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课后服务相关政策的出台，以及课外培训监管的不断收紧，学校重新成为学生课后教育的主体，为学生教育承担更多责任。然而，课后服务是以学校为主体，多方共同参与的教育形态，在课后服务过程中，如何协调各方需求，整合教学资源，破解矛盾重重的课后服务困局，满足各方对学校课后服务的新期待，承担新的教育责任，是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重中之重。
多样化需求难满足
学生是课后服务的对象，家长是对课后服务工作抱有最大关切的主体，二者对课后服务的期待直接影响着课后服务的进展程度。一直以来，家长利用三点半之后的课余时间为孩子报名参加补习班、兴趣班，兼顾学习成绩的提高与综合素质的发展，可以说，家长信赖学校教师的学科教学能力，但在兴趣培养与提高上，家长更信任校外专业培训机构。当校内课后服务逐渐取代校外培训，如何确保课后服务质量，保证学生所学、所得不弱于校外培训，是家长的重大关切。同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对世界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有多种多样的学习需求，需要学校提供尽可能多的课后服务项目，这给学校有限的教育资源带来不小的挑战。
学校日常教学多以学科教学为主，兴趣活动为辅，教育资源存在一定偏颇。虽然不少学校具有体育、美术等方面的发展特色，并将其打造成为学校品牌，但仍然只能在学校能力范围之内提供有限的服务项目或相关课程，对家长、学生多样化的兴趣需求难以一一满足。学校教师在进行学科教学时具有一定的教学规范，在兴趣课程教学时也多以培养兴趣为主，场地、设施有限，可以说，与校外培训的高强度、高频率、专业化相比，学校课后教育形态存在一定弱势。如何整合利用学校现有教学资源，增强教学效果，是学校吸引学生自愿参与、办好课后服务的一大难题。
此外，当前学校多采取“选课走班”的方式开展兴趣活动，本着自愿的原则，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活动项目，这样一来，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学生进入同一类兴趣项目，学生的学习基础参差不齐，学习目标不一，教师无法准确判断学情，并进行有效的辅导。针对因学生基础差异而导致的教学困难，四川眉山东坡区三苏路小学将社团分为年级社团与校级社团，前者为学生提供普遍性兴趣培训，后者则注重挖掘潜质、提高能力。这种分流一定程度上可以兼顾学习基础不同的学生培养兴趣与提高能力，但对学校来说也是不小的工作量，攀枝花市实验学校校长郭光恒就认为，“选课走班”是对因材施教原则的有效落实，但他也承认，这种模式对管理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各方教育资源难平衡
针对学校教育资源不足问题，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钟祖荣认为，应当利用好校外的力量，发挥校外培训机构、在线教育资源的作用。不少学校也在积极引进校外教育资源，如聘请校外培训机构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利用专业化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帮助学生培养兴趣，提高综合能力。这对提高课后服务质量、优化学校教育资源具有很大帮助，然而，在费用的提供、校内外教师费用的平衡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困难，吸引校外资源入驻仍是一大难题。
杭州现代实验小学校长张刚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校外培训费用高昂，教师所得费用自然不菲，相对来说，学校教师薪资较低，如果以后者的薪资标准聘用校外教师，难以对其形成一定的吸引力，而如果为其提供高于学校教师的费用标准，则容易引起校内教师的不满。为平衡校内外教师的费用平衡，吸引校外资源入驻，张刚提出了“差异化薪资”模式，由学校对校外教师资质进行审核，按教师能力、资质对教师进行层级划分，按层级定薪资，总而言之，即是靠教学能力吃饭。然而，教师资质的考核如何进行，有何标准，教学成果如何考量，薪资分级如何安排等问题仍然层出不穷，亟待校方不断摸索、实践。
为避免校内外教师的费用平衡问题，不少学校将引进教育资源的目光转向社会公益机构，张刚指出，要引入社会活动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志愿服务机构和体育社会培训机构，以弥补校内师资的不足。
襄阳市人民路小学甚至将家长资源引入教学，让有专长且符合条件的家长，如医生、律师、法官、舞蹈演员、主持人等参与到课后服务中。不可否认，这一举措可以避免师资费用的矛盾问题，也可以帮助家长及时了解课后服务进程，并提供意见和建议。然而，教育是严肃的事情，必须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对未来的规划有一定的认知，因此，必须严格把关教育质量。而社会公益机构、志愿服务组织虽有教育热忱，但质量参差不齐，教育方式和理念多种多样，如何进行质量监管，并将其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之中，对学校来说仍是不小的考验。
教师参与积极性难调动
