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李愿 北京报道
编辑：周鹏峰
“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创新的关键火种、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5月14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在其看来，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黄奇帆认为，人民币发行锚定美元绝非长久之计，应该锚定自己的GDP含税量上、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黄奇帆表示。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黄奇帆表示，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黄奇帆表示，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黄奇帆称。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黄奇帆认为，近年来，中国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构们能否抓住机遇呢？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黄奇帆表示，应该创造条件让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黄奇帆认为。
以下为黄奇帆发言全文：
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圆桌论坛。就今天的话题我谈一点体会。我认为，当前和今后我们至少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第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世界经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性通货膨胀渐行渐近。国际经贸秩序深度调整，反全球化逆流时有回潮，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更多挑战。国际冲突持续升级，局势走向扑朔迷离，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越来越大。“灰犀牛”“黑天鹅”层出不穷，对我宏观经济稳定构成压力。
第二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趋于下降。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40%、德国的43%、日本的63%。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要达到美国的60%的水平，那就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达到2.7%。如果未来15年我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2.7%就意味着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54%，做到这个很难。
第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偏紧。毋庸讳言，中国在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同时，也成为资源能源消耗大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进口依赖度过高。长期以来形成的大进大出、粗放发展的经济模式在日益偏紧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前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向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转型。特别是我们宣布了3060目标，要实现它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第四是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以细胞免疫、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突破和应用为代表的生物经济、以零碳低碳技术开发和推广等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正在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加上不断拓展的深海、深空探测，脑机协同、人机互动、虚拟和增强现实等，未来产业在不断更新迭代。如何把握机会，参与甚至是引领这些科技革命，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
第五是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比如，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根据七普的结果，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18.70%，比六普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再比如，我们虽然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还有大量人群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比解决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困难，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
应对这些挑战，唯有改革、开放和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
我认为，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创新的关键火种、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对应于上述五个方面的挑战，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目前，我们的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这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但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需要来说，这种现状绝非长久之计。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越发迫切，需要研究。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再比如，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中央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一定的比重，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这个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这些年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甚至一窝蜂，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构们能否抓住机遇呢？我们既十分期待，又同样担忧。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的获得财产性收入。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我们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这是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一种方式，类似的还有很多，需要系统研究。
以上我抛砖引玉，提出五个方面的命题，供大家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