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归来者吴春红：若不自食其力，国家赔偿钱再多也将花完

离开监狱八个月，吴春红住处换了好几个，或在县郊租屋，或在女儿女婿家中，或在死去弟弟留于老家的房舍，居无定所。

属于自己的房子倒也有，沿着村路往东，那低矮和破败的，是他三十年前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工钱花了四百六十块”，聊起当年的物价，吴春红眯起眼，望向了远处。

如今，屋里空空，墙皮块块剥落；推开门，灰尘在渗进的光线中变换。十六年没再住人，这座平房和他一起变老了。

他感叹：曾经的亲朋邻居，或多或少赚了些钱，纷纷从平房走进楼房。他却花了整整十六年走回这平房，从看守所和监狱。自己也能有走进楼房的那日吗？

▲无罪归来者吴春红

他惶乱，不敢多想自己的事。父母、妻子、女儿、儿子，够他操心的人和事太多了。这个无罪归来之人，想重新担起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但又有无力之感。

这新的痛苦，甚至比在监狱蒙冤时更深：缺钱。在狱中时，他尚能用信念来对抗一切；如今生活是艰难的，赡养父母、养妻活儿都需要钱，没有人生存不需要钱。

变老、多病、与社会脱节十六年的吴春红觉得自己还能干活，他想找份工作，“若不自食其力，国家赔偿的钱再多，也会花完。”

【家】

“右眼萎缩性黄斑变性”“右眼无晶体眼”，出了狱、去了医院，吴春红知道自己是半个残疾人了。

十六年前，河南省民权县周岗村的村民吴春红是远近闻名的木匠，眼睛和手，帮助他打出一件件好木器。现在，他知道自己当年赖以安身的技艺，也随着右眼的失明而消退了。

还在监狱时，他的右眼就已经出了问题。那时他白天做工，晚上写申诉信，眼睛熬坏了，有时偷偷掉泪，用手一抹，再一抹，发现右眼快看不见了，左眼视力也降到了0.8。

狱友朝他扔苹果，他眼看着苹果飞过来，伸手一接，苹果从手边飞走了。

吴春红是在2020年4月1日回到河南省民权县的。河南高院一纸改判文书，宣告了他的无罪。他失去了5611天，也失去了健康的身体，胃部糜烂、眼病、皮肤病……这些都是他在监狱服刑期间患上的。

出狱后，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他从浙江金华出发，一天一夜颠簸了988公里，回到了家人住在民权县郊的租屋里。

彼时，家人、朋友、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挤满了狭小的屋子。吴春红显得局促，双眼一直泛红，双手时刻紧握着妻子的手。

▲吴春红回到当年居住的老屋。

此后的四个月，他往返于租屋和医院。吴春红不太爱出门，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他惊讶于一百块钱能买到的东西已经如此稀少，“以前，一百块，可以买到扛都扛不动的东西。”

他去商场，只看不买。儿女给的大部分钱都用来买药了，他心疼，他想着赶紧申请国家赔偿款，能够让心里有些底。

8月6日，河南高院作出了262万余元的国家赔偿决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是68万元。吴春红情绪变得很糟，他申请的金额是1872万余元，申请的医疗费、误工费，都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那些天一直在下雨，雨水沿檐缝入屋，连着几个晚上，一家人用脸盆把屋里的积水往外舀。吴春红终于崩不住了，他闹着要回家。他还是觉得，位于周岗村的那间屋子才是家。

他的儿子吴云磊劝他，家里什么都没有，你回去弄啥？一激动，吴春红把儿子打了一顿。他执意要回去。

【债】

那时候是夏天，吴春红一脚一脚踩在当年生活的土地上。院里还长青草，没过膝盖，他看到了那台带锯。

锈迹斑斑的带锯，这带锯曾是吴春红当年家境殷实的象征，他用来加工木材，雇了几个工人，“那时候每天拿到手里的钱有好几百，还都是现金。”

到了冬天，吴春红把院子收拾了一下，割掉杂草，扔掉些杂物，院子和屋子干净了些，但还是没法住人，也显得更加空旷。

还是得把房子翻修下，故土难离，他和老迈的父母都准备在周岗村里终老。但这些年来家人为他申诉、奔波，出狱后他连续几个月治病，现在不仅没钱修房，还欠下了三十多万元的外债。

说来说去，他总是说到钱。吴春红现在知道，钱比什么都重要。

从初春到寒冬，他身上还穿着4月出狱时女儿给他买的那件棉衣。那时候他不问价钱，“一件棉衣，能值几个钱？”后来他听说一件棉衣就花了四五百，眼睛都瞪圆了，“90年我结婚，盖了这间婚房，工人的工钱一共才花了四百六十块。”

天冷的时候，他的女婿带他去商场，想给他添件新的棉衣。他不干，在商场转了转，死活也不肯买，“就这一个衣衫就可以了。”

▲吴春红和父母一起吃午饭

看到女儿女婿，看到儿子、父母，吴春红总觉得难受，觉得对不起一家人。出事前，父母身体尚好，儿女也有他呵护；出狱后，父母老得快走不动了，儿女长大成人，却更令他操心。

2004年吴春红被警方带走时，女儿吴莉莉12岁，儿子吴云磊9岁。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原本不愁吃喝的日子变了。吴春红的妻子外出打工了，“一个女人干着男人才干的体力活”；两个孩子或许想过上大学，但早早就辍学了，现在都在本地打工。

吴春红出狱后不久，妻子就又回到了佛山的一家灯具厂做装卸工，每个月工资和加班费到手能有3000多元。他的妻子也已经50岁了。

他无可奈何。“一日夫妻百日恩呀”，那扇铁窗将二人分隔16年，他渴望一家人其乐融融过日子，没想到还是分居两地，“没办法，她也是为了我的家庭呀。我出来以后，家里没钱；我想挣钱，暂时也挣不了。”

