有好处，但任何事情有利必有弊。城镇化的弊端在于，人们不重视文化遗迹的保护，有的地方甚至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破坏。

“访了十多年，这种事儿遇到的太多了。寻访的时候，还被人家赶出来。不管是开发商还是当地政府，其实并不欢迎我这样的人，有时候我找到一个藏书楼遗迹，人家就是不让进门，甚至向我要相关证明。”

就韦力所见，保存最好的私家藏书楼是南浔嘉业堂，历史最悠久的则是宁波天一阁，但绝大部分遗迹已被雨打风吹去。许多古代藏书楼就是近几十年才被毁掉的，而那些保存下来的，也大都是因当初被归入一个比较重要的单位，才得以幸存。

“我是一个小人物，我无法、也没有能力阻挡大的社会巨变。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遗迹被消灭之前，尽量把它拍摄下来，以便有一天重新恢复的时候有迹可循。”

当年，梁思成想尽各种办法保护北京城墙，他为此痛哭，他甚至全身趴在议案上不让签字。他说50年后我们会后悔。现在根本还没过50年，我们就开始把城门楼一个个地往回建。

“拆真建假虽然不好，但毕竟是一种觉悟。据说北京新建的安定门被很多人诟病，不好看，根本不是当年的样子。有人解释，因为找不到当时的照片，没有珍贵的影像资料。这就更加印证了寻访的价值所在。”

寻访了十多年，腿断了；安装假肢后，他又上路了

▲邓显鹤南村草堂 湖南新化

十多年的寻访，让韦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私家藏书楼南方胜于北方，大城市胜于小城市。而今天，书和楼同在一起的，5%都不到。

江南是中国的人文渊薮，这句话在书楼上也同样成立。从明清以来，中国的文化主要出在江南地区，也就是浙江、江苏、安徽一带。比如从科考来说，仅苏州一地就出了数不清的状元。为了防备状元太集中，朝廷限定名额，江南考生没办法，要搞今天这种“高考移民”，冒北方的籍去考试，考上的概率就很高。

南方文化再兴盛，但中国的文化源头在北方。南方文化的兴盛，最远可以追溯到大宋王室南迁，把开封的文人带到临安。正是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才有现在的结果。因此，开封在中国藏书历史上极其重要，及其辉煌。

寻访藏书楼，当然不能撇下河南。韦力去了开封很多次，还去过安阳、新乡、焦作。河南藏书楼全部加起来，有50处左右。

其实，韦力的寻访，除了藏书楼，他还在寻访与历史文化名人有关的遗址遗迹。

2013年4月24日，韦力独自到河南安阳拜谒灵泉寺，这里是玄奘去西天取经前拜访的第八个师父的所在地。

当时，他正在寺院内察看石碑，突然，身边的一块大石碑好无缘由地倒塌，即便身手敏捷，迅速避开，但石碑还是砸中了他的左脚，流了很多血。

砸中了脚面，本来问题不大，但由于医疗人员经验的欠缺，造成韦力左脚骨头坏死，不得不一次次截肢。五次大手术后，韦力左腿膝盖以下部位全部截掉了。

为了给自己讨说法，他开始跟寺庙打官司。

“人家都向寺庙捐钱，而我却跟寺院打官司。心里很纠结。后来知道，我要再多钱，腿也救不回来。所以，官司也不打了，就连寺院的人都感到诧异。”

为了书，韦力从此成了残疾人，还领取了残疾证。很多人说他乐呵，而他的真实想法是，“要是哭能把腿哭回来，我就天天哭了”。

寻访了十多年，腿断了。在家休息了一年多，安装假肢后，他又上路了。“腿都跑断了，如果以后不跑了，多冤枉。”

在无书可读的岁月，文化上的贫瘠催发了求知欲

韦力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偏执”的人，换句话说，又有点类似于“堂吉诃德”式的人。

如何就走上了这样一条收藏的道路？

“任何事情说得太清楚，和真实就有了偏差。”韦力说，走上收藏，“天性的成分比较大”，这是因为，“后天学来知识，学不来爱好”。

韦力对传统感兴趣，跟他的爷爷有点关系。“小孩一般都是由姥姥或者奶奶照看，但我的姥姥和奶奶，早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因此，我小时候是由爷爷照看，一直到十一二岁。那时候，他经常给我讲古籍上的故事。”

