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黄建新解析《1921》:用电影语言展现历史的壮阔
“起来,被咒骂跟着的,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将要沸腾了,预备着去打死战吧……”铿锵有力的《国际歌》(1920年,郑振铎、耿济之译本),在电影《1921》中多次出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对于这段光辉而伟大的历史,中国电影历史上30年前有过《开天辟地》、10年前有了《建党伟业》。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黄建新自2009年同韩三平联合执导《建国大业》始,2011年执导《建党伟业》,2017年监制《建军大业》,至2019年执导《决胜时刻》,这十余年间更是担纲多部主旋律题材商业电影的监制。他见证了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大发展与大繁荣,毫无疑问是此类题材领域的专家,是以此次监制、执导(联合执导郑大圣)庆祝建党百年之作《1921》,可谓当仁不让。
对于黄建新而言,过往的履历既是经验与资历,某种意义而言,也是此次重新创作、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的“包袱”。他必须有所突破,才能不负众望。正如他在早先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回过头再去看《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两部电影,觉得很像编年史,跟传统意义上观众理解的那种故事片不太一样,是比较少见的类型。编年史电影有优点,可以当作一个历史的参照系,让观众产生进一步去探求的兴趣,缺点就是人物塑造会相对较弱。电影最好还是不要按照历史事件的编年进程,而是要以人为中心来叙事和表情达意。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觉得新的电影可以转换一下思路。”
这个思路观照进《1921》成片,便是电影不再采用编年叙事,而是着力刻画1921年,几个月间中国共产党筹备、成立的“历史横截面”,进而以故事片,同时参鉴谍战类型片的手法,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是中国国内风云际会的大事件,更是国际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重要一环。
【对话】
做成故事片,不再是纵向的编年史
澎湃新闻
:从2011年的《建党伟业》到2021年的《1921》,同一个题材,都是由你来拍,能否介绍下此间的迭代与变化?
黄建新
:当年《建党伟业》还是走“宏大叙事”的拍法,主要是讲那一段历史时期发生的大事,进而解释清楚为什么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观众会看到从1911武昌起义到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张勋复辟、护法运动,五四运动,一直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全片近两个多小时,真正讲述“诞生”只有19分钟,当时的着力点在于通过讲述各方势力,实验也好,实践也罢,救国都失败了,所以,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而这条逻辑线在《建党伟业》里已经讲完了,到了《1921》,我们要讲的是,即使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是这批人在1921年建党?进而仅仅用了28年的时间就推翻了一个旧社会,建立了新中国。思路变了,相应的拍摄手法也要变化。
澎湃新闻
:我注意到在《1921》的开头和结尾,用到了《建党伟业》《决胜时刻》以及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等多部早年间的电影或纪录片画面,而且这些画面大都处理为黑白影像的形式,呈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大历史”。
黄建新
:这些“老电影”的画面大部分都是我过往自己拍的(笑)。我大量选的是故事片镜头,第一个镜头是鸦片战争,谢晋导演拍的(《鸦片战争》,1997年)。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在找不到故事片镜头,才用了三个纪录片的镜头。当然,也有些镜头是我们这次拍的,比如故宫里那些遗老遗少在惶惶跑动的镜头,从彩色变成了黑白。
澎湃新闻
:回到《1921》这部电影,谈谈前期构想的故事轮廓。
黄建新
:《1921》是在讲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转折时刻,电影本身是在通过影像形态“复述”历史。这段历史教科书里都讲过,我们则是要通过电影自身的魅力,呈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这些角色是包含了历史真实和创作空间的集合。我还是希望电影能进入“叙事人物”的状态,而不是单纯的“客观介绍历史”的状态,用生动的电影语言向观众展现1921年的波澜壮阔,这些影像会同今天的观众达成一种心灵上的共鸣和继承。
澎湃新闻
:如何去逻辑串连1921年的国际、国内时局?这次《1921》相较于过往同题材电影呈现出了相当的开阔度。
黄建新
:后来发现对于1921年,其实可以展开两个维度来建立这个故事。因为1921年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不平凡的。
首先,那一年共产国际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认为俄国十月革命通过武装起义完成了政权更迭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声空前高涨。这个口号中有个关键词就是“全世界”,这提醒了我们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仅是国内孤立的事件,而是要放在国际大背景下通盘考量。从中国来讲,量变的积累也到了质变的一天,通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前期的鼓呼和介绍,以及国内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也到了共产党应运而生的时刻。
共产国际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应的,列宁派出了很多代表到全世界各地去指导革命,荷兰共产党人马林就是列宁委派到远东地区的代表,他负责帮助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自己的政党。
上世纪初,远东的中心就是上海,上海是远东最发达的所在。所以马林到了上海后,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共产党人也就向上海汇集,做汇报。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请在日本的合作伙伴代为查阅1921年前后有无日本共产党人来沪同共产国际代表会面的记录,他们居然就在日本警视厅的档案里查到了当年的密电,内容为1921年6月30号,要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且这些代表来自长沙、武汉、上海、北京、苏州(系日方情报错误)等地,日本会有代表参加。
日本政府和军方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是否会成立共产党?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在华的满蒙政策,所以也会派密探来沪跟踪。在《1921》中,日本密探这条线和共产国际代表参会的线索并行,因为日本共产党人也要在上海同共产国际的代表做汇报,领取活动经费。
其实梳理下来,偶然中一定有必然的因素,租界的巡捕一直绷着根神经,监视着异动,防止社团闹事,突然发现有多人聚集,而且还有两个外国人进进出出,必然会引起怀疑。如此以来,几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整个电影的故事线就支撑了起来。
完整的故事线就需要有贯穿人物
澎湃新闻
:过往说老上海是国际谍战的孤岛,更多是指淞沪会战爆发后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这段时期。这次《1921》其实就给出了谍战片,而且是国际视野下谍战各方涌动的感觉。
黄建新
:没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欧洲乃至全球震荡。共产国际的一举一动都被西方列强所监视甚至破坏,从马林在奥地利被驱逐,再到上海一直就被各方势力所监控,这本身就有谍战戏的感觉了。再加上尼克尔斯基,他是从苏联先行来到上海的,同马林一起参加了中国一大。但实际上他曾有过特工背景,所以片中他会驾驶以及具备很多反侦察能力也就不足为奇。这样就可以让不少年轻观众,不经过太多前期的历史知识储备,单从故事的紧张感就可以进入到电影中去。
澎湃新闻
:同《建党伟业》群像式的人物呈现不同的是,《1921》中存在几个贯穿人物,比如李达、王会悟夫妇,怎么选定的呢?
