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이 글은 샹뱌오, <주변의 상실>에 실린 조문영 선생님의 추천사를 공역자인 우자한 선생님이 중국어로 번역한 글입니다. 조문영, 우자한 선생님의 허락하에 싣습니다.

混沌与生活的力量
——《把自己作为方法》推荐文
赵文英 延世大学 文化人类学教授 / 牛紫韩译

“中国变成什么样，让下一代人去管。我们没有必要去替他们考虑、设计什么蓝图。”

读到项飚这句话，我心头一震。过去十余年，国内外的专家们面对中国崛起，难道不是总想添补些自己的意见吗？从“超级中国”到“中国威胁论”，为曾在现代的隘口迷失方向，却又转眼间飞速发展变为可与美国较量的中国写下某种叙事，是很久以来中国学的基本任务。与中国发展携手同行的中国学者们难道不是更集中地专注于“中国话语”吗？不再满足一味守势地防御来自西方的牵制，而是冀望本国与本国文明能变成与西方相异的另一个“普遍”。在投身建立新的国际规范和理论时，这些学者甚至会将“左右之分”都抛之脑后。
但项飚却淡淡地表示自己对平稳的“中国叙述”并无兴趣。他认为“中国”是人们的实践，而因为实践原本就有散发性的特点，所以只能以开放的形式延续下去。项飚诘问道：“为什么一定要用国家叙述去看世界呢？一定要有中国叙述，其实可能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不自信，需要一个很大的帽子来戴，这样才会觉得安全。”
人类学家项飚摆脱了“中国人一定要为中国辩护”的强迫使命感，相对自由地做着自己的研究。作为跨境的移居者和研究移民的学者，他也过着一种越境的生活。项飚生长于浙江温州，本科、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并在英国牛津大学获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在新加坡访问研究时，机缘巧合结识了自己的日本妻子，并在2004年成为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他因移民研究中的斐然成就受到广泛认可，自2021年起正式在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任职，组建、领导“经济实验人类学”小组。
本科、研究生六年，项飚在北京近郊的浙江村展开田野调查，并以此写成《跨越边界的社区》（2000）一书。2005年，此书英译为“Transcending Boundaries” ，2018年，英文版又作为当代经典被再版。浙江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最大的廉价服装生产基地，也是由温州籍农民构成的一个同乡人社区。《跨越边界的社区》正是一部关于浙江村变迁史的民族志。在那之后，以博士论文修改成的第二本著作《“全球”猎身》则从项飚个人对于移民这个研究母题的兴趣出发，最终扩展到对连接印度与澳洲IT产业的全球政治经济的深入分析探讨。2008年，这本书获美国人类学界的安冬尼•里兹奖。全球IT产业以开发项目为轴心、咨询公司为媒介对印度软件开发者进行录用，这样一种劳动分配被称为“猎身”(body shopping) 。项飚没有将“猎身”的移动性局限在全球外包或弹性劳动化等新自由主义的相关分析中，而是通过精密地追踪“嫁妆-印度亲族关系”、IT培训机构等中介组织的运转，从制度、政治、经济、文化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综合分析。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项飚的人类学轨迹。但即使不清楚他的专业研究，也并不妨碍理解他在中国出版的对话集《把自己作为方法》。因为项飚并未因要获得学界认可而被束缚在特定的谱系与风格中，反而在访谈时用最平实的语言表达着自己的思考与想法。这本书的韩文版在原书基础上更是添加了他的媒体采访、演讲稿以及译者述评。作为移居(学)者，项飚或已观察、感受、实践了无数的连接。当他再次回到起点、同自己的祖国进行接触的瞬间，这个瞬间充满真心、充满张力。他把同吴琦的访谈看作是与中国年轻人的一次对话机会，没有用新的形而上为青年们换掉“国家与民族的帽子”，而是建议他们去审视自己（没有自信感）的生活。北京、牛津、温州，不停地移动，不停地变换访谈主题。学习和做学问的意义、知识分子的角色、新自由主义、一体化的市场竞争、平台经济、贫困与劳动、本地与全球、文明与战争。项飚用“意义的即时性”、“附近的消失”、“残忍的道德主义”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深刻分析着诸如这般多样的主题。
