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洲：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被称为西北的李大钊，毛泽东为他题词陕北共产党奠基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苏区先后沦陷。1935年9月，中央红军抵达甘肃的哈达铺，当时的党中央及中央红军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大公报》等报纸上获取：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随后，中共中央作出向陕北前进的指示。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始于李子洲，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评价李子洲时说：“李子洲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拓荒与播种者、奠基者；党在这里扎根很深，这里的群众基础相当雄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足迹遍十个省区，最后能得以在陕北落脚，站稳脚跟，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渊源的。仅此一点，李子洲同志就足以名垂青史了。”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弄清楚李子洲与中国共产党最主要创始人李大钊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李大钊比李子洲大3岁，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而李子洲是陕北绥德人，相隔几千里，他们又是如何结识的呢？弄清楚这些问题，就要对李子洲进行一番介绍。

1.入北京大学求学

1892年12月23日，李子洲出生于陕西绥德县城关镇一个贫苦的小手工业工人家庭，祖父、父亲都是银匠，一家8口人靠小本生意艰难度日。直到十五六岁，李子洲才到县城里一家私塾上学。1912年，李子洲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学习。三秦公学是当时陕西最有名的一所学校，校长及多数教员都是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有不少人还加入了同盟会。因而，陕西各地的进步青年纷纷报考该校。三秦公学培养出了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杨钟健、杨明轩等一批奋发有为、充满革命朝气的青年，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西北地区著名的革命者。在三秦公学求学期间，李子洲中途因家贫回绥德任劝学所视察员，后得地方公费资助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继续求学。具体说，李子洲是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

李子洲在北京求学期间，住在三眼井吉安所左巷六号的院子里，六号院共有十来间房子，全被陕西籍学生包租了。与李子洲同住的还有陕西进步青年学生刘天章、杨钟健、杨晓初等，他们住在一块朝夕相处，逢到星期天或节假日，住在别处的陕西同乡，也常来左巷六号聚会。而与左巷六号一墙之隔的左巷七号院子，住着一群来自湖南的青年学生，有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萧三等，他们大都是湖南新民学会的成员。因为是一墙之隔，所以他们之间都比较熟悉，平时来往也比较多，茶余饭后，常聚在一起聊天，从国家民族大事，到学术问题，乃至生活趣闻，无所不谈。毛泽东在左巷七号住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李子洲的印象非常深刻，除了李子洲喜欢散步，爱背抄着手在巷道里踱来踱去外，最主要的是单从身材、长相、胡须、举止诸外形方面来看，李子洲与李大钊十分相似。所以湖南籍的青年一谈到李大钊，自然就联想到李子洲。

2.五四运动中，协助李大钊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经常找爱国团体的负责人和进步青年到红楼研究形势，讨论斗争的方针和策略。李子洲是北大学生会的干事，在北大及整个北京学生界，都是一位很出色、很活跃、很有影响的人物，同时还是陕西学生运动的领袖，所以李子洲自然也就成了李大钊红楼集会的常客。五四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是北大，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就设在北大的红楼，所以红楼也是五四运动的指挥部。而李子洲居住的左巷六号与北大红楼只有“一箭之遥”，距离非常近。北大学生会或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有号令，左巷六号就会闻风而动。北京学联有个总务科，清一色的都是陕西籍学生，他们在李子洲的领导下，工作非常出色，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五四运动中，在有名的火烧赵家楼的斗争中，李子洲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5月4日下午，当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时，只见大门紧闭，里面的人不肯露面，于是，李子洲和几个学生商量后，决定采用“踩人梯”的办法，先登窗台进入院子，然后从里边打开大门。湖南籍学生匡日休体力好、个子高，最先跳进院子里。接着，李子洲和其他几个学生也跳进了院子。当李子洲他们打开大门后，游行的学生如潮水般地冲进院子。随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事件。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李子洲也非常勇敢，他流了血，负了伤，而且是受伤最重的一个，被军警打得鼻青脸肿，臂部也受了重伤。在这场斗争中，有32人被逮捕。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并推向高潮，大会决定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又被简称为学生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生会。李子洲凭借平时的声望，加上他在“火烧赵家楼”的英勇行为，被大会推举为学生会干事。李大钊也作为北大教职员联合会的代表，与学生联合会一起，奔走营救被捕学生。军阀政府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在5月7日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

3.引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进京代表屈武、李伍亭去拜望李大钊

随着五四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作为领导人的李大钊对运动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和战斗的口号：“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李大钊还大声疾呼：“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集团，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为了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更好地开展斗争，李大钊把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一些成员派到全国各大城市，让他们去介绍北京学生的斗争情况。随后，各地学生代表也纷纷赶到北京，向李大钊汇报情况。在繁忙的日子里，李大钊连星期日也都守在办公室里。

