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就算金庸没去世 那个时代也早就结束了|独家

金庸

2018年10月30日，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享年94岁。消息一经传出便如重磅炸弹引燃，整个华语世界陷入沉痛悼念的氛围之中。

著名作家马家辉自1997年开始在金庸创办的《明报》任职副总编辑，在接受凤凰网文化独家连线时，谈及在《明报》的那段经历，马家辉表示金庸就像一位大将军，不仅自己能征善战，还懂得将每一个人放在最适合的岗位。“就算20年过去，《明报》已经不是他的了，可《明报》还是一个响亮的招牌，大家都以曾经进入《明报》工作为荣。《明报》精神也是他在武侠小说以外留下来的一个很大的标记。”

在马家辉看来，金庸能够依靠写作获得成功，很大原因是因为这正是那个年代的特性，那是一个“提着一支笔就能闯出一片江湖”的时代。所以除了金庸，在那个年代还出了很多像倪匡、胡菊人和梁小中这样的人物。而随着后来资本和媒体运作的进入，讲究团队化的操作和多媒体的展现形式，个人的单打独斗已经很难出人头地，“就算金庸没有去世，那个时代也早已经结束了”。

马家辉将金庸作品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归功于作品本身的情节、人物和语言。金庸的作品通过传统中文的习惯而不是欧化的语言，将读者带入忠与孝、情与国、明与暗等等两难的困境之中，使得每一个华人都可以在金庸的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但马家辉不认为金庸的小说是在宣扬家国情怀，恰恰相反的是，金庸是在借小说表达那一代人对家国情怀的怀疑，“他是用故事来替所有人来说话，而不是来替家国说话”。

独家连线内容如下。

马家辉

就算金庸没有去世，那个时代也早就结束了

凤凰网文化：金庸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来一天了，您现在有什么感想？

马家辉：他去世后我脑海就想着几个人，因为那是一个很独特的年代，50年代，大江南北的人都来香港，那个年代是资本还没开始大规模运作的年代。大江南北来的人其中有些是对文字有兴趣，也有能力的，他们拿着一支笔，就像拿着一把剑跑进江湖里面，有点像美国西部世界，去圈地就对了，就可以圈到。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可是基本上你有一只笔就像有一把剑，可以打出自己的天下。不像现在，跟现在对比起来现在是比较难的，现在都要网络运作，动不动就团队运作。当时你有一只笔你就可以写专栏，那些报纸抢着找你写专栏，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出了很多不同的人物，金庸当然是最成功的一个，可是香港当时也有不同的人物，有意思的人物。

金庸去世我脑海马上就浮现了几张脸，一张就是倪匡，他跟金庸是同一个档次的文字侠客，我今天看到媒体对他简短的电话采访，他也说那个年代所说重量级的作家一个一个去了，就只剩我一个了，他也有这种感叹。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还是他们彼此惜英雄重英雄，互相懂得对方，我就想到倪匡一定感慨特别大。倪匡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看别人报纸写的小说他就觉得写的很糟糕，旁边的人就说你那么牛你来写吧，只会批评。结果他写了稿子投给报社，报社马上找他写稿，开专栏，那个年代是有这种机会的。

另外一个人你们内地可能陌生，可是很有意思，叫胡菊人，他也是来香港写作，当时在金庸那里主编《明报》月刊做的很好，后来1981年有一个台湾的老板，从美国回来的，就创办《中报》和《中报》月刊，很明显是要跟明报对着干，就找胡菊人去当总编辑。金庸当然就挽留他，也是惜英雄重英雄，提醒他这个老板绝对不可靠，他的资金来源很不可靠，你去那边的话，第一个，我的判断是你没有办法跟他相处的久的，第二点就是假如你那边出什么状况，你就回来吧，还给胡菊人践行，当众送他一块劳力士的金表，在当时是文坛很大的新闻。果然胡菊人去了那边，好像才不到一年就离开了，拍桌子离开了，那个《中报》和《中报月刊》很快就倒了，听说胡菊人离开的时候还借酒消愁，头发一夜之间白掉，一夜白头，后来他自己创办了百姓半月刊。胡菊人是香港传媒界很重要的英雄人物、知识分子，他年纪比金庸小几岁，现在加拿大，我就想到远在加拿大的胡菊人如果听到金庸去世的消息，回首前程会是怎样感慨万千。