项飚这股洞察混沌时代的力量自何处来？以访谈看，从故乡温州汲取的丰沛智慧起了不小作用。从重视具体且实用方法的同乡人那里获得的灵感也使他多以“乡绅”的视角来省思对待世界的方法、态度与气质。项飚所期待的乡绅，是着重把握日常肌理，观察、记录细节的人；是不被中心同化，反而知道如何同中心保持适当距离的人。但是现代社会量产的是对周围世界冷漠的自我。不是过度沉溺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就是热衷发表宏大言论。把交易过程中的摩擦视作障碍的市场、减少物理层面劳苦的平台，“附近的消失”因此被不断加剧着。在不知不觉间，（如同与项飚对谈时许知远所说）我们全部成了旁观者。
访谈时，项飚作为人类学家展现出的那份脚踏实地的坦诚与谦虚也令人印象深刻。人类学家无论是谁，只要在田野调查中同（不是虚构人物）活生生的人长久相处，都不可避免地会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不对称关系、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产生自省。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将这个时期以正常或理性来定义的人层出不穷。但是项飚反问道：“这是谁的正常？高考恢复对农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事吗？”他敏锐地指出：“恢复高考把此前的官僚和城市知识分子一下子拢进来，其实是一个政党和当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精英的重新联盟。”
对停留于主流社会的拒绝、作为在外散居 (diaspora) 学者散发的灵动狡黠也使项飚的评论处处一针见血。当移动变为生活本身，对自己亲历的时代与场景本应生出日益渐多的感伤思念。可在无数中国知识分子怀念着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项飚却强调比起重寻当时激情，恢复与大众经验息息相关的具体性才是当务之急。他曾就读的北京大学有着一股作为抵抗运动的历史舞台所具有的自豪感。但项飚却从北大的反抗精神中识出了一种“我即为正确”的危险自信、读出了一种“我应为中心”的英雄主义。与不时夸夸其谈的北京精英们不同，他在新加坡遇到的研究者们越是谈论宏大，越是从点点滴滴入手，将细致的努力投入到“过程”中去。
事实上，用“温州人”、“人类学家”、“移居者”这些单个的标签都不足以说明项飚。他那股透视时代的力量其实源于的是他“自己”。对话集的标题“把自己作为方法”，也正是将自己作为具体理解世界的出发点之一，提出了“把自我经验视作问题”的方法。这里的“自己”不是内外界限分明的孤立个体，而是借与其他存在建立关系而不断更新的连接网络。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饶有兴趣地关注着途径温州、北京、牛津、新加坡的项飚在不同的地方是如何一边与各式各样的人、制度、话语、环境相互作用，一边改善、反省、更新着名为“自己”的连接网络的。同时，项飚没有在混沌之外远远漠视，反而像大家一样因生活在混沌中心而自然而然陷于不安。这一点也唤起我的共鸣。年少成名的负担，因沉浸田野的琐碎日常导致疏忽建立理论基础而带来的焦虑，未能阅读大量“理论经典”而无法深入知识分子世界生出的复杂心境，对来自友人-“在自己的研究中感受不到情感”-的批判产生的深思以及因资料不足而对研究主题迟迟无法动笔的一丝消沉等等。瘦削的身体里发出的这些真挚声音让同为人类学家的我感到一种亲密感。项飚竭力试图与周遭世界步调一致的同时不停地打磨着自己观察混沌时代的力量，打磨着与混沌共生的力量。这正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简言之，人类学家项飚从自我经验出发，经由众多的遇见与对话，精密地编织着名为“自己”的连接网络。同时，他的这本对话集也可使读者深化对于这个时代存在的许多冲突矛盾、中国、甚至对于他们自己的理解。在整个过程中，项飚提出要形成一种图景。即，创造某种透视世界的原理或方法。图景不是支配自己和世界的先验，而是仿若通过具体观察、参与、深思创造出的“作品”。证明、展示作为大国飞速发展的“中国话语”对项飚而言意味着一种悖论。“要证明自己其实就是没有自己，意思是说，要通过已经预设的原则和标准、别人的逻辑和流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其实是取悦别人，把自己搞没有了。”
今时今日，当韩国的大众舆论谈及中国青年，常会把他们视作“中国话语”的拥趸或21世纪的“红卫兵”。殊不知，他们才是积极呼应着项飚文章、访谈的集体。《把自己作为方法》在中国卖出20万册，项飚参与的播客仅上线一周播放量就超过10万。中国青年们的不安、迷惘、精疲力竭引起项飚的关注，项飚以自己作为方法描绘的图景又带给青年们灵感与慰藉。那么，这本对话集的韩文版会如何与同样生活在混沌时代的韩国读者们相遇呢？相信一定会有人与呈现出“另一个中国”的项飚以及他的实践交相呼应，也应会有人回过头仔细地审视名为“自己”的连接网络。我为自己可以成为这样的读者在这里向项飚、他的对谈者、译者以及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