在求知欲旺盛的少年时期，韦力正赶上“文革”破四旧与“批林批孔批宋江”。那个时代没有书可看，不过，因为父亲是干部，家中能找到一些古代小说，封面上印着“供批判用”几个字。

韦力的爷爷是清代的秀才出身。在爷爷的解说中，被批为“投降派”的宋江实际上是忠义之士，而被批判的《水浒传》又极为精彩。在无书可读的岁月，文化上的贫瘠反而催发了韦力的求知欲，他四处搜罗旧书来读。

也是在那时，他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新书不如旧书，旧书不如古书。

韦力磕磕巴巴地阅读“供批判用”的书。懂了这些书，就开始给小朋友们讲书里的故事。小朋友爱听，捣蛋的韦力就说，“要让我讲故事，你们就得回家拿好吃的”。就这样，他一边讲故事一边吃着好吃的，顿觉知识很有用。

真正接触到古书，大约是1983年。北京开了第一届“古旧书市”，就在现在的琉璃厂。到开业那一刻，人们哄一声往里跑，疯抢似的，一个劲儿地往怀里抱。先占上一大堆，等静下来再慢慢挑。

那时的售书方式很奇怪，不分好坏、不分版本，一律五毛一本。因为完全没人教，也不懂版本，韦力只挑好看的。“为了那个书市，我将在学校吃午饭的钱省下来，攒了很长时间的钱。那届书市我第一次买了那么多，花了170多块钱，对我来说，当年是一笔巨款。”

今天看来，那些书的价值并不是很大，但也成百上千倍的增值了。

回首堪称传奇的经历，韦力说“活到这个份上，活明白了”

▲刘承幹嘉业堂 浙江南浔

韦力大学念的是中文，毕业后进入中国外贸总公司。

韦力笑言，他下海的重要动力就是买书没钱。当年他看黄裳的一篇文章，说买好书的唯一办法是花大钱，想在僻巷中捡到好书的概率太低太低。这句话对他印象很深。所谓的藏书，没有经济支撑根本就支持不下去。

要想买得起书，就必须有钱。要想有钱，就必须想办法往经济部门靠。所以，大学毕业以后，他找关系进外贸单位，因为以前的外经贸部是最火的部门，挣钱也最多，但相对收藏，收入还是有限。

后来，他又想办法进入三资企业工作，因为三资企业工资高。那是一个美国、中国和台湾地区三家合资的企业，才二十六七岁的韦力，到那个公司后就当上了总经理，月薪3800美金。那时他在公家单位的月薪是138元人民币，这138元是各种收入的总和。所以，三资企业的收入，让他觉得真是天文数字，还有年奖，第一年年奖就是5万美金。这为他的收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韦力辞职。怀揣1700万元做生意，赔了。一个朋友注资1500万，让他起死回生。今天的韦力，全心投入到收藏、寻访和研究之中。这是因为，在企业的股份收入可以维持他的生活。

回想这段堪称传奇的经历，韦力说，自己53岁了，活到这个份上，活明白了。

“当初，我20多岁就成为总经理，那时候我很膨胀，就觉得自己很能干，要不然，别人怎么能看上我呢！怎么会让我当总经理呢！”韦力说，一个人过早或过晚取得成功，都不是一件好事儿，而他就是过早成功了。当一个人不具备这个实力的时候，而你成名了，这是不幸的。

“我20多岁的时候，没有一个同学到要害部门工作。你认识的所有人，都指望你，而你不能指望任何人。一个人单打独斗，能走多远呢！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跟别人打交道，在别人眼里，你的资历又算什么呢！就像比尔盖茨，如果没有她妈妈在英特尔做高层，他不可能那么早就会成功。”韦力感慨。

中韩出现“活字版之争”，他被中国印刷博物馆请去“用事实说话”

▲天一阁 浙江宁波

1993年之前，国内没有古书拍卖会。所以得书的渠道只有两类，一种是私人，包括书商和藏书旧家；一种是古籍书店。

古籍书店系统很特殊，以前中国的大城市都有古旧书店。到了1954年至1957年之间，开始搞公私合营，按照规定，每个城市的所有私营书店要合并为一家。比如北京，原来琉璃厂总共有一百多家旧书商，最后合并为一家叫“中国书店”。上海的“四马路”，也就是现在的“福州路”，当初也有一百多家旧书店，合并为“博古斋”。到私人那里收购旧书是偶然的，长期买旧书，只能到古籍书店。