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曾推选时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的屈武和李伍亭前往北京。1919年5月下旬，屈武、李伍亭到达北京后，李子洲发动陕西在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100多人，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李子洲还领屈武、李伍亭去拜望李大钊，对此，屈武曾回忆说：“由于李子洲、刘天章的引见，使我们有机会向李大钊和北大学生会汇报陕西学生运动的情况，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为支持李大钊的工作，李子洲不辞辛劳，就此屈武曾回忆：李子洲的工作相当繁忙。他常常忙得饭顾不上吃，脸顾不上洗。他简直像一头不知倦的狮子，那样忘我地工作着，战斗着。

1919年6月3日下午3点钟左右，北京爱国学生及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代表一二万人，把西长安街围得水泄不通，学生包围了新华门总统府，向总统徐世昌请愿示威，此次请愿示威把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学生强烈要求徐世昌出来与学生见面。但徐世昌无视爱国学生的正义要求，在中南海避而不见。为此，学生们不见总统不收兵，在新华门外，李子洲领着大家高呼口号:“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惩办卖国贼！”“我们不做亡国奴！”“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文质彬彬的李子洲还在新华门外的场地上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罪行，鼓动大家坚持斗争。李子洲演讲时，感情非常激昂，嗓音特别宏亮，而且很有鼓动性，有气壮山河之势。他说:“不见徐世昌决不罢休!”“坚持到底，才能胜利!”可以说，在新华门外请愿示威时，李子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活跃人物。请愿示威持续到当晚深夜，在学生解散回校的途中，遭到反动军警的大逮捕。李子洲与许多学生被逮捕，并被关进北大三院临时监狱。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随后，罢课、罢工、罢市席卷全国，在举国一致的强大压力之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向爱国学生低头。并于6月5日下令释放被捕学生，李子洲及被捕的1000多名学生获得了自由，随后，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與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就此告一段落。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后，又指导学会设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型图书馆，取名“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音译）。李子洲最早报名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与陕西的刘天章、魏野畴等人都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会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型图书馆所在的“亢慕义斋”，其地址设在北大二院西斋。后来，“亢慕义斋”又成了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办公室。如果说李子洲居住的左巷六号距离北大红楼是“一箭之地”，而距离“亢慕义斋”更是“近在咫尺”。这也为李子洲参加研究会的各项工作，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理因素。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除了组织翻译组、讨论会、辩论会，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外，还有大量的群众工作要做。可以说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李子洲都带头积极参加。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李大钊就认识到了发动工人农民的重要性，并开始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19年3月，李大钊在其《唐山煤场的工人生活》一文中，对唐山工人“尚不及骡马”的悲惨生活表示同情。作为民众运动先导的李大钊，提出了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并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生活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在李大钊的倡导、教育和影响下，1921年1月，包括李子洲在内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在北京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教工人读书识字，在了解工人的疾苦、愿望及要求的同时，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并在工人中组织工会。特别是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发动工人运动，在上海专门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也成立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并经常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员，到铁路沿线各站去做发动工人、组织工人的工作。这期间，李子洲多次到长辛店及铁路沿线的一些地方演讲、宣传，参与了组织革命工会、建党建团、发动罢工斗争诸项工作。

1923年，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军阀吴佩孚镇压。为了悼念“二七”死难烈士，1923年3月22日，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分别组织了两个追悼大会，两个追悼大会都由北大学生会出面主持，一个在北高师风雨操场举行，另一个在东城区的一个学校内举行。李子洲作为北大学生会的干事，参与了北高师风雨操场追悼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大会组织得很出色，很成功。参加大会的有5000余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王钟、京汉铁路工会长辛店工人代表刘监堂及施洋夫人等作了报告，大会还通过了严惩凶手决议案。李子洲参加了追悼大会并写下了《施、林及“二七”被害诸烈士追悼会有感》的长诗。

1923年初，李子洲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图书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李大钊任书记。中共一大后，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在沙滩北大红楼成立，这也是中共成立后在北京设立的第一个党的地方组织，直属于中共中央领导，书记由李大钊担任。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中，中共北京早期党组织催生出了中共北方各地的党团组织，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开始起，李大钊就按与陈独秀的约定，负责领导北京、天津、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热河、绥远、察哈尔、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辽宁等北方地区的党建工作并开展革命运动。