还有一号人物叫梁小中，他本名叫梁大中，后来他觉得人不能那么骄傲，要谦虚，就叫“小中”，笔名叫石人，什么都写。梁小中很有影响力的，黄霑也说自己系出梁门，他说梁小中懂得怎么写东西的秘诀。梁小中在40年代来了香港，就靠一只笔养大了一家七八口人，小孩子读了医学博士之类的，他自己也办过报，也成功过，也失败过，他自己说办了三次报纸都失败了。他也在金庸手下工作过，我年轻的时候他是前辈，请我吃饭聊天，听了很多他讲的金庸的事情，他自己说替金庸代过笔，当然这是他自己说而已，后来几年前去世了。我还记得他跟我说，家辉，我用一只笔养活了一家人，看起来风光，可是我真的写到眼睛都瞎掉了。他视力很差，他看东西好像要靠鼻子来闻一样，靠得很近，他就劝我与其当写稿佬，不如多读点书，稿子以外的世界很大的。我后来好多年后读完博士自己弄了一个部落格，就取名叫做“稿纸以外”。

当金庸去世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人，倪匡、胡菊人、梁小中……我就想到这些人的脸，那个年代是个江湖，这些人都是侠客。

当然，金庸就不仅是侠客了，他也是皇帝、大将军，大将军有一个本领，当成功的大将军除了自己会打仗以外，通常的超级领袖都懂得用人，金庸一方面对他报社的员工很苛刻的，要节省，另外一方面他非常懂得用人，看到谁是人才就找进去，然后对你非常礼遇，礼遇不一定是钱方面的礼遇，是给你训练，教你，提点你，把你放在最适合你的岗位。你是适合写社论的人就给你写社论，你最适合当编辑请你当编辑，你是适合出来应酬的，他给你当对外的，用人非常准确。所以他创办了《明报》这么多年来，就算20年了，《明报》已经不是他的了，可《明报》还是一个响亮的招牌，大家都以曾经进入《明报》工作为荣。《明报》精神，这也是他在武侠小说以外留下来的一个很大的标记。

凤凰网文化：那您认为随着金庸的逝去，这样一个时代也算是基本结束了吗？

马家辉：早就结束了，就算金庸没有去世也结束了。我从金庸想到一些人的脸、一些人的名字，然后想到那个年代的特性，我们回看那个年代的时候，与其只看到金庸他的成就，要知道是因为当时的江湖有当时的特点，那时比较开放的。就像刚才打的比喻，一只笔就是一把剑，有本领的人你就能够打出一个门派一个派系，不像现在，你有本领的话也不容易单打独斗，都是团队，还有拍视频，还有语音，当时你就摊开稿子就写。假如没有那个开放的年代，金庸、倪匡、胡菊人和梁小中这些人想要写出来也不容易。

并非说金庸不在了那个时代就结束了，那个时代早就结束了，过了90年代，到了21世纪资本的密集运作、媒体运作，时代就变了。我是想借金庸来重新回望那个年代的特点。

金庸作品《鹿鼎记》

在金庸的小说中，能看到现实中每个人的影子

凤凰网文化：您认为金庸作品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马家辉：金庸小说的精彩其中一点在于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你在里面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看到你朋友的，有阴沉的，有奸诈的，有善良的，有无知的，有重情的，有爱国的，有两面人，都有，不管你是好人坏人，阴暗的光明的，重爱情的重情意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眼熟的人，所以金庸就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

