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元末明初的陶宗仪（1321～约1407），一生无意于功名利禄，醉心于读书著作，他传世的著作中有一半被收入了《四库全书》之中。收入的书中，《说郛》可谓“说部”的集大成之作，自成书以来，就广受推崇。时至今日，《说郛》不仅是“众说之城”，对其版本和内容的研究，也已构成了一座“研究之城”。《说郛》抄录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第896-902分册中。

《说郛》是古代的一部大型说部丛书，是“众说之城”；对《说郛》的研究本身，数百年来，也已构成了一座“研究之城”。

生活在元末明初的陶宗仪（1321～约1407），早年随父宦游，年轻时应试不中，此后放弃科举功名之念，立志“做太平之草民”，以著书为乐。在朝廷更替的兵乱中，陶宗仪与妻子客居松江南村，开馆授课以养家糊口，过着安贫乐道的问学生活。元朝、明朝，包括张士诚割据苏州时，陶宗仪都曾受到举荐或征召，但都被他一一推辞。陶宗仪于学问无所不窥，并著有《南村诗集》《南村辍耕录》《说郛》《书史会要》《古刻丛钞》等作品。陶宗仪有一半的著作收录在《四库全书》中，这使得他不仅是台州历史上被《四库全书》收录著作最多之人，也使得他在《四库全书》收录的元代作者中显得十分特出。

▲文澜阁本《说郛》书影

陶宗仪留下的大量著作中，《说郛》广受后人推崇。《说郛》汇集秦汉至宋元名家作品，内容包罗万象，有经史传记、百氏杂书、考古博物、山川风土、虫鱼草木、诗词评论、古文奇字、奇闻怪事、问卜星象等，大致可分为神怪灵异、野史杂事、地理博物、学术考辨等四类，主要是笔记体和传奇体两种文体。陶宗仪广为搜罗的《说郛》一书，是说部的集大成之作，可谓“众说之城”。

《说郛》编成之际，陶宗仪请当时的文学名家杨维桢为之做序。杨维桢在序中写道：

天台陶君九成，取经史传记，下迨百氏杂说之书千余家，纂成一百卷，名之曰《说郛》。……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

▲文澜阁本《说郛》书影

客居松江的陶宗仪在编成《说郛》后不久病故，《说郛》最终没有刊刻面世，而是以手抄本形式在松江藏书家之间流传。卷帙浩繁的《说郛》，在流传中难免散失和脱漏，70多年后的明成化十七年（1481），当时65岁的郁文博罢官归松江，费时10年，重新编成100卷本的《说郛》。有学者认为，郁文博所编辑整理的《说郛》，已经不是陶宗仪的原本了。这一版本的《说郛》，至今也未见流传。

▲《说郛》120卷本.清宛委山堂刻本

明末清初，云南姚安人陶珽又对《说郛》加以增补，搜集古籍1292种，编成120卷本，并在清顺治四年（1647）由李际期宛委山堂刊刻面世。此后陶珽又搜集明代名家作品500余种，编成《续说郛》46卷。

▲《说郛》120卷本.清宛委山堂刻本.果亲王府藏书

民国三年（1914），张宗祥进京任教育部视学，次年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负责整理故宫运出的大量古籍。当时也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建议张宗祥校勘京师图书馆所藏《说郛》一书，于是张宗祥以京师图书馆所藏《说郛》明钞残本，以及其他相关的5种钞本为根据，费时6年，校勘出100卷本的《说郛》，并于民国十六年（1927）11月由上海涵芬楼排印。此书一出，很快售罄，英国的牛津大学也订购了2套。同年年底，一向对《说郛》抱有极大兴趣并深有研究的鲁迅也购买了这套《说郛》。张宗祥的《说郛》校勘本此后一直被认为是最接近陶宗仪本的原貌。

▲张宗祥像

民国十一年（1922）张宗祥南返，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并主持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第三次补抄工作，史称“癸亥补抄”。历时2年的补抄工作，最终使得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恢复原貌。此前在京时抄校《说郛》等古籍的经历，无疑对张宗祥后来主持补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1986年，中国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涵芬楼版的《说郛》，共12册。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涵芬楼版、陶珽120卷本和《续说郛》46卷汇集影印出版，定名为《说郛》三种，成为中国当代出版的最大丛书之一。

▲《说郛》书影.中国书店出版社

▲《说郛》三种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

关于《说郛》诸多版本之间的不同，自《说郛》成书以来，一直就广受重视，尤其到了近现代，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有深入研究，比如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渡边幸三、仓田纯之助，中国的昌彼得、陈先行、景培元等都有深入考证。关于《说郛》本身的研究，也已构成了一座“研究之城”。

▲昌彼得《说郛考》书影

文澜阁《四库全书》所收《说郛》据“卷前提要”来看，是陶珽所编的120卷本，虽然不同于陶宗仪的原本，也不同于郁文博的版本，但“卷前提要”认为该书在保存世所罕见的古籍方面，依旧有不可抹杀的作用。

有学者研究认为，收入《四库全书》中的陶珽本，与通行的陶珽本之间，依旧存在着一些差异。由此也可见《说郛》一书版本之复杂程度。

▲文澜阁本《说郛》书影

《说郛》的书名，据杨维桢的序言可知，是出自汉代文学家扬雄的“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一语。从文澜阁本《说郛》排在前几卷的“五经”内容可知，陶宗仪以“五经”统领后面的“众说”。而他所辑录的“众说”，主要是小说或与之类似的作品，范围十分广泛，可谓包罗百家，出入在传统的子部和史部著作中，可见陶宗仪当时对“说”的理解，是远比今天的“小说”的范围更为广大和驳杂的。陶宗仪在编辑《说郛》时吸收了前人的小说观，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广为搜罗，可谓传统小说观的集大成者。陶宗仪以“五经”统领”众说”，一方面可见他仍然受到传统小说观的制约，但在说部丛书中，这也是第一次将儒家“五经”与“众说”编辑一处，无形中也提升了小说的地位。

 

正是陶宗仪的这种开放的搜集姿态和极为宽泛的小说理念，使得《说郛》在文献保存和传播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澜本所收的《说郛》，虽然不是陶宗仪原本，但陶珽在编辑之时，无疑也受到了陶宗仪的影响，在收书种类方面，更是远超出前者。无论是哪个版本的《说郛》，后世学者的层出不穷的研究，以及从中辑录出的许多珍贵的史料，都证明了《说郛》一书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