1993年，中国书店举行了第一届“古书竞买会”，叫竞买，不叫拍卖，原因是当初没有申请下来拍卖执照。1994年，嘉德公司成立后，一开始就有拍卖古籍的项目。直到今天，全国现在有几十家公司在拍古籍。

直到今天，韦力也不知道自己藏书的确切数。2003年，因为“非典”出不了门，韦力发誓要把自己的书目编出来。一边编书目，一边写提要。一直做到今天，大约做完了四分之三。总数没有算出来，现在统计出来的是七万多册，估计总数会有10万册。

韦力藏书，以“四部齐备”（中国古籍分经、史、子、集四类，称“四部”。）为追求。当然也有侧重。首先是收藏活字本。中国是活字发明国，但中国流传下来的古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刻本，真正的活字本只占到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比例极低。因为很罕见，他把它当作专题来收藏。目前，韦力收藏的活字本大概有九百多部，是国内藏活字本最多的地方。

因为韦力在古籍收藏的标志性地位，中韩“活字版之争”的时候，就被中国印刷博物馆请去帮忙，因为他是收藏活字本最多的人，能够最有力量地“用事实说话”。

第二个专题是稿抄校本。稿抄校本是稿本、抄本和校本的合称。稿本是作者的手稿、草稿、誊清稿等。抄本是古人的手抄本。古代没有复印机，如果有一本书很稀罕，你想得到，一种方式是把书借给你，你自己抄一遍。校本就是批校本。很多字同音不同义，这就导致传抄时理解上的错讹。因此就产生了批校本，这是中国独特的品种，也是藏书家收藏的重点。

书是神圣的，自己还没有资格在上面加盖私章

▲朱一新藏书楼 浙江义乌

目前，国内公共图书馆有3200多家，其中有古籍的图书馆800多家。韦力说，如果按照数量和质量来排名，他收藏的古籍善本应该能够排在前20名以内。“直率地说，省级的图书馆，我能超过一半。”

之所以如此有底气，是因为他对全国的图书馆考察了一遍。

如此丰富的藏书，哪怕有一点点闪失，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从明清以来，中国的藏书中心在南方，但从自然环境看，北方最适合藏书。“南方藏书最怕潮，古人因此每年春秋两季要晒书。而在干燥的北方，虽然适合藏书，但除尘成了大问题。”

为此，韦力给书架都安上玻璃门，既方便找书，也可以防尘。而他建的书楼，最看重的是实用性。虽然探访过无数古代藏书楼，但他自己的藏书楼并未仿照先人。他对藏书楼的寻访是站在精神寄托的角度，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

话虽如此，在书籍的保存上，韦力也没有为自己的书楼添置现代化的恒温恒湿设备，遵循的依旧是古法，或者说是经他改良的古法。

藏书的最大天敌是虫蛀。他买来的书中，不知道是不是有虫卵的存在。为此，他将买来的古籍放入密封袋，真空密封，再放到零下18度的冰柜冷冻，将可能存在的虫卵冻死。

古人用樟木箱存放书籍，以防霉变。而韦力则从木工厂拿来许多樟木刨花，将它们包在报纸里，然后插在书中。因为刨花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更大，他觉得，“这比木板还有用”。

他不讲究好看不好看，关键是实用。这些办法，都是靠自己的经验，一点点琢磨出来。

中国文人收藏到一件珍贵的古籍或者字画，爱不释手，往往会在上面加盖自己的印章。韦力此前也这么做，“免不了俗套”。

后来，受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古籍文物收藏家周叔弢的影响，韦力觉得，书是神圣的，自己还没有资格在上面加盖私章。

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应该有个让自己陶醉的小角落

和很多藏书人不同，韦力藏书，只进不出。几十年收藏生涯，至今没有卖过一本书。

“我从来不反对买卖书，书一诞生，就是商品，就是用来买卖的，这就像买卖房子一样。”

为啥不卖？“说到底，人在这个社会上混，已经红尘滚滚了，皆为利来即为利往。利益这种东西，不是最终目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应该有个让自己陶醉的小角落。这么多功利的事儿，总应该有一件和功利无关的事儿吧！对我来说，不卖书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儿。”