而且很一点很重要，金庸的故事是他用中文来写中文，不是用欧化语言来写中文，他透过他丰富的人物，还有精彩的情节，来把人带进很多两难的处境里面，在忠和孝之间选择，在情和国之间选择，在明和暗之间选择，在自己和外界世界之间选择。这种两难困局我觉得跟中国文化价值是相通的，我们从孔子、孟子年代已经常说了，鱼与熊掌难以兼得，老爸犯了案你怎么办，你要不要判他关他杀他还是带着他跑路，这种两难困局经常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情节。说金庸小说的人物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他往往把读者带进两难困局里面，怎样来面对，怎么来选择，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是常说什么英雄吗，所谓英雄不是你武功很厉害。英雄就是你在一个两难困局里面你付出了勇气，而且你选择、你坚持就是英雄。当然，背后又以侠义来打底，所谓侠就是勇气，我们过去说金庸小说是一个大义小说，我们做大侠，就是你做英雄的勇气、胆量和坚持。所以他的小说之所以成为全球华人共同语言，这种把人带进那个两难困局里面，去感受、去想象，去当一回英雄，我觉得这就是动人的地方。

凤凰网文化：对于您本人来说，您最喜欢金庸哪一部作品？

马家辉：我都喜欢啊，我觉得你不能也通常不会只看一部金庸，通常都是一口气看好几部。我不会说有最喜欢的，就是不同的年纪有不同被感动的一些作品。像年轻时候比较感动于《神雕峡侣》之类的，因为爱情比较多，《天龙八部》里奇奇怪怪的武功，阴阳怪气的人等等。后来年纪比较大了，反而喜欢韦小宝，不一定是因为韦小宝娶了那么多老婆，而是你会看到韦小宝他好玩，在韦小宝眼中其实是没有坏人的，在他眼中就算你再怎么坏，他好像都能理解你，都能体谅你。他很努力地在坏人和好人之间，找出一个双赢的方案，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做，那就变成中国人那种圆滑事故，甚至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体贴。那种心态可能是有点老了，也比较欣赏这种心态，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滑头的小子只会拍马屁，只会吹牛，可是自己年纪大了，就明白他的苦衷。再坏的人有他坏的想法和理由，我们不一定认同，不一定接受，可是假如我们能够体谅理解，是不是世界上的事都能找到一条一起向善的出路，而不是非得选择你死我亡呢。所以不同时间不同年龄读金庸，就有不同的感受。

金庸作品《天龙八部》改编电视剧剧照

金庸的小说表达了那一代人对家国情怀的怀疑

凤凰网文化：现在有很多分析，认为金庸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华人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作品一直根植于华人的一种家国情怀，就像您说他作品里面设置的两难处境，很多也是在家国和个人私情之间的抉择；还有就是金庸先生在作品中对每个人物好像都着一种较为悲悯的心态，他不是以一种个人的娱乐的心态来进行创作的，而现在很多武侠、仙侠小说，都不再涉及家国情怀和悲悯情怀，偏向个人和娱乐，您怎么看待武侠的这种转变呢？是这个时代变了吗？

马家辉：我有两点回应。第一，你说家国情怀，看你怎么样来定义情怀，当然，家国这种概念对于华人来说很重要很关键，可是假如你把情怀定义为我们无论如何要对家国尽忠，我就很怀疑。与其说他是这种家国情怀，不如说他小说里面好多人物都在怀疑家国情怀，一方面好像对于大传统、大道德所灌输的家国情怀有感觉、要承担，可是承担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怀疑、很多的质疑、很多的犹疑、很多的焦虑，所以我觉得这才是让读者动容的地方。

等于他是用故事来替所有人来说话，而不是来替家国说话，假如你说为了能够让全球华人喜欢，因为有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个方向我就不太认同，他不是因为表达了家国情怀让人家动容，而是他在里面的故事跟人物里面，表达在家国情怀这种大传统、大道统、大道德下面，个人如何疏解这种处境。甚至有时候他在韦小宝的作品里面，去调侃这种家国情怀，甚至在《笑傲江湖》里面，那些人物以家国之名做尽种种奇奇怪怪的不好的事。所以我是倒过来看，不是因为家国情怀让大家喜欢，反而是展露了在家国情怀大道统下面，人困难的处境，那种遭遇，让我们身同感受。