整个陕西省从北向南共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部分，关中也就是西安的党组织是李大钊派魏野畴等共产党员创立的。魏野畴比李子洲小6岁，二人是西安三秦公学的校友，在北京求学期间，二人同住在左巷六号，李子洲就读于北京大学，魏野畴则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人都是1923年初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党的。1924年春至1926年春，魏野畴在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和第三中学任教期间，秘密发展党组织。魏野畴与其他共产党员一起整顿了西安的团组织，并成立了共青团西安地方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1926年初，经中共豫陕区委批准，成立了中共西安地方委员会。1923年夏季，李子洲从北大毕业，受李大钊及北方区委的重托，回到陕西开辟工作。与同时被李大钊派回陕西的魏野畴相比较，李子洲的贡献则是在陕北绥德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使党组织迅速在榆林、延安等陕北地区发展起来，并创建了陕北共产党组织。

其实李子洲在北大求学期间，就非常关心陕西时局的变化。当得知陕西当局要筹备成立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而且校址拟设陕南或关中时，李子洲深感家乡陕北文化太过落后，从陕西省全局考虑，认为学校应设在陕北。于是，他就利用暑假回乡之机，联络陕北教育界知名人士杜斌丞等人，联名上书陕西当局，并最终把第四师范设在自己的老家陕北绥德。北大毕业后，李子洲先在陕西三原渭北中学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后又到陕北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1924年秋，李子洲回到家乡陕北绥德担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这期间，李子洲除忙于校务外，还经常给学生讲解《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马列主义著作，教育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读书不忘革命。

鉴于当时陕北地区仅有几名党团员，党团组织力量极其薄弱的状况，从1924年秋到1926年冬，李子洲除办学外，开始着手创建陕北党团组织。王复生、王懋廷是云南省祥云县人，二人是亲兄弟，哥哥王复生于1917年考入北大预科，李大钊创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时，王复生是第一批团员，1921年秋，王复生转为中共党员。弟弟王懋廷于1920年考入北大预科，后参加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转为中共党员。在北大求学期间，因家庭经济困难，经人介绍兄弟二人就轮换去陕西以教书来维持学业。1923年夏，王懋廷接替哥哥王复生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数学教员。1924年夏，李子洲就邀请王懋廷到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王懋廷先把同一宿舍居住的四师教员田伯荫发展为党员，并报备北京党组织批准。1924年11月，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荫依据中共三大章程关于党的基层组织为党小组的规定，他们三人在四师成立了陕北第一个党小组，即中共绥德小组，小组直接隶属于李大钊的北京党组织，李子洲还让不会引起人注意的田伯荫担任党小组组长。1925年春，李大钊又派陕西籍北大学生耿炳光来到绥德，并依据中共四大的章程，把已有的中共绥德小组改为中共绥德支部，由李子洲担任书记。为了尽快发展陕北党团组织，李子洲、王懋廷、王复生与李大钊联系，在绥德建立了由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党团支部（不久改为特支），吸收李瑞阳、霍世杰、白乐亭、刘志丹等一批青年参加党、团组织。李子洲还派王懋廷、王复生、白乐亭等多次去榆林中学进行革命活动，成立了榆中团支部。1926年春，在李子洲的主持下，又成立了榆林中学党支部、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党小组和榆林街道党小组等。1924年，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在延安筹办，1925年春，陕西省立第四中学成立并招收第一批学生，随后，李子洲协助校长呼延震东聘请党、团员王超北、刘尚达等到校任教，通过他们在四中发展党团员，并建立了党团支部。与此同时，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李子洲的正确领导下，师生踊跃加入党团组织，到1926年冬，全校的四百名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加入了党团组织，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革命群众称誉它为“陕西的上海大学”。在陕北创建中共绥德四师特别支部、中共绥德地委、中共陕甘区委时，李子洲给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写过几封信，北方区委和李大钊也托人给他带过几封信、刊物等。正是在李大钊的正确指导下，加上李子洲的积极努力，从而使党的力量在陕北这个穷乡僻壤逐渐发展起来。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北伐战争的需要，根据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陕甘区委和团的领导机关。在组建陕甘区委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千头万绪，而且重重困难，但李子洲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气魄，率领广大党团员和各阶层人民，团结奋斗，并最终闯过了重重难关。在很短时间里，陕甘地区的革命形势出现十分喜人的局面，党团组织遍及陕甘两省的40多个县市，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发展了起来。李子洲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西北的李大钊”“陕甘党组织的顶梁柱”。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叛徒出卖，1929年2月，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代理书记的李子洲不幸被捕。入狱前李子洲为党的工作已积劳成疾，加上狱中受尽了敌人的各种酷刑，同年6月18日，李子洲在狱中病逝，时年36岁。1940年，毛泽东为李子洲亲笔题词“陕北共产党奠基人”，朱德在李子洲墓碑上题词“陕北共产党发起人”。194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专门设立子洲县。2000年7月15日，习仲勋为李子洲题词“一代英烈 千秋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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