教师是课后服务的主力，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参与的状态直接影响课后服务工作的质量。钟祖荣说：“教师通过课后服务工作的开展，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观察学生，了解学生的需求、特点、困难，这样也就能更有针对性地辅导学生，教学相长，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另一方面，课后服务不是简单‘照看’学生，需要教师提前准备，有组织地进行，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课后服务工作无疑给教师带来更大的工作压力，长沙高新区虹桥小学校长周琳认为，教师也有家庭需要照顾，有生活中的各种难题需要面对，教师平时早上7点多就要到学校，下午7点左右才能下班，课后服务的施行会延长工作时间，给教师的生活和家庭带来不小的影响。
课后服务的开展，迫使教师放弃一部分家庭责任，承担更多的教育责任，如若不能在薪资、待遇等方面给教师一定的激励，合理调配学校师资力量，很难保证课后服务的稳定运行。张刚认为：“教师工作不能仅靠情怀维系，政府切实保障和提高教师地位待遇，有利于教师安心在岗从教。”
当前，学校多以政府拨款、学生交款作为教师课后服务的薪酬来源，教师所得资金补偿有限，照顾家庭的时间仍然受限，正如山东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海中学四年级级部主任李俊生所言：“教师们的职业素养和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支撑着课后服务的正常运行”。
教师薪资不足是一大问题，学科教师薪资不平衡同样不容小觑。学校开展的课后服务活动大多包括作业辅导与兴趣活动两部分，于学校资源而言，主要由语数外等文化课任课教师与音体美等艺术兴趣类任课教师负责。张刚认为，文化课更受家长重视，课后服务的压力更大，如若不区分学科内容而将课后薪酬“一刀切”，势必影响教师工作积极性。相对的，如若单以学科划分薪酬，而不对具体工作强度、工作成效加以核定，同样会造成师资待遇的不公。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对课后服务工作强度、难度、成效的评定很难量化，要制定相应的评定机制必须经过繁琐的细节考证和长期的调研、实践才能实现。
管理体制难健全
课后服务是学校教育的延伸，是多方参与的教育过程，主体庞杂、内容多样，需要健全的体制保障其正常运行。同时，课后服务虽已在多地、多校有所实践，但全面铺开的过程中由于地区发展、学校发展实际等方面的问题仍旧会涌现出各种矛盾，需要结合课后服务实践，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推动体制的健全。
课后服务本是为解决学生放学“三点半”问题而产生的，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课后服务仍然很难满足家长接孩子的需求。长沙高新区虹桥小学校长周琳认为：“大部分家长五点半下班，从单位赶到学校至少半小时，课后服务放学时间五点四十，这个时间点，家长们仍然接不到孩子。”对此，虹桥小学实行弹性延时接送，根据各个班级情况确定课后服务结束时间。这样一来，学校还需要做好教师的组织协调工作、学校安全监督工作，要确保将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安全及时地交给家长。总而言之，单单满足家长放学接孩子这一个条件，就需要学校统筹多个方面工作，由此可见，要确保课后服务的教育质量与成果，全面配套的体制保障必不可少。
家长关切、学生需求、多方参与是课后服务的显著特点，课后服务从项目设置、费用收取、活动开展，到效果呈现、过程监督，各个环节都包含着各个参与主体的需求与矛盾。
以费用收取为例，收多少、怎么收，就需要学校与家长多方沟通协调。襄阳市人民路小学将收费问题交给家长委员会负责，由家长确定收费标准，负责费用的收取、支出、退还。这固然有助于减少学校与家长在收费问题上的矛盾，但学校作为课后服务的供应方，把握着服务的内容和质量，不可能全然排除于费用制定之外。
此外，在课后服务的督导实施方面，襄阳市人民路小学聘请三个工作团队，负责协调工作人员安排，监督课业辅导，反馈实施效果，与家长和班主任保持互动，这既有助于课后服务工作正常开展，又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提供依据。然而，督导团队如何组织、如何培训、如何确保督导团队及时发现问题和亮点，做出合理的成果测评，同样需要繁复的体制设计。
课后服务固然是为“三点半”问题而生，但其意义却不止于放学后的安全接送，利用课后时间促进学生的多元化发展才是最应着重探究之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卜玉华认为，理想的课后服务应当具有公平性、育人性、社会性、儿童性，确保每个学生健康发展。课后服务应当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让学生树立终身教育观，积累社会经验，提高交流能力，以自信的姿态走向社会，走向未来。
这一任务任重道远，需要学校不断探索，促使多方合作，坚持长期实践，方能助力学生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成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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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8月刊第5期，原标题《“四难”困境，学校如何承担新的教育责任》
文 | 本刊记者 吴爽 见习记者 于杏林
设计 | 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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