这个不表示我们不爱国不爱家，而是表示我们再怎么爱国，我们再怎么爱家，我们都是人，我们有我们的七情六欲，有我们个人的目标，有我们个人的人生议程，但往往都被大道统、被外面一个所谓江湖的互斗压抑下来，我们如何在这种压抑下找寻我们的出路呢？我觉得这至少是让我这种读者动容的地方。因为假如你说是因为家国情怀，当时有太多不同类型的小说都讲家国情怀，为什么不让人动容呢？

第二点，你说到这两种类型武侠小说的对比，我也不觉得这种差异是因为时代的改变，因为当时除了金庸以外也有其他人，比如梁羽生他们也写武侠小说，里面也不一定都得讲家国情怀，那时候也不一定是所有武侠小说都是悲悯的，不是说现在没有悲悯，那时候有，我不觉得。当时也有很多讲武侠、仙侠，也都没有悲悯，我觉得不一定是时代的转变。新时代当然有新时代的特点，但我没有怎么看近来的武侠，所以没有发言权，我只是说当时很多小说都没有悲悯。可能当代小说也好，各种类型小说也好，难免会加入一些新的元素，甚至BL、同性之间的暧昧、穿越等等都有，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没有的，那个时代的人都有点“直男癌”嘛。

凤凰网文化：您提到金庸的小说中有对家国情怀的怀疑，这会不会跟当时的大背景，那一代南下香港人的心态有关系？

马家辉：我觉得难免会有关系，因为当时南下的他们，所谓南来文人来说，退一步就是在香港，北方，所谓北方就是香港以北，不肯回去，也回不去。他们眼见50年代、60年代的大陆、台湾都是高举集体主义的时代，可能作为一个写作人，一定会有这种感受和认知，这种认知和感情难免也会放进他的小说里面。最重要的还是我刚刚说的，我还是认为正因为这一点，才能够打动全球的华人，所以我喜欢用那个词，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

金庸作品《射雕英雄传》改编电视剧剧照

对金庸那一代“文学”和“文人”的理解不能太狭隘

凤凰网文化：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金庸的作品过于浅显，情节内容很理想化、甚至很幼稚，就是通俗的“爽文”，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马家辉：我真的完全没兴趣回应这种本身那么幼稚的评论，这种是很可笑的点评了。我们随便讲，古往今来，从莎士比亚开始，什么叫做浅显？什么叫理想化？什么叫现实？难道只写劳动阶层才是现实吗？金庸写的是想象世界里面的江湖，重点在于说，当作者想写，该用什么样的文笔来呈现和想象？这个又能够在读者心中引起什么效果？

好像这些东西文学评论应该懂一点，完全不认真的文学评论者就会说，我先假设有一个叫做现实的东西，我先假设有一个不是单纯想象的东西，然后套下来，说金庸小说不符合，所以你就很浅显。我觉得这种话的人还是多读点书吧，我这句话说得太重。当然这是一种看法，但就只能是他们的看法，这种看法一点意义都没有。

凤凰网文化：我们知道金庸先生之前是写政论的，您之前也是写评论的，后来都写小说，从写评论转向小说创作，这是一种情节吗？还是一种巧合？

马家辉：这不难理解，因为我们要知道，文人呐，都是文人，也有不同的想象力。当你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有这个兴趣的时候你就写了。你提这个问题的前提其实是当下，好像要把每个人分工，你是节目主持，你是评论家，你是学者，然后不断地提“跨界”这个概念。其实中国一直以来的文人，金庸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最后一代的文人，而且是成功，超成功的一个文人。中国的文人传统不是诗书画全部都通的吗？你不能说，你不是诗人吗？苏东坡写了多少策论？你为什么写评论？不是写诗吗？你为什么写书法？你怎么又画画？是不是跨界了？跨界这种概念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那种专业的分工，而且很无聊的分工，甚至是整个欧美学术基本主义化分工后的概念，所以才动不动就说跨界。其实这种概念跟中国文人的身份是有违和的，中国文人不是诗书画兼顾，甚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宋应星也好，李时珍也好，本身是诗画科学都通，那你怎么说他是跨界？这是很好笑的概念。他来玩一玩无所谓，但是作为一个观看的角度，我觉得应该倒过来反省“跨界”的概念是怎么样形成的，适不适合用在那一代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上。