他现在的压力比在监狱时还大，在监狱，他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如何给自己平冤昭雪；现在他要想着怎么尽快把妻子接回来，把儿子的婚事解决，把父母的养老问题安排好。

“我感激他们。但越是感激，越觉得亏欠。”泪水溢出，“我亏欠他们的太多了，怎么还？”

“你还不了！你亏欠一辈子！”吴春红母亲在一边打断了他的话，年过七旬的老人也跟着哭了。

【钱】

儿子吴云磊26岁了，还没有订媒，这让吴春红觉得窝火。

他听说儿子以前也处过对象，但因为没房没车，婚事最终没成。他简单想了想国家赔偿金下来后的打算：先还了家里30多万的负债，把老家的房子盖了，再解决儿子的房、车、彩礼钱，剩下的补偿给家人。

“按照这个开销，262万很快就会花完。”吴春红重新回到社会，对物价已经很是了解了，所以他很在意国家赔偿的金额，对河南高院262万余元的赔偿决定强烈不满，继续向最高院申请复议，请求赔偿1872万余元。

他的申请金额包括人身自由赔偿972万余元、精神损害赔偿500万元、误工费和补偿费200万元、相关医疗费用200万元等。

河南高院决定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194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8万元。误工费、医疗费用则完全不予支持。

“有人说我要得高，说我狮子大开口。”吴春红不觉得，“我在里面受的罪，只有我知道。一个人24小时在监狱里服刑，见不到家人朋友；外面的人工作8小时下班回家，我在里面做完工，还关在监狱里。”

吴春红其实很清楚，按照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他不可能获得1872万元的赔偿金，“我就是想表达出来。从我的角度、从我家庭的角度，一点也不多。”

▲吴春红身患多种疾病。

虽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在监狱服刑，但事实上，“全家几代人的命运都被改写了，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的妻儿、父母，16年在外面为我申诉。他们失去的，谁来承担？”

“如果那些骂我的网友能体会到我的痛苦，他们不会觉得我要得高。”吴春红说，最终能获得多少赔偿，会尊重最高院的决定，“我只是要把我们一家人的痛苦、损失说出来，让国家知道，冤案不仅是改变了一个人，该获得赔偿的，也不仅是一个人。”

现在，还没有最终的结论。赔偿金还没下来，吴春红已经无钱看病了。12月21日，他在女儿女婿陪同下，去到河南高院，申请50万元司法救助金，“希望赔偿金下来前，能通过司法救助，让我们一家人渡过眼前难关。”

但相关工作人员说，由于无法联系到法官，无法接收其申请司法救助的材料。

按照相关工作人员提供的法官电话，吴春红连着好几天不停打电话，他太着急了。但电话要么无人接听，要么说“不负责这事”。无奈之下，他只得通过邮寄方式，把材料寄给了相关法官、相关部门。

“我以前知道父母、孩子在给我申诉、跑各个部门，但我不知道这么难。”吴春红说，自己亲自跑了这一趟，才知道原来仅仅是递交一份材料，都可能会“跑断腿”。

【名】

吴春红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能接打电话、用手写输入法打字，也经常浏览短视频平台的资讯。

他谈起2020年另一名知名蒙冤平反者的遭遇：“他回来时，媳妇改嫁了，儿子二十多年没去监狱看过他。和他相比，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的家人一直都在，儿子女儿这些年不间断地去监狱看我，不管我在里面还是在外面，这个家一直没有散。”

看到这名蒙冤平反者部分家属在互联网上的活跃行为，他们带货、拍搞笑视频，吴春红又感到不能理解，“感觉像是在作秀。二十多年的冤屈，不应该被这样嘻嘻哈哈消费。”

学会上网之后，吴春红看到网上有很多对他质疑的声音。仍有不少声音认为，只是“疑罪从无”罢了，他仍旧是当年命案最大的嫌疑人。

对此种说法，吴春红的再审辩护人、北京京谷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长青曾在微博中称，“司法判决坚持的是司法标准，和生活经验标准是有区别的。”

李长青说，吴春红是清清白白的，“这是因为我更近距离接触了案件本身……我相信法官的内心也得到了这样的确信。但凡有一丝含糊，也不会判无罪。如果是吴春红干的，100%翻不了案。”

吴春红自己对这些质疑的言论倒是毫不在意，“嘴长在别人身上，随便他们说。现在拿出来的证据、事实，能够证明我是被冤枉的。只要自己走得正，不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拍拍自己的胸膛。

他注册了微信，微信名是“朗朗今生”，“我的一生清清白白，明明晃晃，没做过犯法的事。”

▲吴春红和家人在一起

摆在眼前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开启自己的人生下半场。

16岁时，吴春红辍了学，跟父亲外出打工，后来在家做木工，一直持续到出事那年。“只会干木工”，他想去找工作，不工作没办法，国家赔偿的钱没下来，家里又欠了几十万，“别人说我有皮肤病，不要我。”

他反复跟人解释，这是银屑病，不是传染性疾病，没人信，“他们都离我离得远远的。”

他不觉得自己老了，“我五十岁，还年轻，还能动，还能再干20年。虽然我右眼看不见了，但模模糊糊也能干活。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帮忙，解决我工作的问题。”

在变得更老之前，吴春红想自食其力，“不管国家赔偿款最终有多少，我不干活的情况下，给多少钱也能花完。不能指望国家赔偿款来生活，我还得自己努力。”

红星新闻记者 王剑强 发自河南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