黄建新
后来我们选择了李达。首先,李达和李汉俊,是被委托来组织此次中共在上海的成立大会;第二点是一大结束的时候,李达被选进了中央局三位核心领导之一——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组织委员张国焘、宣传委员李达,从这个角度就看出他当时在党内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所以选他作为贯穿人物是合适的。
这两个人物在一起,又是夫妻,很多新时代的特质都在他们身上有体现。在他们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倔强,比如李达会同国际代表据理力争。他们二人负责召集各地的代表来到上海,帮着安顿,组织会议,直到有密探破坏,还是王会悟提出将余下会议的地点改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
片中有一段王会悟要去向博文女校的校长借校舍,但她不会撒谎,一说谎话就脸红,李达就给她出主意说,见到校长开口说话前先跑跑步,用上气不接下气来掩饰自己的紧张,这就显示了两人的风趣,生活化的一面。
再者,二大的会址,也是在离李达夫妇很近的地方召开的,那时候王会悟已经生了孩子,襁褓中的婴孩和一个新生的政党带有一种预示和寓意,代表了未来的希望。
澎湃新闻
:提到未来,其实一大代表们未来的路也不尽相同。在群像塑造中,电影实际上是做到了“顾后、瞻前”,比如周佛海、陈公博在上海的初见,已经显露出他们未来人生取向和选择的端倪。
黄建新
:陈公博来了上海以后,没跟别的代表住在一起,因为他比较有钱。我认为这些细节的刻画,对人物的未来是有一些影响的。这些人按说都不缺钱,他们大都有很好的工作,或者可以预见的前途,但为了一个信仰都放弃了。
像毛泽东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之中吃的那种苦,能够到了最后再坚持一下的精神,不是所有人都能具备的。因此在未来奋斗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有些人离开的情况,同时也有一些人会坚持到底,甚至流血牺牲。如片中所见,李大钊、何叔衡、邓恩铭、杨开慧、李汉俊等后来都牺牲了。
所以,一大开会过程中有一些小波折,跟未来的所经所历相比可能只是波澜不惊,因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把一个封建的、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旧社会推翻,建立一个新中国,他们其实就已经把生命交托了出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提着脑袋干革命”。
片尾我们用了一段《解放了的中国》的纪录片镜头:新中国成立当天,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这两个人了。
“心中有信仰,眼里有光芒”
澎湃新闻
:为电影掌镜的摄影师曹郁,你同他在片场有何交流?
黄建新
:曹郁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摄影师,请他来的时候我们俩谈了很多,围绕要拍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是一个暗淡的、压抑的,还是一个有青春气息、向前涌动的电影?当然我们都选择了后者。如果说要求,就是这一次的片子主要是写人物,我希望摄影机能一直帮着我追着戏剧点最准确那一瞬间的人物表情。
曹郁的优点在于,懂得戏剧微妙之处见真章,并能准确地捕捉到这个瞬间。技术的布光之类,大家可以通过协调去完成,但扛着摄影机说抓就能抓到演员最精确的表演状态,这只能靠艺术直觉,他的摄影机就像是演员一样在同所有的角色互动。
我一直认为好的电影是能够激活潜意识的电影,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镜头,就可以让人看得热血澎湃,泪流满面。这个感觉很难用理论去说清,但艺术家最后追求的就是这个,能够击中观众内心最柔软所在的那一下。
澎湃新闻
:电影配乐是知名音乐人梅林茂,谈谈你同他的交流和要求。
黄建新
:配乐上,首先定下来的是要做一个不同于美国大片配乐的感觉,配乐上我们要找一位艺术家。制片人找到梅林茂之后,他看完剧本反馈来说,这是一部理想主义的电影啊!他认为,理想主义者认定的方向,才是人类进步的源动力,没有理想主义的想象与向往,其实人是没有方向的。
澎湃新闻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你是位老党员,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谈谈你在筹备电影过程中的所思所感?
黄建新
黄建新在《1921》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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