俗话说得好，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如果有一天潦倒了，韦力也可能就卖了。“没钱的时候自然就卖了，这事儿根本就不用着急。”

收藏了这么多古书，价值几何？“这肯定能算出来，但算出来的是此时此刻的价值。”

但韦力的确没有去计算这些书的价值，甚至连书账都没有记录，鲁迅买书都会记下花了多少钱，而韦力说自己是一个俗人，他从不记账。如果记账了，心里就会有浮动，而他是鸵鸟式的逃避。花了就花了，花了就没了。难得糊涂，比较痛快。

藏书都看过吗？面对这样的问题，韦力直言，这是很多不藏书的人的疑问。

“你家里的新华字典你看过吗？书籍有很多，有些是看的，有些是参考的，有些是当资料的。”韦力这样说。

面对诸多古籍，韦力开始著书立说，离钱越来越远。他陆续出版了很多关于古籍善本和人文遗迹的书。最新出版的《书楼觅踪》，就是韦力历经数十年寻访的诚意之作。

数量如此庞大的古籍，锁在深闺而没有让更多的人认识，岂不可惜？

其实，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私人藏书，都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的矛盾。

前几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古籍定级标准，而韦力是指定人之一。定级标准突出三性，即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

“古籍善本都具有文物价值，书籍用多了，就会损伤。保护起来不让用，这不是不合理吗？这就像故宫里展出的乾隆瓷碗，当年就是乾隆吃饭用的，现在干嘛不用啊？因为它达到了一定级别，具有重要价值。古籍也一样。”

当然，古籍还具有学术资料性。这些古籍具有独到的见解，当初，写书人就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他们也希望更多人读到这个书。“我拥有的是书本身这个物质，不等于拥有禁锢作者思想的权力。对于一些古籍，出版影印本能满足99%的人使用，只有1%的人处于研究需要，要看原本。对于这些人，我的大门永远open!”

多少轮的聚散才到了今天，我有什么能力终止这个聚散呢

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批藏书大家将一辈子的藏书捐给了博物馆、图书馆。就像对韦力影响至深的周叔弢，就把几万册古籍善本捐献给了南开大学图书馆。

古人讲三立，立德、立功、立言。韦力直言，他不是敝帚自珍式的人，但自己也不会把藏书捐给图书馆或者博物馆。1949年之后，大量古籍都捐入了公共图书馆，市面上流通的善本图书，少之又少。

“书跟人有一种亲近感，我们去博物馆看文物，隔着玻璃，没有亲近感。人性是自私的，要拥有，物和人要融为一体，而物要比我们活得长久的多。”

韦力明白，人总是要死的，而他不相信子子孙孙能够将这些书一代代保护、传承。

“我所藏的所有这些书，都是前代藏书家流传下来的。别人的散构成了我今天的聚。前人的前人也是别人的散构成了他的聚。多少轮的聚散才到了今天，我有什么能力能够终止这个聚散呢！聚和散是这个社会的主体。同样，我也是延续这样一个过程。我的不散，会断掉别人的聚。它曾经在我这里过，就可以了。”

收藏的过程是得到快乐，后人只能是保存，没有必要道德绑架。韦力说，他们既然没有兴趣保存，他就应该在自己清醒的时候解决掉。

“我老了会把书全卖掉，极盛而散。比如说老了，那些书加起来能卖很大一笔钱。但老了这钱能干啥？吃喝玩儿乐干不了什么了！”韦力说，他把书全部卖掉，今后的藏书家就继续有书可玩，可以继续与书亲近，从而让他们快乐。书和人要有亲密关系，而不是像一个标本那样，割断了人和书的亲近。

如果把书全部卖掉，无疑，这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念念不忘的都是没有得到的。当年在琉璃厂，有本书韦力没有买到，非常难受。直到今天，真正的读书人、爱书人往往很缺钱，而爱书人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韦力希望用他的这笔钱，像诺贝尔一样设立一个基金，找一个基金会管理，从而奖励那些藏书人、爱书人、对书籍有贡献的人。

“虽然我和诺贝尔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我会做。至于能否实现，我不知道。但这是我的一个梦想。”韦力意味深长地说。

猛犸编辑：杨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